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留下的村庄

据统计，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的民工总数达到1亿人左右，人均务工年收入为8、9千元，总计9000多亿元，占中国农民总收入的1/4左右。“民工经济”也成了当今农村社会显著的时代特征，民工走后的村庄在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正发生着突变……

江口村是江西省永丰县南端滩头乡的一个行政村，有12个自然村1700多人。这里群山环绕，离县城90公里，偏僻而安静，自古以来，任凭外面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山里的社会波澜不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村里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到最近四五年，外出打工已蔚成风气，在这一浪潮冲击下，江口村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过年：酒席扎堆

徐星夫妇双双在外打工，5岁的孩子由在家的哥嫂带着。腊月二十五他们回到家，在年前的四五天时间里，喝了8场酒。其中腊月二十八一天就有4场，即使连小孩也派上，还有一家去不了，徐星只有施展分身术，在姑姑家吃完中饭，接着去了30里外的姨妈家吃晚饭。据他后来计算，整个春节期间他们在家待了11天，在家里吃的饭只有6顿。

像徐星夫妇一样，对大多数民工来说，春节假期是他们一年中唯一的回家机会，而且只有十天左右时间，因此一定要走亲访友，再加上亲朋好友全年的各种酒宴都集中在这十天左右的时间里，于是做客吃酒就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内容。

李胜水去年春节没回家，母亲今年60岁，他回来给母亲办酒，可是办酒的那天，他却被拉到别人家里喝酒去了。村里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夏天没办酒，年前趁亲戚朋友都在家的时候补办。李胜水以前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还是这个孩子的启蒙老师，按规矩上席必须由他坐，李胜水无法推却，结果先喝了人家的酒再回来给母亲拜寿。

由于各种酒席都等着候着，于是就出现了“捆绑式”酒席。徐小勇夫妇今年都是30岁，父亲60岁，没分家的哥哥一个孩子10岁，家里又新盖了房子，一场酒席包括5起喜事，这可苦了喝酒送礼的亲戚朋友。好在主人善解人意，事先通知大家，他们这场酒只办两起好事，礼送哪两个自己决定。

由于节前大量民工返乡，再加上时间上“高度集中”的各类酒席，在乡村形成具有爆炸性的“春节经济”。在集市上开了20多年副食品店的李长根介绍，腊月二十八是“年下集”，他当天的销售额有2万多元，而平时生意清淡的时候一天只有三四百元。李长根说，年下几个集的生意要大大好于平时，历来如此，但是旺季淡季生意差别这么明显，还就是这几年的事，民工返乡潮和酒席扎堆是直接结果。

正是由于近年来淡季生意太差，还赚不够税收等开销，开了10年的小英服装店2004年一直关着门，腊月才开门营业一个月。老板说，2005年还得这么做。

江口村所在的镇农历双日为集，每10天有5个集，李长根说：“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全年只有一个集，那就是年前的10天。”

老徐的感叹

徐永荣老人成了徐家坳年轻人眼中的一道风景。他每天要在同一地方站上一会儿，顺着平坦笔直的水泥路朝远处张望，然后喃喃自语：社会变了，社会变了。

71岁的老人读过5年私塾，满腹文才，口才又好，还写得一手好字，曾在这七村八寨出尽风头。

那时候这一带很兴舞龙，各个自然村都有一个舞龙队，正月十五前的几个晚上就到附近各村有好事的人家去“参拜”。参拜的时候先是进到家里叩拜、唱赞歌，然后到场院里舞龙。徐永荣是徐家坳舞龙队的头人，也是唱赞歌的人。一般人唱赞歌都是照本宣科背台词，比如一个村里有3户人家有结婚好事，赞歌也就同样的内容唱3遍。但徐永荣不一样，他能像歌星张帝一样随机应变，即兴成歌，把新郎新娘甚至公公婆婆的情况编到赞歌里去，唱得妙趣横生，一只赞歌下来往往博得满堂喝彩。徐家坳的舞龙队每到一个村，总有一群观众跟着从第一家看到最后一家。那时的徐永荣神采奕奕，好不风光。

但是徐家坳已经6年没有舞龙了。徐家坳是江口村比较小的自然村，一共才150多人，外出打工的有50多，而且基本上是年轻力壮的，他们每年初四、五就走了，所以舞龙队组不起来。

据了解，以前滩头乡一共有20多支舞龙队，因为“打工潮”的影响，到现在只剩一支还在勉强维持。也难怪徐永荣老人天天都要说“社会变了”。

当然，“打工潮”引起的社会变化还不只是舞龙队的消失。村里的老人们说，他们那一带的许多传统习俗都在一点点地衰亡。

“新丁酒”是这一带的千年习俗。在正月十三至十五择一天，村里所有头一年添丁（结婚或生孩子）的家庭按每姓氏在各自的祖宗祠堂里摆开席面，用糖果酒水香烟开放式地招待客人，不管熟悉的陌生的，同姓的不同姓的，本村的别村的，都可以大方地去享用。以前，各村的“新丁酒”都很热闹隆重，不同姓氏之间会错开时间，大家相互串门。现在“新丁酒”虽然还有，东家也总是备好比以前高档得多的糖果酒水，但是前去享用者寥寥，串门的更是少之又少。

清明节集体扫墓祭祖仪式原本在这一带很受重视，从同姓最早的祖先到同一房的先人，都要祭拜，而且每家要有一个男人参加。现在由于不少家庭的男人在外，这些集体活动逐渐衰落。

徐永荣老人说，他真正担心的是，在打工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乡土观念、亲族观念、敬祖畏神的心理日渐淡化。

郭铁匠的尴尬

“技艺硬如手中锤，生意旺胜炉中火。”年三十下午，老郭在他的铁匠铺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老郭，怎么没写横批呀，干脆就写‘谁来学徒’吧。”邻居老张揶揄老郭，老郭尴尬无言。

“头铁二木三打石”，在这一带，铁匠力压木匠和泥瓦匠，是各行各业最受尊重的手艺人。然而打铁30多年的老郭却有8年没带上徒弟了。铁匠最累，学徒期也最长，“能来学打铁的就能出去找到事做，能出去找到事做的就不会来这学打铁”，老郭万般无奈。因为舍不得这门手艺，在过去的8年里，老郭就一个人打铁，有些活一人做不了，他常常要请人帮短工。

“但是我这行当还不能没有”，老郭说，“大到刀斧犁耙，小到铆钉火钳，大家都还需要。”老郭今年56岁了，“我最多还打6年，我停工了以后怎么办？”老郭满心忧虑。

邻居老张比老郭对一些情况更感忧患，他介绍，近几年江口一带的木匠、篾匠等手艺人所剩寥寥无几，没人愿意学徒，当师傅的也跑出去打工了，因为有点手艺比一般人找工作还容易一些。然而老张还有更大的担忧，那就是年轻人不会干农活。“我儿子初中毕业就出去了，几乎没下过几天地，到现在都快30的人了，还不知道了大蒜怎么种。”老张认为，没了铁匠铺，镰刀斧头可以去市场买，可菜蔬粮食是种田人的事，“到时候总不会是萝卜白菜也都买来吃吧”。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许对此情况曾在媒体表示担忧：农村年轻人不学农事，天养农业的技术和经验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

打工崇拜

――你妈妈呢？

――在广东。

欢欢还不到三周岁，刚咿呀学语吐字不清，但她能把“广东”两个字说得非常清楚。因为奶奶经常教她说“妈妈在广东”，说多了，欢欢有时还会“广东广东”地自言自语。

像欢欢一样，村里好几个二三岁的小孩能把“广东”“浙江”这两个省的名字随口说出，但问他们自己是哪个省人时，有的小孩却回答不上。

“广东”、“浙江”和“打工”等字眼成了现在的孩子们最熟悉最亲切而又模糊的东西。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说，在以《我的爸爸》为题的作文中，“我爸爸在广东/浙江打工，他赚很多钱，回家过年的时候给我买很多东西”这样的内容一再出现。

不仅如此，“打工”在中学校园深得人心，学生的学习态度，思想观念受到影响。

1986年徐家坳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徐家人奔走相告，颇有“全城欢腾”的气氛。但如今，考上大学不再是那么荣耀的事情，也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出路，甚至不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来我们厂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有的是”，“他虽然大学毕业，也在某某的手下干”，类似的话一点点地消磨着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有的干脆辍学打工。2002年秋天江口村有8个孩子去念高中，到记者此次调查时，仅剩2个。甚至有些孩子初中辍学，年龄尚小便借别人的身份证出去打工。记者调查了徐家坳，这种情况有5例，而全村初中适龄孩子不到20人。

2005年春节江口村有两个民工开车回家，更是让所有人艳羡不已，家长也失去以前那种“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有村民说：“还是打工划算！”

性：欲说还休

“江大根，今天张喜发家的床空着，还不带你老婆睡觉去？”江大根回家过春节那几天，常有村民拿他借床的事开玩笑。

江大根夫妇和张喜发夫妇都是江口村人，同在浙江的一个厂子打工，张喜发有5年厂龄，厂里给了他一间夫妻宿舍。江大根夫妇2004年才去，不能享受夫妻宿舍，夫妇俩都住在集体宿舍里，虽然天天见面，却过着分居生活。为了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江大根便向张喜发借房，每当那个时候张喜发夫妇就去住江大根夫妇的集体宿舍。由于本厂的很多职工都是同乡，江大根借房间的事不久便传开，并且传到了老家，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

然而对于许多只有一方在外打工的夫妇来说，江大根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这些夫妇一年里见面、相聚的时间只有10来天。在风气日渐开放的时代，“性生活”已经成了那些常年分居的“单民工”夫妇无法逃避的问题。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你老婆不在家，那件事情你怎么解决？”记者问了3个30多岁的留守男人，虽然不肯透露更详细的情况，但都隐约表示他们肯定难以苦熬整整一年。而据记者了解，他们有的在附近村里找相好，有的进城找小姐。而留守女人虽然无人愿意正面回答记者提问，但坊间却流传着一些关于她们的桃色故事。其中有一个说，留守女人陈氏某一天难抑思夫之心，于是对邻居家的男人老博喊：“老博老博，我们家里有条蛇，你过来帮我打了。”老博去了，关上门打了半天的蛇。

老博“打蛇”的具体情况谁也不得而知，但对于那些常年分居的夫妇，得不到满足的正常生理需要，真是犹如潜伏的蛇。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关注民工就要关注他们的基本生活，农民工也是人，也需要过正常的性生活，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忽略的个人权益，是最基本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