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及构建

摘 要：保障人权是个亘古不变的话题，自刑诉法修改以来，法律也更加注重保障人权，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委托律师做辩护人的规定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只是作为律师辩护权的基础，律师在场权的缺失还是使美好的愿望打了折扣。在打击犯罪政策的压力下，为追求破案率，刑讯逼供依然存在，而中国是没有律师在场权制度的，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国内的冤假错案仍是层出不穷。本文阐述了律师在场权的价值及必要性，希望通过借鉴国外比较完善的律师在场权制度，能够取其精华，植入中国这片土壤中。

关键词：律师在场权 必要性 构建

要建立法治国家，道路是光明而又曲折的。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大门，不断的取其精华，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法制建设，但冤假错案也是时时冒出。对此，引进西方的律师在场权制度，使得公权力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不仅有利于冤假错案的减少，也有利于实现，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

一、律师在场权概述

（一）律师在场权定义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特定诉讼行为时律师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有权要求律师在场。"①律师在场权是律师辩护制度的一种方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整个诉讼过程律师都可以在场，而狭义则仅指侦查阶段。本文研究律师在场权志在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所以对于在侦查阶段更易产生刑讯逼供的现状来看，本文所述的是狭义的律师在场权。

（二）律师在场权的渊源

究其渊源，律师在场权源于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从1963年的"吉迪恩上诉案"中确定律师是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辩护律师，至1964年的"莫萨亚诉美国案"中明确规定了如果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律师不在场，则该口供不得被采信。律师在场权实际上是源于这两个案例才真正建立，而源于1963年"米兰达上诉案"发展而来的"米兰达规则"则是对律师在场权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二、探析两大法系律师在场权制度

（一）英美法系

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更加注重控辩双方的权利平衡问题。因此，会通过一定程度限制公权力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相对公平，而律师在场权无疑是私权利对抗公权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在此，阐述英美法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英美两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1、美国的律师在场权。众所周知，律师在场权源于"米兰达规则"，而该规则是由1963年美国著名的"米兰达上诉案"发展而来的，所以说律师在场权最早产生于美国，1977年的"布鲁尔诉美国"一案则更是促使美国最高院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在场权。美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规定的比较彻底，不仅规定了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就得告知其有权请律师在场辩护，否则警察得到的供述就是非法的会被排除，还规定了即使犯罪嫌疑人先前放弃了律师辩护权，之后又要求律师在场为其辩护的，应当准许。

2、英国的律师在场权。英国奉行的是折中主义，即英国允许侦查阶段律师享有在场权，但是如果律师妨碍到了司法权的行使，则会被要求离场。所以，英国相对美国而言，对于律师在场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限制。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也是警察讯问是否有效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总的来说，在英国，讯问是否有效取决于是否有同步录音录像和律师是否在场。

（二）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国家追求的是实体正义，还原案件真相，而对诉讼过程中人权的保障规定的还不到位。受追诉意识的影响，他们本能的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真凶，所以会刻意的限制律师的辩护权，正应了一句古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因此，大陆法系规定的律师在场权较之英美法系还是有很多限制之处。

1、法国的律师在场权。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由公诉机关讯问的重罪案件律师应当在场，但是警察讯问则不允许律师享有在场权，可见法国的律师在场权是非常有限的。

2、德国的律师在场权。根据德国法的规定，当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不可以在场，但警察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请求视情况而定；当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德国采取了类似英国的折中主义，即一般情况下律师可以在场，除非出现律师对于讯问进行了妨碍或者可能妨碍的情况时不会被允许在场。

对比两大法系关于律师在场权的规定，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国家受诉讼模式、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等理念的影响，对律师在场权持肯定态度，并且规定的非常完善。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就更加注重国家权力，轻视私权利的保护。但是随着保障人权理念不断的深入人心，大陆法系国家也朝着正确的方向渐进。

三、中国律师在场权的立法现状及问题所在

（一）立法现状

目前为止，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尚没有关于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侦查阶段就可以申请辩护律师，享有辩护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至第41条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及法律援助的权利，唯独没有在场权的规定，这也是笔者认为存在法律漏洞的地方。

（二）问题所在

1、侦查机关办案能力比较低，奉行"口供主义"的执法理念仍然为主导，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被告人供述为主要定案依据的局面，为了追求破案率，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案错案的不断出现也让国人对司法机关非常失望。此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对律师在场是非常抵触的。

2、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发展的比较晚，人们对律师的认识存在偏见。不仅公检法机关，普通老百姓心里也会受追诉意识的影响，本能的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真凶，所以对于为其辩护的律师是存在消极的认识的，认为他在维护坏人。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的长期存在，维稳政策仍是党不能忽视且不可能忽视的，所以律师在场权想在中国扎根尚需时间。

3、目前，我国的控辩审三结构是不平衡的，仍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这也是我国重实体、轻程序，重视公权力、轻视私权利的折射。已存在的律师辩护权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更不用说还没有确立的律师在场权了。而要想真正的建立法治国家，实体与程序应并重，控辩审应是呈现出等腰或者等边三角形的状态。新刑诉法相比之前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还不够，保障人权之路尚远，仍需努力。

4、律师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

从笔者自己实习的实践中可以体会到大多律师都会倾向于民事，因为"律师法律保障不到位，从事刑事辩护业务风险大"，② "重民轻刑"是律师队伍很好的一个体现。此外，律师的职业道德也很重要，一些律师本身素质不高，让当事人对自己存有戒心，给别人一种不好的印象，这对律师在场权的实现也是着实不小的阻力。

四、我国引进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分析

律师在场权制度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而国内却是仍然缺失。律师在场对于保障人权，督促侦查过程有序合法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诉讼结构。我国是一个注重公权力的国家，对于私权利是非常的限制，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较之前有所进步，但律师的辩护权仍是非常有限的。引进律师在场权有利于扩大律师的辩护权，解决我国控辩审三方地位的严重不平等。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正是要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而衡量法治国家的标准一个是对公权力限制的程度，另一个则是对公民权力保障的程度。可见律师在场权作为一个有效的手段既能限制公权力，又能保障人权，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

（二）能够抵制侦查人员刑讯逼供，保障人权。冤假错案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侦查人员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对犯罪嫌疑人逼供，如果在讯问时有律师在场，则对保护犯罪嫌疑人无疑是有利的，益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行使。

（三）能够督促侦查人员文明执法。讯问过程中，面对犯罪嫌疑人，素质不高的侦查人员可能会爆粗口，以言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攻击。律师在场，不仅能缓和气氛还能使侦查人员有所顾忌，使得讯问过程文明有序进行。此时，犯罪嫌疑人的心里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能够一五一十的将事件讲清楚，保证了口供的质量，减少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可能性。

（四）能够对非法证据予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近年来非常热点的话题，我国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该规则。但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那么顺利，一方面，非法证据被排除的案例非常少，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难以提供有效的线索或者材料证明证据非法。讯问阶段由于律师调查取证权非常的有限，根本不能证明刑讯逼供的存在，对此，如果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能够在场，对刑讯逼供无疑是非常大的阻碍，律师可以证明侦查机关是否刑讯逼供，从而确定口供是否有效。

（五）有利于律师及时发现法律文书的错误，避免犯罪嫌疑人因不懂法律而在有问题的笔录上签字。侦查人员有时为了尽快破案，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整理笔录时有选择的记录，催促没有认真审核笔录的犯罪嫌疑人直接签字。而很多不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笔录对他们的重要性，日后在审判庭中，这些有问题的笔录会对其非常不利。如果律师在场，不仅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犯罪嫌疑人避开这些问题，还会对侦查机关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五、律师在场权的构建

从宏观方面，律师在场权的设立有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国家的法制建设；从微观方面，律师在场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依照中国国情有选择地引入律师在场权，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推广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难度，所以应该遵循一种渐进式的步伐推行，避免""式的盲目推行。

（一）立法层面

1、明确规定律师的权利义务

（1）律师的权利。应当赋予律师知晓案情权、提供法律帮助权、监督权、讯问时在场权、录音录像权及签字确认权。这几项权利分别可以保证：律师对案件的整体了解；在犯罪嫌疑人需要帮助时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进行监督，当对某些工作产生异议时，可以提出异议；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可以在场，确保犯罪嫌疑人不会遭受到刑讯逼供；侦查机关讯问过程中律师可以录音录像，日后如果涉及到非法证据的排除，该录音录像可以作为辩护方的证据使用；一方面有了律师的签字则可确保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确保口供的固定性，即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否认供述的合法性了。

（2）律师的义务。律师不仅应当遵守对侦查工作进度的保密义务，还应当遵守在场纪律配合侦查机关的讯问工作，并且应当遵守职业道德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2、明确规定启动主体

应当明确规定可以启动律师在场权的主体有两类，一是犯罪嫌疑人在被第一次侦查讯问时起就可以要求请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另外一个则是基于法律援助启动。

3、适用案件的范围

鉴于国内还没有律师在场权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渐进式的引入，切忌生搬硬套，可以借鉴英国的折中主义做法，但在英国的基础上再做出一些限制。笔者认为，应当先对、暴力性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爆炸，集团犯罪等做出律师可以在讯问阶段在场的规定。因为这些罪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侦查机关破案的压力也会非常大，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较之轻罪也比较大，因此可以在这些方面先予以规定。之后，再逐步对类似于盗窃罪、诈骗等不迫切危及到人身危险的轻罪予以律师在场权的规定。

4、明确在场权的特殊情况

凡事不可能按照预想的那样顺利进行，总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出现。而律师在场权也不例外。对于一些紧急情况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则不适用在场权的规定。

（二）制度层面保障

1、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之前的规定主要是针对盲聋哑人或者有精神疾病的人的，但是中国两极分化严重，很多正常人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请律师，在这方面，建议国家能够放宽援助的范围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这样才能促使律师在场权真正惠及人民。

2、完善司法保障措施

律师是个高风险的职业，特别是刑辩律师，导致很多律师"重民轻刑"。因此，应给予律师言词豁免权，使其做辩护时不用考虑太多而影响到给犯罪嫌疑人辩护。

3、规定惩罚措施

如果实践中违背了律师在场权的规定，则应坚持"谁违背，谁担责"的原则。如果是律师违反了特殊情况的规定或者违法辩护，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侦查人员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妨碍了律师在场权的行使，则应被法律制裁，取得的相关证据也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意识层面

意识可以反作用于存在，所以公检法应转变执法理念，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一方面我们应当重证据，轻口供，这样不仅利于提高办案质量，也有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要注重"权利本位"理念。

注释：

①王倩：《我国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页。

②石少侠，徐鹤喃主编：《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50-55.

[2]石少侠，徐鹤喃.律师辩护制度研究-以审前程序中的律师作用为视角[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156.

[3]王倩.我国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研究[D].安徽：安徽大学，2013：2.

[4] 李红丽.律师在场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3.

[5] 孙浩博.浅析刑事诉讼中的律师在场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19-20.

[6]胡凯.试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必要性--基于对英美法系的考察[J].学术前沿，2014，5（中）：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