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的脚手架与社会的安全帽

不管承认与否，珠三角“民工荒”都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春节后民工弃南北上，到北京和长三角的外来民工数量增多，与此同时，珠三角用工缺口至少200万。

据了解，到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做工，包吃包住一个月800元。而在广东，从事制造业的最低工资每月只有600元。深圳正准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设立专项欠薪保障基金，为被拖欠的员工垫付薪金，由政府代劳务工向欠薪方讨薪，姑且不论这些举措未来的效果如何，至少说明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再不为外来劳务工提供有保障的权益脚手架，那么，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在摇摇欲坠的钢丝绳上立足不稳的困境。

告别以前所谓的“廉价劳动力”思维，不仅是企业要做的，一个地区的政府也应有此转变。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不仅仅收入微薄，而且权益也经常被打折。如那些行走在无保护钢架上的建筑工人，在无法得到建筑企业的安全保护措施时，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或技能即使再高，伤亡事故也是在所难免的。企业对工人权益的漠视，会造成一种“蝴蝶效应”。既会令那些高素质工人坚定离开的决心，也会影响后来者进入此行业的选择，造成青黄不接的“断层”。

高素质建筑工人为何离开？就在于当这些劳务工素质逐步提高，他们自我维护权益的意识也在增强，他们不满于企业提供的微薄收入，更不满这些企业不把他们的权益保护当回事，而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现在很多人在谈珠三角的产业升级问题，认为之所以出现“民工荒”是因为珠三角地区企业多为来料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只有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厂家不是靠提高生产力而是依赖劳动力的低廉来保持产品的低价格竞争力，因此工人工资很难有上调的空间，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低技术陷阱”。于是，要淘汰这些“劣质企业”，引进更高层次的高新企业。

这个想法当然好，但请别忘记，即使在许多高新企业，目前最急需的也不是大学生，而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技术工人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需要多年的职业培训。

许多内陆省份开始有意识地对输出劳工做技能培训。这情形是内陆省份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分工专业化表现。不过，可以预想的是，当内陆省份经济逐渐发展，这种单向的技能型劳工输出模式迟早会改变，技能型劳工会回流、甚至培训结束后就留在当地发展。

其实，许多外来劳务工在经过多年的打工实践后，已经逐步意识到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开始自觉地补充知识营养。问题是，在目前珠三角还大量存在的所谓“三来一补”企业中，微薄的薪水与长时间超时加班的劳动强度，使得很多工人疲于奔命，根本无暇有钱、有时间提高自己的技术与知识水平。

这又回归到外来劳务工的权益保护层面上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深圳拟增加最低工资标准，许多企业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提高幅度可以接受”，这说明许多企业是有提高工人待遇的足够空间，可是，为什么以前他们不这样做，而非要等到政府出台硬性政策规定呢？

目前在资方与劳方之间，其实还是一种“残缺的市场经济结构”，第一，没有工会保护，工人无法组成强有力的利益团体，与资方博弈时体现自己的力量。第二，包括世界上许多所谓“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使市场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刚性的教条”，即使是主张“自由市场制度”的鼻祖哈耶克也说，“市场与政府、公平与效率，我要谈的这些，都是在有了社会基本保障与法治背景下的问题。”市场化不是说让外来劳务工与企业去自由博弈吧，放手不管。恰恰相反，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法治上出台一系列完善的法律规则，打造一顶社会权益保护的“安全帽”。只有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才可以鼓励企业把提高工人待遇与企业发展挂钩，才能让每一个外来劳务工在权益的脚手架上安全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