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自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着的客观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和观点。国外重要的理论成果有适度人口、可持续发展、外部性理论以及产权理论等；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环境问题基础理论的研究，人口与环境容量的研究以及区域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三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解决人口与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口；环境；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050-05

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自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着的客观关系。远古时代，因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由适应发展成为主动利用和改造环境，复杂了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工业革命后，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扩大了生存空间，提高了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但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能力也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人类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它们既受环境条件的约束，也会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破坏与污染环境、改善与影响环境，而变化了的环境又反作用于人类并影响其生存。因而，如何正确处理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和观点。

1.国外的研究进展以及述评

早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作为前提，强调土地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并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即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人口在没有抑制的情况下，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就使得人口的数量增长呈加速之势。自然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呈算术级数增长。静态地看，现时的人口与资源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但从动态看，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长量将超过自然资源所能够承受的水平。如果人类不认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仅自然环境与资源将遭到破坏，而且人口数量将以灾难性的形式，如饥荒、战争、瘟疫等而减少。自然资源是绝对稀缺的，不会因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有所改变［1］。”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尔萨斯的理论是错误的。其根本错误在于“两个级数”的简单假定和对技术进步的忽略。尽管如此，马尔萨斯理论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影响。马尔萨斯的观点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对人类面临的人口与环境问题却提出了警示，也激发了人们对人口和环境问题研究的热忱。

1888年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在《初级政治经济学》中，从人口增长是否有利于获得最大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适度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对生产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要看工农业生产的综合收益情况。如果综合收益增加了则是有利的，反之，是有害的。他提出了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的理论。坎南的观点也存在缺陷，忽视了在充分利用资源过程中环境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1910年纳特．威克塞尔（Knut ．Wecksell ，1851~1926年）在日内瓦国际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会议上，首次定义了“适度人口”概念。认为“适度人口”是一国工农业的潜力所允许的最大规模生产所能容纳的人口。为了实现“适度人口”降低人口出生率，使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平衡，同时还要使人口密度趋于合理。威克塞尔的“适度人口”论对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贡献是明显的。该理论不仅要求人口数量保持适度，而且要求地理结构保持合理，也考虑到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没有把人口质量和人口全面发展等因素考虑进去。

1952年阿尔费雷德•索维（Alfred ．Sallvy，1898~不详）在《人口通论》一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适度人口。他认为：“适度人口”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他从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变革、就业变动等影响出发，求得最适宜的人口，研究了在生产技术等条件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同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他的理论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口目标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依据。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多种人口目标中，无法确定哪一个是最重要的目标。

1949年威廉•福格特（W. vogt ）在《生存之路》中提出：“由于人口剧增，地球上人口过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各大洲、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都可以看到严重的人口过剩”［2］。福格特引用广泛的资料，证明人口过剩遍及全球，到处都存在着一个严峻的考验――生存之路。福格特特别突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讲到中国人口问题时，认为“中国确实不能供养更多的人了”［3］。福格特对人口与环境问题分析的结论是：“人类由于生育过度和滥用土地已陷入了生态陷阱”［4］。

1968年保罗•埃利希（P.Ehrlich）出版了《人炸》一书。此书主要思想是：当代世界人口的增长已趋高峰，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的增长更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直线上升，人口正面临爆炸危机。埃利希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分析，认为：“人炸主要来自第三世界。人口若继续如此快速增长下去，肯定要酿成一种环境危机，并将持续到人类最终毁灭之日”［5］。人炸论虽然危言耸听，但是看到了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的客观事实，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急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推算未来人口的发展，这必定导致悲观的结论。也没有看到环境的恶化除了人口增长外，还有其他的因素。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由梅多斯教授撰著，作者以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口、资本、粮食、资源、环境等五大主要因素建立了系统动力学分析模型。这五大因素是互相影响的，而且人口增长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粮食供应，从而使得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并提出了环境与人口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式：

环境影响＝人口×财富×技术［6］。该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不能支撑现有技术条件下用现有生产方式的无限经济增长。但倡导的零增长意味着人类社会不能再继续前进，这也是现实社会所难以接受的。

1992年6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针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和趋势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1996年著名人口学家N.凯费兹（N.Keyfitz）发表了《人口增长、发展和环境》一文，强调人口学者应当关注人口增长和发展以及环境的关系，在当前还应当避免对低出生率和逆选择的过度偏见，在重视人口数量增长问题的同时，还应当注意人口素质下降的问题。他对总人口增长极限及其论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提出疑问，明确指出：如果从追求最大效益的角度来看，即使在只有一个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报酬递减和增长极限问题，相反的，如果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必要的。此外，T.荷马一迪松（T.Homer_Dixon）等人在《环境，稀缺和暴力》（1999）一书里，对环境恶化、资源稀缺和人口增长的关系，以及它们会导致暴力行为的分析，也很值得注意。

在微观层面，也产生了一些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庇古认为：有外部负效应（环境问题）时，就会出现社会与私人成本的差异，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书中又提出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用来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7］。萨缪尔森的基本结论是：“当资源是不可分拨的，具有外部性时，市场就不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来自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使环境问题不断增加，解决的办法包括分权和政府强制。”

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中，认为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有它自身的人口规律，人口增长模式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内在性，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人口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

2.国内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2.1 人口与环境问题基础理论研究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蒋正华，1999）。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既是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源，又是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力量。在人口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中，控制人口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迈出第二步，既把人口转变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曲格平，1999）。

在21世纪的前50年，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人口从低增长到零增长的过渡，为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创造相对较好的人口环境，所以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张维庆，1999）。

田雪原（2001）在总结国际上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后，指出真正的适度人口论于19 世纪中叶由英国经济学家坎南( Edwin． Cannan) 提出，后经道尔顿(H．Dalton) 、索维(A．Sawvy) 等人发展，将人口数量、预期寿命、文化教育、健康状况等引入适度人口研究，提出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经济适度人口”，国家获得最大实力的“实力适度人口”等学说。从基本立足点上观察，这些适度人口研究主要限于人口的数量方面，国内的研究也基本限于数量范畴。他提出了“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人口数量界限，定义为“相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说来，人口的数量是适当的，质量是稳步提高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即能够促进人口与其他发展因素协调发展的人口”［8］。依据这样的定义，当今世界和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继续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质量，调整人口的结构，实行“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方略。

郭志刚（2000）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一文中，认为人口资源环境的理论研究视野中必须包括经济过程，且经济过程是联结人口资源环境的中心。强调重视生产性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经济发展和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伟略（2003）教授提出了“均衡人口论”的思想，认为“不仅重视西方人口转变理论，而且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的理论，当代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过剩人口问题值得研究”［9］。

杨云彦（1999）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人口增长并非资源环境问题的全部成因。从资源角度看， 世界人口的增长从两方面不断扩大着对资源的消耗。首先，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使得在同等消费水平下，对资源的需求量同比增加;其次，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对资源不加限制的利用，提高了个人消耗资源的平均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在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的过程中，生产和生活废弃物大量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日趋沉重。

2.2 人口与环境容量的研究

建国以后，中国学者对适度人口的探讨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出于一种实用的目的，试图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确定中国理想的人口目标。第一个研究我国适度人口目标的是孙本文。1957年他从中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了8亿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规模。其后，因为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而使人口研究中断多年。改革开放后最先开始适度人口研究的是田雪原和陈玉光。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从生产性固定资金、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推算总人口，并认为百年后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6.5亿~7.0亿。胡保生等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参照各国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对20多个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可能度和满意度分析，结论是中国百年后人口总数应以保持在7亿~10亿为宜。宋健等也从食品资源、淡水资源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如果中国人民饮食水平接近法国目前的水平，中国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亿或者以下；按发达国家的用水标准，中国人口总数应在6.3亿~6.5亿之间。这样，根据80年代初的多位专家估计，2080年前后中国的适度人口大概在7亿上下。

到20世纪80年代末，胡鞍钢明确提出：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应当是“适度人口目标”。他从就业和人均收入、人均占有粮食、生态平衡以及人口老龄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分别探讨中国的适度人口，并以综合折中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时期中国的适度人口目标，分别为：2000年总人口下限为12.5亿，上限为12.7亿；2020年总人口下限为13.8亿，上限为14.6亿；2050年总人口下限为13.1亿，上限为15.1亿；2100年总人口下限为10.2亿，上限为14.4亿。胡鞍钢估算的优点有二：一是比较全面，二是确定了适度人口的上、下限。至于选择的参数是否足够全面和可靠，尚可讨论。

朱国宏(1996) 关于中国人地关系的研究给人以启发。他认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这一方面与食物供应绝对量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人口消费水平(取决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相联系。按人均占有粮食500 公斤、550 公斤和600 公斤计算，以预测的中国食物最大生产潜力(8.3 亿吨) 为依据，则最大承载力人口为16.6 亿人、15.1 亿人和13.8 亿人。不过，最大生产能力的预测是有条件的，是在“可预见”范围内的一种预测。即使上述最大生产能力确切无疑，那么，最大承载量问题绝对地限定在15亿~16 亿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包含一种假设，那就是人均粮食消费量为500公斤~550 公斤，这其实意味着生活水平比现在有较大提高，如以现在消费水平(约400 公斤) 计，则可承载人口20.75 亿。也就是说，以期望人均消费水平来推断人口极限值过于武断了，似乎还带有迎合的意味。因为这一极限值与人口增长的峰值几乎相同(16 亿左右) 。姑且不论二者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仅就最大生产能力的承载力而言，似乎是被低估了。换言之，如果从人口增长峰值与最大承载力的比较上说，似乎并不存在生存危机问题。朱国宏的结论是，从长远的土地人口承载力上说，中国土地资源将可以容纳比中国人口峰值还要多的人口，不存在超越问题。但它取决于挖掘承载潜力和延迟人口峰期的具体进程。

袁建华等的估算(1998)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 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 亿。而在充分有效利用科技进步来增加粮食产量的条件下，在下世纪中叶后，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的生产量是80 000 万吨，如果分别按每人需要粮食500 公斤和600 公斤，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分别为16 亿和14亿。他们提出中国21 世纪的人口战略应使人口逐渐进入零增长，零增长人口保持在最大人口规模或以下。如果中国最大人口容量是16 亿，近期调整人口政策，使妇女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的条件还不成熟，调整政策应在2010 年以后。

综上所述，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异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 亿人或16 亿人左右，而超过18 亿人到20 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一些专家还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起最优人口模型，并用计算机解算，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数目约在7 亿人到10 亿人之间。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远期人口以保持4 亿人为好。从实际出发，在下世纪内要达到经济上最优的人口数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做到的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得到而又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情况下，使下世纪中国最高人口数比16亿低得多些，以便为后代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

2.3 区域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童玉芬（2004）通过对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人口与生态环境演变之间互动机制的分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该流域的动态仿真模型［10］。通过模型的多方案运行，观察未来该流域各种人口变动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可能演变后果，从而提出有利于流域生态环境的合理人口变动条件与政策。

陈勇、 陈国阶、谦（2002）对山区的人口与环境进行了研究，认为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由环境系统和人口系统组成，山区环境对人口具有限制和制约作用，而人口对环境则表现出适应与改造的趋向。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既可以表现为相互恶化，也可以表现为良性互动，其中间过程是通过人类对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而得以实现。“要实现山区人口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和山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政策，制度和技术等各个层面上对现有山区人地系统中不协调的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11］。

廖顺宝、孙九林（2003）用GIS工具定量地分析了青藏高原地区人口分布与海拔高度、土地利用、道路网、河流水系等环境因素的关系以及人口密度与居民点密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青藏高原人口分布与其他地区人口分布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认为：“青藏高原人口分布稀疏，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生态系统生产力低，内部调节能力弱，环境容量小。青藏高原地区虽然资源较为富裕，但人口压力逐步增大且人口素质不高，制约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2］。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我国、毗邻地区乃至东南亚各国，更关系到青藏高原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成升魁、沈镭（2000）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与环境问题，他们考察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 - E -R”模式进行了估算。结论是“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13］。此外，因受历史和地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高原人口意识和环境意识十分淡薄。所以，高度重视和加强宣传教育，切实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尽快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是控制高原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

蒋耒文、考斯顿（2001）认为在研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时， 选择适当的人口参数和合适人口分析单位非常重要。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行为方面的差别应当考虑在内，人口分析单位的选择取决于人口中这种差别的显著程度及所研究的环境影响的种类。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户的变化比人口个体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更加重要。当研究家庭户变化的影响时，只考虑家庭户的数量是不够的，应当加强对家庭户构成变化的影响分析。他们采用I - PAT模型，考察了人口及其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选择江西省吉泰盆地的泰和县和深圳市作为研究区域，考察了人口及其消费共同作用产生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米红、吉国力、林琪灿（1999）对传统的以产值――收入为中心的发展评价方法进行变革，创建了一套系统的中国县级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和管理方法。这套方法主要是通过观察某县一段时期以来的发展趋势或同一时点上它在多个县中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相对位置，从比较而得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差距出发，按计算层次逐步回溯，寻找促进或阻碍该县级区域持续发展的具体因素，为制定下一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参考。他们提出的这一关于县级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可持续发展管理和评估方法可以用来改进我国目前县级区域的发展模式与进程，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提供一种新的目标要求。

李群、米红、席斌、王晓雪（2005） 以福建省为例，将逆系统方法引入福建省资源环境人口的协调发展系统中，应用灰色预测模型建模，探索了逆系统方法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预测中的应用。并得出了如下结论：“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口、资源、环境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14］。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人口、资源、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人口增长――需求增加――开发资源――影响环境，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类行为。

李君甫，邹德秀，吴耀（2004）对秦岭北麓具有中国秦巴山区村庄代表性的一个小自然村――唐家坡从1963~2003年的人口变迁和资源与环境（包括水，耕地，林地，滩涂，草地，动物）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唐家坡几十年来的人口、资源环境变迁情况表明，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和环境状况会逐渐恶化。随着人口的减少，生态环境会逐渐恢复。他们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卓有成效，迁徙变得越来越自由，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这就使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生态的恢复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5］。

以上这些有价值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创新，表现了多学科的整合与合作，研究面也比较宽泛，表现了我国青年学者在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方面积极的探索精神。这些研究表现了以下特征：①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从一般的规律扩展到不同区域内不同的人口与环境问题的研究。②研究将进一步向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③学科之间的整合，多学科协作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研究人口与环境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能够进行的。具有实践操作的政策研究。

3.小结

通过对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的述评，我们认为人口与环境问题并没有消失，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全球性问题，尤其中国的人口与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我们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第三条和第六条作为本文的结论，以强调人口和环境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

人类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现代，人类改造其环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话，就可以给各国人民带来开发的利益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地使用，这种能力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在地球上许多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损害的迹象：水、空气、土壤以及生物的污染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生物界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和不适当的扰乱；一些无法取代的资源受到破坏或陷于枯竭；在人为的环境，特别是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存在着有害于人类身体、精神和社会健康的严重缺陷（《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第三条，1972）。

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世界各地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和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改善环境的质量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景是广阔的。我们需要的是热情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接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第六条，1972）。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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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adows et al(1972).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

［7］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8］田雪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9］胡威略.人口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童玉芬.新疆人口变动对生态环境的未来影响趋势与协调发展对策［J］.中国沙漠，2004,(3).

［11］陈勇,陈国阶,谦.山区人口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2002,(6).

［12］廖顺宝,孙九林.青藏高原人口分布与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3）.

［13］成升魁,沈镭.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0,(10).

［14］李群,米红,席斌等.区域人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逆系统仿真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5.

［15］李君甫，邹德秀，吴耀.一个西部山村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变迁［J］.生态经济，2004，（2）：30~32.

［作者简介］张广裕（1968-），男，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8-04-23（责任编辑：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