监督遭遇反监督

近期,部分媒体的舆论监督引发了“通缉记者”、“打垮报社”、“抽扣报纸”等一系列应对舆论监督的恶性事件,在网络上也形成一个个热议的话题。媒体的舆论监督由以前媒体方的“我打你倒”、“我打你不倒”,变成了如今被监督方的“我倒打你”,监督遭遇反监督,老媒体遇到新问题。对此,要从社会大环境和传媒业自身的发展等方面看。

公众应对媒体更有技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媒体就是官方意见的代表,媒体的褒贬就代表着官方的定论,因此,一旦媒体上刊发了对某人的批评,也就意味着此人下一步将受到官方或组织的批评和处分。可以说,这是媒体在行使一种极端的话语权,或者说官方在利用媒体执政,媒体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生,公众对媒体几无还手之力。这个时期的社会各界对媒体的认识都很不到位,官方把媒体当成政令文件的平台,媒体人也以官方自居,倚官自重,社会公众则把媒体当成了包青天、中纪委,把铲除一切社会不公的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事实上,这种环境下的媒体承受了自身无法承受之重,致使媒体应有的职能如信息、社会预警等没有发挥出来,像个发育不良的少年,难以承载公众的厚望。

可喜的是,今天国人的文明素养有了明显的提升,人们的法治观念、媒介素养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公众对媒体的职能及角色期待都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他们认识到,在今天多元的媒体环境中,媒体不是上帝,公众也不是臣民,公众对媒体不再是简单的你说我听任其臧否,他们要加强与媒体的互动,特别是在关涉到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意识到了利用媒体力量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他们不放过媒体上对己不利的微词,要利用媒体树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形象。

要利用媒体,就要研究媒体,研究媒体的采编流程、经营模式等,以便抓住要害,控制媒体。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例表明,今天的确有一些人利用媒体为自己谋得了利益,最典型的如一些公司以广告资助控制媒体对其负面消息的,一些演艺明星如兽兽等自制绯闻诱使媒体报道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等。最近曝光的中石油新闻报道慎用词汇表,表明部分大型的公司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媒体利用技巧,他们能巧妙地借助媒体将于已不利的说法变成于已有利的,套用赵本山小品的话:厨师不看菜谱研究上兵法了,媒体已被业外人士纳入研究范畴。俗话说,不怕被偷,就怕被惦记。

对于媒体的监督性报道,一些公权力机构和商业利益集团更是有应对的招数,下面列举几种:

1.威逼:如去年中国之声记者采访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时遭遇“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质问;今年江苏卫视记者采访7・28南京爆炸案时遭遇一官员“谁让你们直播的”质问;此类问话更多的是“你还想干不”之类。这类问话底气十足,背后是权力的傲慢,因其可对媒体对记者进行制裁干预。当然,有时也是虚张声势,问话粗陋,经不住反问,只是一般情况下记者不敢反问而已,就像古时武人打仗,比胆量,大喝一声,看谁的胆大,有时能收不战而胜之效。

2.利诱: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流行的封口费,各大煤矿企业不惜以重金收买记者,以求免于被曝光。最近的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是非未定,不知后事如何。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利诱就是软招。但一般来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财色相诱之下,无数男儿竞折腰。更有的记者本就是为了被利诱被封口而来的,一拍即合。

3.缠讼:前些年富士康诉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元的案例,想必让很多记者记忆犹深。最近,中国世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禹晋永召开会,称将对曝光他的15家媒体进行高达5000万元的索赔,“在财政上打垮这些报社”。这是以法律的名义维权,采取蘑菇战术,对记者和媒体进行精力和财力上的消耗,达到劳其体肤、乱其思想的目的。巨额的索赔,可让一般的记者及其家人崩溃,好比极限战中的心理战。

4.施暴:7月29日晚,《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被不明身份人士以“爆料深国商内幕消息”为由骗至深圳天虹商场,旋遭重殴。揭露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家属开车时遭遇离奇“车祸”。此前,《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在回家途中遭袭。前年,《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于颖在家中被绑架。暗中打闷棍,这招属黑社会犯罪性质,最恶劣,灭口,割喉,自然没了批评之声,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5.围堵:7月30日下午,霸王集团员工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当报社记者与来访人沟通时,遭遇来访男子辱骂、推搡。此招学古人的围魏救赵之法,但技术含量不高,与近年来的上访人员相似,扰乱媒体的正常工作秩序,论法当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处罚。

6.拘捕:7月23日,因连续对凯恩股份进行批评报道,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并予以网上通缉。以法律的名义行违法之实,让记者在法律的硬约束下屈服,显示了我国法治无奈的现实。

7.屏蔽:7月7日,《江西日报》因刊登景德镇市邮政局组织公款出国游一文,当期报纸在景德镇被封杀。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因批评四川温江违法占地,导致温江地区收不到《中国青年报》。报刊投递部门或地方政府利用职权过滤掉媒体的部分内容,有如釜底抽薪,令媒体人的所有付出化为乌有。

8.公关:圣元奶粉近期在某网站的软文,被细心网友发现该公司在操作员工以行业专家的名义观点以证明圣元奶粉的安全性,该文中赫然写着“请穆总再增加点可署名的专家观点,也请黄总加些可署名的文献内容,证明奶粉安全性”等内容。企业的公关越来越有技巧了,就像范伟的小品中说的:防不胜防。

9.走为上:8月17日开始,广东河源市东源县股级以上干部收到一条署名为县委书记秘书发出的短信。要求干部们不私自接受记者采访,起因是有人“捏造事实”举报县领导。三十六计,走为上,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见了面也以无可奉告应对,记者能奈我何?

媒体人远未成熟

诚然,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媒体的舆论监督也是如此,哪里有监督,哪里就有反监督。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双方的角力始终存在,只是在很多情况下监督方表现得较强势,被监督方的力量有时被忽略了。而在某些事件中,被监督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对监督方做出了强力的反弹,人们好像这才发现似的,大喊大叫起来:不得了了,记者被打了,记者被通缉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监督方在成长,而媒体仍是老脑筋,这是不行的,媒体人必须尽快成熟起来。媒体工作者应该正视社会现实,正视舆论监督工作的特点,了解被监督方的心理及应对特点,知己知彼,从事监督之前,要事先有所准备以便应对被监督方的后续反应。

总之,打铁还得自身硬。法律靠不住,上级部门更不该靠,走向独立才是正道,这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所在。媒体要告别对外部力量的依附,告别对体制的依附,全力打造公信力;记者要告别对报道对象的依附,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监督水平,以客观公正的报道赢得公众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