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昶 责任是医者的良心

“非典”肆虐的岁月，他曾身先士卒冲上一线，迎接这场特殊“战斗”；从事介入治疗十多年来，三千多例手术，他让很多身患癌症的患者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他是一名无畏的军人，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他精湛的医术和对患者的真诚热情一直为人所称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院校教育，靠自己不懈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是陈博昶，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

一个工作日的上午，陈博昶在他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一位病人家属推门进来，陈博昶忙着让座、倒茶。聊一会家常，他跟这位家属嘱咐：手术安排在两天之后。做完手术后要注意休息。“先别去跳舞了，等身体完全恢复了再跳。”他笑呵呵地说。

那位家属告诉记者，虽然妻子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但自己并不担心。他们是经过邻居的介绍找到陈大夫的。邻居一位老太太患了肝癌，因为在大医院住不上院，只好来到了武警三院。陈大夫给做了介入治疗手术后，经再次复查，病灶已完全坏死吸收。

而这位老太太并不是唯一幸运的人，陈博昶和他的团队的介入治疗，将许多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对这些患者和家属来说，陈博昶并不只是个医生，而是一位“值得终身托付的朋友”。

最高兴的事是听到康复的消息

介入治疗，是介于外科和内科治疗之间的新兴治疗方法。通俗点来说，就是在不开刀的情况下，通过直径几毫米的微小导管，在影像设备（如血管造影机、透视机、CT、B超等）的引导下对病灶局部进行治疗的创伤最小的治疗方法。

陈博昶在武警三院从事介入治疗和研究已经十多年了。在医院的档案上，满满地记载着他经手过的病例：右上肺腺癌并右胸膜转移，经介入动脉化疗栓塞后，16天复查右侧胸水已吸收；胆囊癌肝转移，腹膜后淋巴结转移，行肝动脉化疗栓赛及放疗后，病灶明显缩小；肝右巨块型肝癌，介入手术之后4年，肿块内碘油聚集良好；晚期宫颈癌，2次介入后手术切除找不到癌细胞……每一个病例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命的曙光，和一个家庭失而复得的幸福。

对陈博昶来说，最高兴的事就是听到患者康复的消息。性格内向的他不爱烟酒，也不擅应酬，但是有些“饭局”，他还是能爽快答应。前两天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女患者打来的，她之前患有子宫肌瘤，一直想要孩子但不能如愿。在武警三院接受介入治疗后，身体康复得很好，现在女儿已经一岁半了。“她打电话给我说，陈大夫，你说这酒喝不喝？我说，那还用说，当然喝啊！”

跟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介入治疗有很多优势：无需开刀，创伤小，对身体的损伤小。另外，介入治疗能够把药物精确注入病变的部位，从而减少对身体和其它器官的副作用。但介入治疗也对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个体差异血管变异较大，要找到病变血管并将药物精确地送达，依靠的就是医生的“感觉”。而“感觉”的背后，需要医者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

很多陈博昶的同事都说，陈主任一上了手术台仿佛就“特别兴奋”，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心无旁骛的专注，还有格外的责任心。

一般介入治疗手术的主要任务是找到给肿瘤供应营养的主要动脉血管，经导管输入药物。但陈博昶每次做手术，除了找到主要动脉血管之外，还总是尽量地再找找其他侧支动脉，在有可疑的地方再行药物灌注。“既然做一台手术，一定要想办法做好。多几个地方药物灌注，效果肯定会不一样。”

介入治疗对患者身体的副作用相对小，但是对于长年累月做手术的医生而言，手术室内X射线却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损害。年纪不大的陈博昶头发过早地脱落，原本强壮的身体抵抗力变差，稍感风寒就很容易感冒。但是，正是凭着“做一台手术，就一定要想法做好”的责任心，让武警三院这个并不算很知名的医院，因为患者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求医者慕名而来。陈博昶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上面记载的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医生的感谢。

走进军营

陈博昶出生在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河南潢川。17岁的时候，父亲跟他说：“古语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当医生可以救死扶伤，是个好职业，你去学医吧。”父亲送他到大别山抗大医校（也就是后来的潢川卫校）。1979年底，陈博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还拿到了省里发放的乡村医生资格证书。

毕业后，陈博昶分到了公社医院。在公社医院工作期间，他进修学习了一年的普外科和放射科，除临床工作外，他还带医疗小分队下到村里去给村民们做计划生育结扎手术。

但医生并没有当多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赶上国家“清退亦工亦农、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政策，医生当不成了，陈博昶面临着回到农村老家去种田。这时，他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部队的一位军医赏识他的医学知识和好学上进的态度，对他说，不如你来部队当兵吧。

就这样，陈博昶穿上了军装，成了的一名战士。

部队驻地在河北张家口，条件很艰苦，连营房都没有，官兵们就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从受人尊敬的医生到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小兵”。新兵训练，摸爬滚打，他一天天坚持下来。他做过炊事员，还当过文书。

“当兵就是尽义务，不管做什么，踏踏实实地做好。”在不多的空余时间里，陈博昶复习自己以前所学的医学知识，用端端正正的小楷记日记，今天哪里做得不好，哪里需要改进，明天的学习计划……几年下来，日记写了满满几大本。

终于，机会再一次降临到他身上。有一天，领导找到陈博昶：“师医院放射科现在缺人手，听说你学过放射，你愿意去吗？”

陈博昶激动不已，学医的人，谁不愿意去临床呢？在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陈博昶又被部队派到了251医院学习。知道自己以前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才不辜负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每天晚上，陈博昶总是自己加班加点到很晚，把第二天要读的片子提前反复观看研究。早上，他总是最早一个到科室，打扫卫生，擦地倒水。冬天，寒冷的塞北常下大雪，天蒙蒙亮就出发的陈博昶常常摔倒在雪地里，爬起来再匆匆赶路。在251医院边学边干，拍片子，出报告，从诊断到技术，陈博昶进步很快。刚开始，医院的进修生中，没有接受过正规院校培训的陈博昶是基础最差的。“开始，有了问题都不敢问老师，只能请教别的进修生。”但一年的学习之后，这所当地大医院的放射科主任找到陈博昶的师长，请求将他留下来帮助工作。在251医院工作两年之后，原部队奉命进京，老医院政委又亲自将陈博昶接回了部队。

进北京后，原部队医院改为现在的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1999年，陈博昶开始在301医院放射诊断科跟随著名介入放射专家张金山等教授学习介入治疗，并在这个领域勤奋钻研。不仅成为医院介入治疗的临床技术骨干，学术成果也颇丰：近年来，他先后在各大医学杂志期刊上20多篇，被聘为《中华实用医药杂志》、《中华现代影像杂志》常务编委，还获得了武警部队的“科技进步奖”和总后“医疗成果奖”。

非典岁月

2003年春，北京“非典”肆虐期间，武警三院被确定为武警部队驻京接受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一个军人，部队需要就要上。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说的。”

跟家人简单交代几句后，陈博昶就冲上了一线，他是全院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的放射科医生。“因为我是主任，我经验丰富一些。如果让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去，危险会更大。”

给非典病人拍X光片，工作人员要面临非典病毒和放射线损伤的双重威胁。4月15日，“非典”患者一入院，陈博昶就推着上百公斤重的X光机进入病房，给病人逐一拍片。每拍一张片子，病人都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多次调整，前前后后需要20多分钟。特别是一些重症病人，平躺后胸闷、呼吸困难加重，看上去很痛苦。

当天晚上，陈博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样不行啊！当天接收了17个病人，拍片子就折腾了五个小时，以后病人会逐渐增多，现有的人手根本不足以完成工作量。让更多的医护人员进隔离病房，也增加了被传染的危险。”

用什么方法既能拍出高质量的X光片，又能节省时间减轻病人的痛苦呢？他突然想到了胸片架，如果有一个胸片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想到这里，陈博昶兴奋不已。

但是，购买胸片架容易，安装却成了问题。即使花再多钱，外面也没有人愿意进入非典病区安装。陈博昶就根据记忆，动手设计了可以移动的简易胸片架。第二天，他设计的简易胸片架获得医院领导认可，交付厂家生产。17日，陈博昶用上了自己设计的简易胸片架。使用时，把胸片盒放置在胸片架上，可以根据病人身高调整片盒的高度，患者站在胸片架前，不到2分钟就能拍好一张片子。

在抗击非典第一线，陈博昶的努力获得了回报。武警北京总队第三医院从2003年4月15日收治第一位地方非典病人到6月4日最后一位非典病人治愈出院，取得了医护人员零感染、非典患者零死亡的战绩。

感恩的心

在医学院的学生中曾流传过一句话：“要想富，学介入”。意思是从事介入治疗的医生大都是“不差钱”的。但是，从事介入治疗十多年的陈博昶却远远称不上“富”。不要说名车豪宅，就连给独生儿子买房子的愿望现在也没有实现。陈博昶总是教育儿子说，家里不能给你买房买车，你要好好学习，将来靠自己。

为此，就连儿子的同学得知他家的经济条件时，都吃惊地说：“你爸爸够‘傻’的啊。”陈博昶听了只是笑笑。他告诉记者：“相信孩子会理解我的。为父母的，重要的不是给孩子什么，而是教会他什么。”

做手术前，经常有病人家属送来红包，陈博昶怕拒收了他们心中不安，就在做完手术之后再给病人退回去。有病人送些表达心意的礼品或者土特产，他也常常是“东家倒西家”。有个以前接受过他治疗的病人，听说灵芝有抗辐射作用，就千方百计弄来一个野生大灵芝，嘱咐他一定要自己吃。后来，看到一位住院的病人家里穷，手术后没有钱买好的保养品，还是把这得来不易的灵芝转送给了他。

“不是我不喜欢钱。我出生在农村，知道没钱的滋味，所以才不能收钱。很多来找到我们的病人本来家里就不富裕，为治病已经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收他们的钱，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陈博昶常说，病人都不容易，他们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是生命的威胁，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来战胜病魔。“我记得侯宝林先生曾经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说，患者何尝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呢？”对于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医患矛盾尖锐的情况，陈博昶说，很多情况下，医务人员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有个别医务人员夸大病情吓唬病人，态度冷漠，或者惟利是图……我谈不上批评别人，但是起码要求自己不要这么做。要踏踏实实地为患者服好务，做好我们的工作。”

他放弃了很多物质上的利益，却也有意外的收获。很多患者都把陈博昶当做好朋友，每每过年过节打来电话问候。“所以我的朋友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他笑着说，“我收获的感情和温暖，其实真的是钱买不来的。”

“为医者，要救死扶伤。”陈博昶一直记得十七岁时父亲的叮嘱，履行着自己心中的承诺。在一篇写给医院年轻人的文章中，他写道：“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早年离家在外独自生活，饱尝了人海沧桑的滋味，是那些正直无私的领导和老师的帮助使我倍感人间的美好和友善。在他们的感召和熏陶下我学会一点微薄的技术，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正是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陈博昶将自己一路走来收获的爱转化为不竭的动力，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