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就业能力导向的新逻辑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更为紧迫，高素质和高技术人才短缺严重。为培养一批富有竞争力的劳动者，高等教育的内容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加快以就业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是高等教育主动回应就业全球化竞争的现实选择，是满足劳动力市场多元需求的核心措施，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应对企业弹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全球化；就业能力；高等教育；新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6-0082-05　收稿日期：2011-07-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JY018)；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C-B/2008/01/014)

作者简介：贾利军，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200241；管静娟，无锡市北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14044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两种经常有争议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知识的原则，高等教育应该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实现大学独特的使命；第二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应越来越置于市场环境中，大学应该更敏感、积极对市场做出反应，强调实用知识，并建立相应的使命、组织、课程和教育方法。事实上，这两种观点背后体现着高等教育两种不同的传统价值观。前者体现的是大学古典人文价值观，其发展思路“不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功利为出发点，它注重的是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新和传授的功能”；而后者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市场取向(或称“工具主义”取向)，其发展思路是“把学生视为消费者，而高等教育作为服务提供者应该致力于提供满意的服务，培养学生所需的技能，使其成为完美的公民”(郭丽君、吴庆华，2007)。

事实上，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持续变化要求在“价值导向观点”和“市场导向观点”这两者间形成一种平衡整体，这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和政治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Rupert Maclean，2007)。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有关学者看来，高等教育作为一种资本投资，与国家经济再生与增长的关联是长期存在的。时代的转变迫切需要高等教育能够“帮助个人或团体获得相应的生产、生活能力，满足特定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从而协助个人或团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Rupert Maclean＆Victor Ordonez，2007，p.123)。有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委员会提出“就业能力”①(employability)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考核高等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绩效的重要指标。而就业能力之所以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虑：

一、顺应就业全球化竞争的现实选择

知识经济的兴起日益影响着社会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规模，对国家、市场、科技进行动态地整合历程，当今世界的发展日益呈现出经济决策知识化、经济联系全球化、经济动力创新化、资产投入无形化等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不可避免地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进行人员的往来和流动。在这种趋势下，当今世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呈现出全球性、多极化、多层次的特征：劳动力或人才的国际流动不再局限于某几个国家和地区，而是向全球扩展，一个就业的全球化无边界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劳动力市场配置法则的调控下，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将在更大范围内出现。分割对就业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使某一类型的劳动力群体只能限定于特定部门，从而出现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即整个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Doeringer＆Piore，1971)。

一项关于“英国高等教育未来”的调查及其相关研究表明，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需要更高素质、更有效率的求职者(Harvey，2000)。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求职者自身的就业能力相对较低，那么很容易被阻隔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国家整体发展而言，倘若一个国家大多数国民的就业能力仅仅只能进入世界范围内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竞争，甚至是国家综合实力竞争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因为在知识经济驱动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摆脱了低级要素层面的竞争，一国的真正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取得的基础要素，而是经过不断地、大量投资、创新和升级所取得的高级要素……”(迈克尔・波特，1997)。研究发现，在众多高级要素中，国民就业能力越来越受到青睐，一个国家整体高水平的就业能力将有利于增强该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贾利军、管静娟，2010)。

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各国就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提升本国国民的就业能力。1990年，美国劳工部成立了一个由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的“获取必要技能部长委员会”(SCANS)，即美国劳工部21世纪就业技能调查委员会。SCANS委员会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教育现状和2l世纪美国社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21世纪美国对学校的要求》的调查报告，提供了对国家调整劳动力市场、指导就业培训的咨询意见。这个报告引起了美国各级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被视为迎接21世纪挑战、发展美国教育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克林顿执政后，更加强调自己“作为总统在今后4年最优先解决的课题是使全体国民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1998年，美国政府又制定公布了《1998-2002年教育战略规划》，旨在体现“放眼全球，着手地方”的行动原则，对国民关键能力的提升，提出了7个优先目标。2006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及两院下属的医学研究所发表了联合报告--《迎接风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来》，瞄准中国和反思教育问题，直面竞争危机，提出四项重大政策建议，即美国政府应当在基础教育、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经济政策方面行动，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提高学生创新与就业能力，以长久保持国家竞争力。英国政府则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形式来强调其公民的能力建设问题。《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提出了教育的4个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学会做事。“学会做事”实际强调的就是实施以能力建设为本的教育和培训(何齐宗，2008)。2005年2月，德国教育科学学会和德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了主题为“未来教育”的大型研讨会，会议提出了德国教育的九大目标，它的核心理念是“教育面向所有人”

和“能力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现行社会向“知识型”社会转变。在亚洲，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强国也普遍认识到：“能力建设”是使各级人才具备应有的素养。例如韩国政府首先强调的是“发展群体韩国人的关键工作能力”，强调要支持各类人群包括女性人力资源和边缘人群(即弱势群体)的能力建设。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亦证明，当发达经济开始依靠经济驱动力，就业能力亦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Brown＆Lauder，2001)。而要想创造兼顾“经济增长”与“所得平等”的社会，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在高等教育中培育适应力强、有能力且愿意积极学习、并能够为组织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高素质年轻劳动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满足劳动力市场多元需求的核心举措

伴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造成的“赢者圈效应”①，单纯依靠学历已不再是大学生就业成功的保证，毕业生初次与持续就业所需的能力门槛逐年提高。OECD(2005)的研究报告指出，要胜任知识经济的工作要求，受雇者必须能展现以下能力：团队合作、能在不明确的环境中进行协作、问题解决、能处理非例行程序、能担负决策责任、沟通技能、以及能从较宽广的脉络来理解工作场所的发展。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罗宾斯(Robbins)就强调了高等教育应该具有的目标，即提供适合于劳动领域的通用技能方面的教学，这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机构在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方面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90年代，德林报告(the Dearing report into higher edu-cation)关注开发关键技能和工作经验的重要性，这更加强调了就业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帮助一定的群体或个人免受社会排斥。英国教育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的战略核心就是将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任务之一界定为“帮助大学生改善他们较高层面的能力和技能以提高就业能力，认为就业能力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主题”(DfES，2002)。从具体实施情况来看，西方的一些大学也分别制定了符合学校定位和特色的，能满足学生需求的就业能力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例如，英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建议为学生建立“学习历程档案”，包括学生的正式学习与成就证明、对于个人自我发展的反思与记录以及个人教育与职业生涯的发展计划等，建议在一般课程中应该尽可能提供学生发展核心就业能力的机会，同时在课程说明中让学生了解就业能力将如何被包含于课程之中，并且在学生的学习成就报告中记录其就业能力发展情形(Tariq，etal.，2004)。

以往，在高等教育中提起就业能力，人们通常会联想到某些科系中的专业实习、见习或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也因此，一些比较重视学科知识与理解的学者认为就业能力教育只是大学教育中的次级活动，认为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的载体(Hat-vey，etal，2002)。经过十几年来的讨论、实践与修正，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高等教育中的就业能力教育”的观念及实施方式，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最明显的观念改变就是认识到就业能力教育的重点不应只在于训练一技之长，更在于培养通用的就业能力。例如，为满足就业的需要，英国高等教育课程设置多样化的学科，强调“毕业生能带人工作场所的通用能力”(Cotton，2001)，这种通用的就业能力，在横切面上与所有行业相关，在纵向上又与所有职位相关，能“满足不同场所的共同需要”。美国培训与开发协会(ASTD，1990)曾将就业能力结构区分为5个类别、16项技能，分别为基本胜任力(阅读、写作、计算)、沟通能力(说和听)、适应能力(问题解决、创造性地思考)、群体效果(人际技能、团队合作、协商能力)、影响能力(理解组织文化、分享领导)等。英国学者knight和Yorke(2002)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一种简称为USEM的就业能力理论。USEM包含了就业能力的四个方面，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具备工作所需的通用和专业技能(Skills)、表现为具有自信心的效用信念(Efficacy Beliefs)以及体现战略反应和思考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两位学者认为，高等教育要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在教学中传授与学科及专业有关的技能的同时，促进和提升学生的通用就业能力；在课程模块设计、教学设计和教育项目中，要重视与工作相关的学习。从这一层面来说，在高等教育和社会间创建一种富有成效和动态的伙伴关系，从而把高等教育与当代社会持续变化的需要和机会联系起来已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使命(与教学和研究并列)之一(Horton＆Dewar,2005)。

三、回应企业弹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7年，欧盟委员会在《为了建设一个知识欧洲》的白皮书中指出，信息技术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性质，改变着过去生产组织的性质，加快了组织变革，从而改变着整个社会。当今世界，由于信息革命的持续，消费者、顾客和股东等需要的不断增长以及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组织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企业正持续不断地经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如去层级化、精简化、业务外包等调整，这些调整变化使得组织内部的不确定性提高，扁平化趋势越来越明显(Maclean＆Ordon.ez，2007，pp.123-125)。组织不再为员工的终身就业负责，而转向为员工提供可持续提高、开发专业能力的机会，即提高员工的就业能力。

此外，全球竞争与资讯科技革命也造成了过去十几年间劳动市场的剧烈改变，职业类型层出不穷，职业技能的要求也日新月异，雇主也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的学校教育已经难以跟上工作场所的需求。基于此，许多企业负责人往往希望找到可塑性强的毕业生，在他们看来，雇员仅有学科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可转换的能力(transferableeompetencies)，因为“在培养一个专业人员的四年时间里，所对应行业的职业要求可能已经有了深远的转变”(Maclean&Ordonez，2007，p.132)。这一点在就业能力研究权威Yorke和KnJight(2002)的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在他们看来，学历、毕业学校与在校成绩似乎只是在毕业生初入职场时扮演门槛的角色，其重要性可能随毕业生已经具备的职场资历与工作经验而降低，而就业能力却决定着毕业生在试用期甚至前一两个工作的表现，其重要性随着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历程而递增。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中小企业尤其重视看重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因而，从组织经营的角度看，员工就业能力的提升是企业培育和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员工队伍的关键。

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培

养高素质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对高等教育机构来说，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可以协助企业更好适应环境的变化，回应企业弹性发展的需求。从具体的实践来说，高等教育机构也更加注意在学生的整个学位课程当中吸纳让学生练习就业能力以及产生实践经验的元素，例如强调团队合作的专题研究报告等，并且注重配备专业的老师引导学生有系统的检视与反思工作经验。同时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逐渐注重学校与雇主的合作，从而为学生提供职场体验机会。例如，英国学者Crebe~等人(2004)发现，通过建立对职场文化的认识，学生能够认识到工作世界急剧变化的本质；而通过职场体验，学生能够确认在课堂上所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与差距，体会到学业上的成功并非就业与职业生涯成功的唯一条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估与反思，从而帮助学生激发学习进取心，建立职业生涯计划与发展策略。

四、结语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竞争与资讯科技革命造成过去几十年间劳动市场的剧烈震荡，工作特质的基本转变对就业能力的开发与劳动力的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经济的再生与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培育出适应力强、有能力且愿意积极学习、并能够为组织创造高附加价值的高素质年轻劳动力。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学生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者到劳动者转变的中间环节，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的一环。

面对社会与工作环境的变迁，高等教育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尝试，但是大部分改革的努力是建立在既存体制改善的基础上，针对的也只是教育的效率而非效力问题。而改革的宗旨也只是部分调整或是改善既存的体制，而没有提出一个新的体系。例如，以往高等教育的改革只是关心财政机制的投入以及公平性成本回收措施，而很少质疑这样的扩招是否最终会造成社会过于重视知识的灌输而忽略能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学历的贬值。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社会各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对于高等教育的任务与目的的评估，要充分考虑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而重视学生的就业能力建设将成为今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必然选择。当然，应对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冲击，融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体制之中就业能力的开发，对高等教育机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不应只在人才供给的“量”方面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人才供给的“质”上面予以提升，不仅是关注学生一技之长的训练，同时也需要更加关注学生的能动性学习、个体间合作能力的提升等，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意愿与反思批判的终身学习能力等，以配合产业结构转型，从而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