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日日随行殿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康熙年间的高士奇确实是个十分奇特的人物。

以一个穷秀才的身份，仅仅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经人推荐之后，很快就成为康熙的心腹秘书――这是第一奇。

康熙每次外出，都不忘带上高士奇，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名为君臣，实同师友――这是第二奇。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服务人员，公开半公开地套取他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然后招摇撞骗，转手倒卖，康熙却任其胡作非为――这是第三奇。

高士奇即使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这是第四奇。

遭弹劾解职归里后，康熙对高士奇仍然恩礼有加，充满了真挚的关爱和呵护――这是第五奇。

高士奇退休之前，康熙不仅给他官升一级，而且在他退休几年之后，还给他提升实职，真是史所罕见――这是第六奇。

康熙对高士奇的恩宠无人可比，高士奇却将许多假画进献给他，精品一律留给自己珍藏――这是第七奇。

人有三急，高士奇在单位上却可以不屙屎、不拉尿、不出汗――这是第八奇。

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康熙不聋、不瞎、不哑，却始终不闻、不问、不管――这是第九奇。

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不仅褒贬不一，而且褒则上天，贬则入地――这又是奇中之奇了。

一、因缘际会攀高枝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祖居浙江平湖，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秀才）。康熙十年（1671）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所宠幸。

高士奇能与康熙搭上关系，《檐曝杂记》卷二、《啸亭杂录》卷八和《清史稿・高士奇传》都说是大学士明珠推荐的。这些书籍记载说：年轻时的高士奇也像如今的打工仔一样，自己挑了一担铺盖，来京城里找机会。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明珠府上一个门卫家里教书。有一次，明珠要写几封要紧的信，并急于发出，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高士奇的东家也就是那个门卫知道后，就把高士奇推荐上去。正是急于用人之时，明珠来不及多问就答应了。明珠只简单交待几句，高士奇就一挥而就，草稿都不用打。明珠十分满意，就把高士奇留在自己府里工作，担任掌书记，也就是秘书。后来，明珠再把高士奇推荐到康熙那里。从此，高士奇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青云。

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对高士奇的发迹史却另有说法。说是有一个叫祖泽深的官员，为人虽然狡恶横暴，却很会看相。有一天他路过报国寺，看到流落京师的高士奇，正在寺门前摆摊卖字，就驻足观看起来。他先是看高士奇的字，后来就专注看高士奇这个人了，因为他发现高士奇的相貌很不一般。端详良久之后，祖泽深忍不住对他说：“看你的相貌，应该大富大贵啊，怎么坐在这里卖字糊口呢？”高士奇听了，不禁伤心哭起来：“谢谢您的吉言。我穷困潦倒如此，每天担心会不会饿死，哪敢做大富大贵之梦呢？”祖泽深说：“你可不能这么小看自己。从相法上看，你可以做到宰相。即使没有宰相之位，也有宰相之权。”说完，就把高士奇领回家里好吃好喝养起来。不久祖泽深要去外地当官，大学士索额图有个亲信家奴正想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料理文字，祖泽深就把高士奇推荐给了他。读书人一般比较清高，很少愿意做奴仆的奴仆，但寄人篱下的高士奇哪里清高得起来？他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况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能到他的亲信家奴那里混口饭吃，从此时来运转，攀上高枝，也未可知，因而欣然允诺。

也合该高士奇的时运到了。那家奴不久受贿事发，紧张得到处找人商量对策。大家都劝他一定要挺住，打死也不要承认。高士奇却对他说：“主人一直把你当心腹，做人应该凭良心、讲忠诚，怎么好意思欺骗他？你只要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主子的栽培，肯定能得到他的宽恕。你如果不承认，恐怕就要死于严刑拷打之下；如果熬不过严刑而承认，最后还是要活埋。”那家奴听着有道理，就照办了，也果然得到了索额图的宽恕。过了几天，索额图越想此事越觉得蹊跷：人性最根深蒂固的缺点是死不认错，可这小子如此爽快就承认了，其中必有原由。一问，果然是高士奇给他出的主意。索额图就把高士奇叫去，见面谈话后，发现高士奇既善解人意，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把他留下来当幕友。再过一段时间，康熙想找个书生当顾问，索额图想推荐高士奇而犹豫不决，正好祖泽深来见他，便对索额图说：“我看这个人的面相，日后估计会位极人臣呢。”那家奴也赶忙附和说：“这高某人挺诚实，必定不会辜负主子的大恩大德，就上次他教我主动认罪来看，也知道是个好人。”就这样，索额图把高士奇推荐到了康熙身边。不到一年，高士奇就已经权倾天下。

从这些记载看来，高士奇出身低微，也没有考取功名，他得以进入仕途，受知于康熙，完全是因缘际会，靠人推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推荐人是明珠还是索额图，这一点并不重要。但从《读书堂西征随笔》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大大早于《檐曝杂记》等书来看，它的记载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这种口耳相传的记录，自然要比后人依靠间接资料写出的文字更值得相信。当然，迫于形势压力或其他因素作用而有意作伪的文字，应该另当别论。另外，从明珠和索额图后来对待高士奇的不同态度来看，高士奇是索额图推荐上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这一点我在后面会专门写到，读者如果有兴趣，完全可以自己体会并得出结论。

二、点名进了南书房

说高士奇到康熙身边工作不到一年，就已经权倾天下，这个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说他很快就成为康熙面前的大红人，倒真的一点不假。

这就不能不提到南书房这个机构。

南书房最初是康熙本人的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康熙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朕随时读书写字，身边却没有博学善书之人，有疑问无法讨论。可在现有翰林中选择一二个学问好的人，常侍左右，考究文义。为方便他们工作，就在大内给他们安排住处。另外如高士奇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也选一二个进来。”不久，康熙即令张英、高士奇到南书房办事。

从康熙上述讲话可以得知，高士奇受到康熙赏识并亲自点名要他进入南书房，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漂亮。从表面看，康熙增设南书房官员，主要是为他讲解经史，诗赋唱和，抄写文书典籍等，属于皇帝文学侍从性质，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檐曝杂记》卷二）也就是说，南书房官员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另外，皇帝每次外出巡幸，南书房官员都是重要随从；皇帝即兴做诗、发表讲话等等，也都由南书房官员记录整理；刊印御制诗文集，或内廷要编纂什么文献资料，任务也都落在南书房官员身上；每当年节，皇帝要给大臣赐字，也常由南书房官员事先做好准备。

在南书房供职的官员，既没有固定数量，也没有品级限制，但必须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亲信，这似乎是唯一的入选标准。这些人一旦被选入，就与皇帝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所以南书房完全是一个由皇帝严密控制并专门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内廷机要秘书班子，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越到后来，内阁越偏重于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南书房的地位则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雍正朝建立军机处为止。此时，机密文书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这一机构也就逐渐失去了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作用，在其中工作的人也就成了专门侍奉皇帝读书消遣和专司文词书画的文学侍从了。但由于南书房官员能常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书房亦被长期保留，直到清朝快灭亡时才被撤销。

在南书房办事的官员，通常被称为“南书房行走”。这个官名看起来有点古怪，实际上也好理解。因为所谓“行走”，就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那么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别的职务而被派到南书房办事。比如高士奇进入南书房时，另外还担任了内阁中书，后来他的职务也屡有变化或提升，但只要他没有离开南书房，叫他“南书房行走”就不会有错。

康熙与南书房官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们除工作上的紧密联系外，康熙还常常“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啸亭续录》卷一）有一年五台山向宫中进贡了一种名叫“天花”的菌类植物，康熙认为“鲜馨罕有，可称佳味”，于是特意派人送到南书房，让他们也知道“名山风土也”。（《池北偶谈》卷二）至于赏赐南书房官员御用瓜果茶酒和其他物品，更是寻常之事。

高士奇曾先后两次进入南书房工作，一是康熙十六年（1677）到二十七年（1688），二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到三十六（1697）年，前后加起来，时间长达十四五年之久。这段时间既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也是他觉得最充实、最荣耀的时光。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高士奇在南书房工作期间，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一旦有任务在身，或康熙要留他商量事项、讨论问题，深更半夜到家也是常事。有时下班实在太晚，路上早已，康熙就吩咐警卫人员护送他回家。到家后，高士奇还常常要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不把事情处理完不休息，可谓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敢稍有懈怠。这时期，康熙外巡时，也总要把高士奇带在身边，让他与警卫官兵一起骑马随从。高士奇曾作诗纪其实说：“身随翡翠丛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啸亭杂录》卷八）康熙与高士奇似乎须臾不可或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多么特殊和亲密无间。在外人眼里，高士奇是何等风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三、小人并非总是围着昏君转

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其中肯定还有其他原由。

我们不妨先看看高士奇数次随驾南巡时留下的几件趣闻逸事。

仅《清朝野史大观》卷五《记高士奇之随銮》，就记载了这么几件趣事：在杭州灵隐寺，留下了“云林”；在镇江金山寺，留下了“江天一色”；在苏州狮子林，留下了“真趣”；在山东泰山，留下了“高明配天”。这些趣闻逸事既透露了高士奇的机敏和才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康熙总要把他带在身边的原因。

有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皇上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对僧众的这种“强烈要求”，自然不会拒绝。可他那天真是太兴奋了，手一挥，就将繁体“”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中间并排的三个“口”和下部的“巫”，简直无从下笔。如今的歌星在台上唱歌，调子起高了，下面无法接唱，可以自我调侃一下，然后重新起调。但皇帝面子大，哪能推倒重来？康熙一时便有些尴尬，僵在那里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林”二字，然后假装上去磨墨，悄然摊开手掌，故意露给康熙看。得此巧妙提醒，康熙也就将错就错，写下了“林”二字。灵隐寺另有“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杭州老百姓虽然并不买账，私下里仍旧称这个寺庙为“灵隐寺”，但康熙题写的这块匾额，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灵隐寺游览时，发现它仍然挂在寺门上方。如今是不是还照常挂着，我就不清楚了。

金山位于镇江市附近的长江岸边，山势巍峨，水天一色，有“江南诸胜之最”的美誉。有一次，康熙来金山寺游览，登高远眺，大江东去，水天相接，很是高兴。寺僧们早知道皇上有舞文弄墨、到处题词留言的嗜好，于是也像灵隐寺的同行那样，恳切盼望皇上能够留下一块墨宝。这次题词因为是议程之外的请求，随从人员事先未与地方沟通好，所以康熙思索许久，也拿不定主意写什么。见主子受窘犯难了，高士奇马上递了一张纸条上去，康熙展开一看，原来是“江天一色”四字。一语提醒梦中人，康熙当即挥毫，将此四字题写在宣纸上。据说，康熙得到高士奇及时提醒后，极为高兴，因此书写“江天一色”四字时，精神特别焕发，结果与其他各处题词比起来，这四个字写得“尤为精神饱满”。（《啸亭杂录》卷八说康熙的题词是“江天一览”四字）

狮子林是苏州的一处园林，设计布局非常巧妙。康熙进园后，只见假山遍布，长廊环绕，楼台隐现，曲径通幽，有迷阵一般的感觉，就情不自禁地夸赞了一句：“真有趣！”皇帝的金口玉言，当然必须作为墨宝留下来，随从们当即吩咐当地陪同人员，快去备好笔墨纸张。可是后来康熙题写的匾额，并不是“真有趣”三字，而是留头保尾，把中间的“有”字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高士奇觉得，“真有趣”三个字，口头说说，足见真情，但要题写成匾额，实在白之又白，不免显得俗气，还不如将中间的“有”字去掉，仅题“真趣”二字，康熙愉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也有说“真趣”二字是乾隆下江南时所题。）

还有一次，康熙登临泰山，与大学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康熙一时来了兴致，就笑着问身边这两个亲信大臣：“今儿咱们像什么？”明珠回答说：“三官菩萨。”高士奇马上跪在康熙面前，高声回奏说：“高明配天！”明珠听了，既惊且惭，额头上汗都吓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经高士奇点破后，明珠很快想起来了，“高明配天”一语出自“四书”之一的《中庸》，上下两句分别是“博厚配地”和“悠久无疆”，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博大而深厚，可以与承载万物的大地相匹配；高大而光明，可以与覆盖万物的天空相匹配；悠长而久远，可以与生成万物的天地一样无边无际。”恰好高士奇和明珠的名字分别有“高”和“明”两字，皇帝又俗称“天子”，高士奇这么一比，自然一语双关，含义深远。明珠既无知无识又没有自知之明，不仅与皇帝相提并论，而且自称菩萨，他听了高士奇如此巧妙的回答，自然会自愧不如并心惊肉跳了。

高士奇的这些表现，从好的方面说，自然是他脑子反应快，知识底子厚，服务皇帝能力强；从不好的方面说，则是他善于察颜观色，曲意奉承，马屁拍得非常到家，把心思都用在讨好皇帝上，所以是好是坏，就看各人如何看待，如何理解，是很难形成统一看法的。这也是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褒贬不一的原因之一。

然而，高士奇另外有些表现，就令人不齿和恶心，怎么看怎么让人起鸡皮疙瘩了。

有一次，康熙外出打猎，坐骑老是尥蹄子，弄得他很不痛快。高士奇知道后，立刻策马跑到烂泥里，把衣服弄得脏不拉稀，然后故意凑到康熙身边，让他看自己的狼狈相。康熙见他这副模样，果然感到奇怪。高士奇于是故意装得可怜的样子，说：“别提有多倒霉了！我刚才骑马，不小心掉进污水坑里，摔了个嘴啃泥，衣服还没来得及洗。”康熙原本觉得自己今天够窝囊的，想不到还有更倒霉的人，脸色马上由阴转晴：“你们这些南方人，如此懦弱无能。我的马刚才也不安份，老是踢来蹦去，我就没有掉下来！”说话的神情十分得意，原来的一肚子不痛快，早已跑到九宵云外去了。

高士奇这样作贱自己，外人虽然非常反感，甚至骂他是一个佞臣，但能够博得皇上高兴就行，这样高士奇的目的就达到了，或者说他的心思就没有白费。皇帝也是人，他再怎么“英明伟大”，再如何“勤政爱民”，也有七情六欲，也喜欢众星捧月。他们既要正派能干的大臣协助自己治理国家，也需要高士奇这种很会脑筋急转弯，能够急中生智，不显山不露水就给自己救急解难的人。这就是小人并不总是围着昏君转，明君手下也出奸臣的原因所在。

四、心思都用在皇帝身上

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固然是他很会讨人喜欢，有他在就没有解不开的难题，但必须说句公道话的是，别看高士奇没有很高的文凭，其实他的学问还是很不错的，才能也比较出众，工作更是认真负责。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康熙和高士奇在许多领域都有共同语言，唠起嗑来总是兴味盎然，临要分别都觉得兴犹未尽。所以不管工作上，还是感情需要上，康熙都觉得高士奇是非常适合在自己身边服务的一个人。

《清史稿》本传说高士奇：“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高士奇虽不能说是一流书法家，但他的字写得漂亮，康熙很喜欢他抄写的文书典籍，这是肯定无疑的。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清初，朝廷和官府下发文件，不像现在那样可以印刷和复印，而是靠人工抄写若干份发下去。皇帝要下发文件到县，那该是多大的工作量啊！高士奇入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主要是抄抄写写的工作。他的字既写得好，工作又异常勤奋，皇帝自然会十分喜欢他了。另外高士奇还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笔墨隽雅”，堪称精品。

高士奇对康熙学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康熙曾对侍从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清史稿・高士奇传》）年长康熙十岁的高士奇，无疑成了康熙跨进学海的引路人。

另外，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就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体唐诗补注》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就有《天禄识余》、《塞北小钞》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苑西集》、《经进文稿》等十数种著作。

高士奇的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诗文集，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三是学术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二为治唐诗之作。《四库提要》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校本，可见它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

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清初的收藏大家，有“三家村”之说。所谓“三家村”，就是字号中都有一个“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标字棠村，安岐号麓村，高士奇号江村。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高江村尤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凡经其法眼鉴赏过的作品，声价顿增十倍。这样的本领，无不令人称奇。

由此可见，高士奇的学问虽然说不上有多么高深，但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确实够得上杂家的称号。我们都知道，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十分广泛。天文、地理、经学、诗文、历史、数学以及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什么都想学，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定功夫，最后虽然“贪多嚼不烂”，往往浅尝辄止，但学习过程中如果没有谈得来的对象，就会感到寂寞甚至索然寡味。刚好身边有高士奇这个“奇才”，把他视为知己和同道，最后对他喜爱有加并格外看重，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高士奇在学问方面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涉猎和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投康熙所好，以便随时应付他的“垂询”。

《清稗类钞・异禀类》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高士奇自从来到康熙身边后，不但工作异常勤奋，而且上班时间从不离开岗位半步，康熙只要找他，他一定在；康熙有事叫他，每次他都能应声而至。也许有人会说，人有三急，厕所总要上吧？怎么能保证时时刻刻不离康熙半步呢？这话对别人来说也许不错，放在高士奇身上则不然，因为他在单位上不屙一泡屎，也不拉一次尿，仿佛是个机器人，没有这种生理需求。更奇怪的是，即使盛夏酷暑时节，高士奇也不出一滴汗，别人恨不得打赤膊，他照常“西装革履”，仪态端庄。他的同事和领导，当时都认为高士奇“生有异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因而无不感叹“侍从诸臣，俱莫能及”。

高士奇难道真的具有异于常人的生理结构？否则怎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呢？这其实很好解释，就是尽量少喝水或不喝水，自然就不会出汗和拉尿了。至于上班时间不要解大便，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因为只要经过自我调适，就可以把“便意”调整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段上并形成习惯。我想，高士奇忍屎憋尿的奇功，就是这样练成的。当然，这对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

高士奇之所以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要在每个人所固有的生理现象上用心思，显然是要保证一刻也不与康熙分离，时刻等待康熙的“垂询”。这一来说明他的心机确实很深，二来也让人觉得他其实非常可怜。他出身寒微，又没有别的政绩和功劳，只能通过这些具体细微的表现，来博得康熙宠爱。

高士奇不仅上班时间不离康熙半步，而且对康熙下班之后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他也要努力想办法弄清楚。他对康熙八小时之外读了什么书尤其感兴趣。为此每天从家里出门时，高士奇都要装满一口袋金豆子，一到单位上，就找到康熙的贴身小太监，详细询问康熙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太监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高士奇就送上金豆一颗，多讲多送，随讲随送，往往一口袋金豆，到晚上下班时，就一颗不剩了。

高士奇一旦获知康熙读了什么新书，回家之后必定马上找来翻阅，对书中的内容不管感不感兴趣，他都必须赶在康熙之前把此书读完。他这样做的目的非常简单明了：一旦康熙问到书中的内容，他都能回答个八九不离十。高士奇学问庞杂而不精，这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高士奇对康熙的喜怒好恶无不了解，对康熙的一言一行无不知晓，包括对康熙所读之书事先都作了认真预习，所以不管康熙问他什么，哪怕是一些比较冷僻书的内容，高士奇都能对答如流，深合上意，康熙于是既佩服高秘书的学问“博大精深”，也感到他们之间能够谈得来的话题实在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不想把高士奇视为心腹，有问题不想找高士奇探讨，恐怕都难办到了，所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说：“以廷臣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据我所知，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至少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做秘书时，也像高士奇一样，特别用心搜集最高领导人的读书信息，然后精心预备。其中一个是高士奇的前辈卢多逊，另外一个是高士奇的后辈陈伯达。

据《续资治通鉴》卷五记载，卢多逊做知制诰（秘书）时，看到宋太祖求知欲旺盛，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身兼史馆负责人的卢多逊便叮嘱手下工作人员：太祖皇帝到史馆取了什么书，一定要及时汇报，不得有误。信息报上来之后，卢多逊马上连夜通读这些书，于是每当宋太祖问到书中内容，他都能对答如流。宋太祖越来越喜欢他，先让他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再让他做同平章事（宰相）。另据秘书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女士回忆，陈伯达做秘书时，经常向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等等，不断揣摩的心思，以便做到步步紧跟、事事紧跟。一向为人正直的田家英对陈伯达的察颜观色行为虽然极为反感，并骂他是“小人”、“伪君子”，却不妨碍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器重他。结果在所有秘书中，这个一贯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是爬得最高的人：1966年5月，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这个机构不仅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功能，而且逐渐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陈伯达因此成为呼风唤雨、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同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陶铸之后的党内第五号人物。

卢多逊和陈伯达虽然都投机成功并权倾一时，但后来都裁了大跟头，高士奇则不然，他不仅生享殊荣，而且死赐祭葬并福及子孙。从这一点看来，高士奇要比他们两个人幸运多了。

五、生享殊荣、死赐祭葬并福及子孙

康熙究竟给了高士奇什么殊荣呢？

别的不说，仅《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名人传略》和《清代人物传稿》等书中写到的，就有这么一些（为方便读者阅读和记忆，我们不妨开列一份清单，这也许是最为简明的一法）：

康熙十年（1671），充翰林院书写序班。

康熙十四年（1675），补为詹事府录事。

康熙十六年（1677），担任内阁中书，入南书房办事，赐居西安门内。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特意下发文件，表彰高士奇：“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

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对吏部官员说：“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从优议叙。”吏部研究后，决定授予高士奇额外翰林院侍讲。乡试落榜、举人都没有考取的高士奇，从此正式成为翰林官员。这比如今只有中学文凭的人成了北京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难得。

康熙二十年（1681）夏天，高士奇身体不适，康熙写信并送钱表示慰问：“尔内直以来，勤慎尽诚，夙夜匪懈。近日闻尔偶得暑病，特赐颐养之资，尔当安慰自怡，辅以医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东巡回来，途中与高士奇谈古论今，话题极为投缘，一直到深夜，都不忍分离。临别之时，康熙还叮嘱高士奇记录他们当夜的谈话内容，并赠诗一首：“六御东巡海上回，夜深怀古帙重开，秘书日日随行殿，玉勒前头珥笔来。”此诗充分表达了康熙与高士奇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

康熙二十二年（1683），补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南巡返京途中，在船上读书至夜半，高士奇请他早点休息：“圣躬过劳，宜少节养。”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当年，高士奇升任右春坊右庶子，不久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康熙二十四年（1685），转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升任詹事府少詹事。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遭遇意外挫折：山东巡抚张带了大量银子到京城行贿，事发之后，供词涉及高士奇。康熙得到消息后，传话说：“此案若严审，牵连人多，勿令滋蔓。”有了康熙保护，高士奇虽然未伤皮毛，却上疏为自己辩白并请求离开南书房：“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无端疑怨，含沙污蔑，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萋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康熙虽然同意高士奇离开南书房避一避风头，但仍留他在京负责修书事务。

康熙二十八年（1689）春天，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仍为亲信随从。在杭州，康熙特意来到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并御书“竹窗”匾额。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他。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九月，左都御史郭严辞弹劾高士奇，列举了他的四大可诛之罪，康熙无法继续出面保护，只能令其“休致回籍”。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指示大学士在翰林官员内推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是为高士奇复出寻找借口，大学士们自然心领神会。结果不仅高士奇官复原职，而且郭弹劾案中受高士奇牵连的王鸿绪等人，也像“还乡团”一样回来了。高士奇“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后，仍入南书房办事。

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士奇以母老乞还，康熙在他退休前还特意提拔他为詹事府詹事。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擢升高士奇为礼部侍郎，官居二品。高士奇虽然因为母亲年老不便来京赴任，但二品官帽还是戴到了他头上。常言道：“人一走，茶就凉”。可是，康熙对他的已经正式退休好几年的老秘书高士奇，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关怀备至，真是史所罕见。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又一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淮安迎接，之后随康熙巡视江南，再随驾入京，第三次寓于大内直庐。高士奇这次在京时间虽短，但康熙给予他的关心相当体贴入微，不仅与他数次相见谈话和宴游，而且高士奇离京时，赏赐他许多钱物。数月后高士奇在家病故。康熙闻讯后，悲痛地说：“高士奇简侍内廷，勤劳岁久。忽闻在籍病逝，朕心深为轸恻！”于是下令有关部门好好安排高士奇的后事。高士奇的长子高舆，也由翰林院庶吉士提拔为编修。按照规定，高士奇的级别只能予祭一次，也没有谥号。但是康熙不仅下令给予全葬，而且对大学士们说：“原任礼部侍郎高士奇在内廷供奉有年，其品级不应有谥”，但“朕轸念旧臣”，所以应该给予他谥号，“以示特恩”。高士奇因此赐谥“文恪”。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某个大臣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它不仅具有特定的涵义，而且规定了不同的等次。清代大臣中的谥号规定，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的官员，死后才可用“文”字。高士奇只是个假翰林，也不曾做过大学士，给他谥“文”，确实出于皇帝的“特恩”。另外，在与“文”字搭配组成的三十多个等级的二字美谥中，“文恪”虽只排在中间偏下的位置，但“恪”为恭敬、谨慎之意，所以这种评价还是相当高的。

不过这只是官方评价，民间是不是这样认为，可不一定。事实上高士奇也的确配不上“文恪”这一称号。

六、恩将仇报的小人

高士奇对康熙，除了进献假画这一点做得不地道外，其他方面确实表现得很“恭敬”，但对同僚和上司，则完全不一样。至于“谨慎”一词，更是无论如何用不到高士奇身上。

我们先看他对同僚和上司是什么态度。

据《郎潜纪闻初笔》卷五记载，高士奇的同事和浙江老乡朱彝尊曾写过两首《咏史诗》，它们是：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内词章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

原来高士奇发迹后，得意忘形，招摇太甚，恃才傲物又书生气较重的朱彝尊很有些看不惯。这两首诗便是讽刺高士奇的。

第一首借韩信受知于刘邦，比作高士奇得宠于康熙，话还不怎么伤人。第二首把高士奇比作北齐的祖（字孝征），便使得他恨之入骨了。为什么呢？因为长期做秘书、后来官至宰相的祖虽然博学多才，冠绝当时，可谓文武并驰，一时无双，为南北朝时期一大奇才，但此人品行恶劣，善于钻营，结党营私，陷害忠良，聚敛钱财，骄纵淫逸，这些都与高士奇颇为相像。另外，当时社会上有股议论，说高士奇的一些著作，乃是请人代作的。恰好祖主持编写的《修文殿御览》，不仅受到了《华林遍略》的启发，而且直接以《华林遍略》为蓝本，说它是由《华林遍略》改头换面而来，似乎也无不可。这与高士奇的托人著书，不也有共同之处吗？

高士奇于是气得大骂朱彝尊：“他这样的人，岂独不可接近天子，连翰林都做不得！”又说：“我断不饶他！”

不久便有翰林院掌院学士牛钮参劾朱彝尊的事情发生。

朱彝尊那时正在编一部书，因为抄写资料需要人手帮忙，就携带楷书手私入禁中抄录四方所进图书。带仆入值本为京官常事，牛钮因为受了高士奇的指使，于是参劾朱彝尊泄漏宫廷机密。康熙二十三年（1684）一月，朱彝尊从宽降一级罢官。高士奇总算出了这口恶气。

更让人心寒的是，发迹后的高士奇，并没有像索额图的家奴说的那样，决不会辜负自己的恩人。实际上，高士奇这个“出自粪土”的“市井小人”，不仅小人得志、反复无常，而且唯权是图、党同伐异。当时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后来明珠和索额图相继，高士奇都是主要幕后推手。

还是《读书堂西征随笔》记载说：高士奇后来虽然成了皇帝面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但为人专横，脾气火爆的索额图还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家奴看待，不仅颐指气使，而且稍不如意就开口乱骂，甚至罚他到院子里跪着。索额图的家人，也仍旧称他“高相公”，毫无尊重之意。

这还是相安无事时的情形。要是高士奇做了什么让索额图不愉快的事，或说了什么使索额图不舒服的话，索额图更是横眉怒目，没有好态度。常常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高士奇喊来，在院子里罚跪；也不管有没有人在，见面就跺脚大骂，一点不留情面。

有一次，高士奇到索府拜访，时方盛暑，索额图光着上身坐在那里，高士奇刚刚磕头请安，还来不及说话，索额图便气急败坏发作起来。这一顿骂，不仅声震屋宇，而且连高士奇的祖宗八代和老婆孩子都骂遍了。索额图这次发这么大的火，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知道了高士奇与明珠暗中勾搭的事。有个姓曹的候补总兵，当时寄食于索家，他刚好站在索家门帘子外面，完整地目睹了这一幕。他心里想：高士奇这等不堪的情状，落入自己眼中，事后一定会迁怒于我。为了免受他的陷害，只好引疾而归。

高士奇当然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一刀宰了索额图，哪还记得对方往日的恩情。

多年前，高士奇虽在暗中搞过明珠的小动作，但为了推倒索额图，此后他又主动与明珠修复关系。明珠与索额图本是势不两立的政敌，如今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高士奇能够“降尊纡贵”讨好自己，明珠自然会“尽弃前嫌”。

高士奇从此一直在寻找倒索的机会。

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天，康熙南巡到德州（今山东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到德州看护，自己则返回北京。一个月后，皇太子病愈，他们才一起回来。索额图是皇太子生母的亲叔叔，与太子关系向来十分亲密。后来康熙对太子行事逐渐不满，索额图曾受过牵连，但康熙没有公开处置。这次康熙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让他探视并服侍皇太子，但真实意图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康熙自己清楚。嗅觉高度灵敏的高士奇还是感觉到了其中的异常，于是马上抓住这一良机，在第二年春天陪同康熙南巡及返回北京期间，与明珠等人联手倒索。他们加给索额图的罪名是与太子结党并“潜谋大事”。这虽是篡位的委婉说法，但按皇家礼法，却是谁也救不了的死罪。史家因此都认为，最后倾陷索额图的人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这个高士奇。

索额图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获罪的，再过一个月，高士奇也死了。临死还要拉索额图垫背，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可见高士奇是一个多么阴险之人。

高士奇陷害索额图，虽说是以怨报德，但毕竟有说得出的理由；他倾覆明珠，则看不出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看到有人检举揭发明珠，康熙又过问了此事，他才落井下石，顺势踏上一脚的。

自康熙初年明珠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之后，很快就做到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并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康熙十九年（1680）索额图一度因病解任后，明珠一人佐理朝政，显示了很高的政治才能。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战争中，明珠尤其功不可没。

康熙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明珠作为新一代满族贵族，为了广植党羽，招揽新进，便与皇帝亦步亦趋，着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关系。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理学名臣之间的学派纠纷，加之明珠与索额图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不仅使他与理学名臣徐乾学等人搞僵了关系，而且也使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1687）冬季，康熙外出，路过霸州（今河北霸州市），直隶巡抚于成龙到行在谒见皇帝，谈话中说到明珠，于成龙义愤填膺说：“当今官位已被明珠等人卖完了！”康熙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上派亲信大臣检查各省布政司的库银，如果有一处不出现亏空，便是臣胡说八道。”康熙讯问高士奇：“于成龙说的是不是事实？”高士奇就把明珠如何结党营私、如何卖官鬻爵的种种事实和盘托出。康熙听后大吃一惊：“问题如此严重，以前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说：“有我在，你们怕什么！他的势力难道比四辅臣还大？当时我要除掉鳌拜，不就干净利落除掉了？”高士奇说：“有皇上做主，当然没有什么办不到！”（《清史稿・高士奇传》）不久，高士奇便与徐乾学密谋，唆使时任佥都御史的郭参劾明珠，最后明珠被革去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也有说高士奇与徐乾学共同起草参劾明珠的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再由郭出面参劾。不过比索额图幸运的是，明珠不仅保住了小命，而且一直担任内大臣，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去世。

高士奇进献康熙假画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此简要介绍一下。

高士奇曾进给康熙大量的书画，但后世从康熙的收藏中发现了不少赝品。这些赝品是怎么送到康熙手上的？高士奇有一册名为《江村书画录》的秘密账本，记录了一些书画的真伪和精劣情况。翻阅此书，他的用心一目了然：仿制得天衣无缝的假画可以进献皇帝，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留给自己珍藏。原来高士奇进呈给康熙的书画，几乎全是假的，而自藏的书画，却没有一件赝品。对高度信任自己的康熙，高士奇都敢蒙骗，固然是他对真画爱得太深，且料定康熙的鉴赏能力不足以发现其中的破绽，但不管怎么说，能做出这种事，说明在他内心里，对康熙也不全是“恭敬”的。

七、康熙给高士奇打招呼，要他多“防备”

说高士奇不是“谨慎”之人，更有充分的根据。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套取康熙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本来就是很不谨慎的表现，而他获取这些信息之后，除了为自己所用之外，更多的是拿来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和“门路独真”，有时还公开转手倒卖，这就更不是谨慎的人所能做出的事了。关于这一点，许多笔记野史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如《檐曝杂记》卷二是这样写的；

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高士奇每天下班的时候，朝廷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挤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回来，大学士明珠有时也在其中。好不容易看到高士奇的身影出现，他却装着没有看到大家，目空一切地进了家门。这些人跟高士奇搭不上话，只好派仆人进高府打探消息，连高士奇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都一一报出来。对于旧日“恩人”和当朝“宰相”明珠，高士奇还算给了面子，因为过了一会儿，就传话让明珠进去，两人交谈许久，明珠才出来。对于其余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高士奇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接见，往往只选择其中的一至二人叫进去见见，就让家奴出来通知说：“时间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这些人只好骑马乘轿而散。第二天，这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几乎天天如此。

高士奇的同事李光地在《榕村续语录》卷十三中也说：“徐健庵（‘健庵’是徐乾学的字号）势倾满汉，高淡（澹）人呼吸风雷……满朝谁不造之？”

由此可见高士奇的权势是多么炙手可热，行为举止是多么狂妄自大，众人对其是多么巴结讨好！

朝中大臣不厌其烦地腆着脸来拜见高士奇，当然不单纯是套近乎，也不是一般的拉关系，而是向高士奇探听只有他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什么东西。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这方面高士奇确实独擅胜场，所以他常常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能不能达到御前，大成疑问，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康熙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受了他的影响。就这样，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来人自然不会空着手，荷包里总要带几张银票，仅仅这一点，就成了高士奇滚滚不尽的财源。

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会遭人嫉妒，更会激怒正直之士，于是有人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这个穷光蛋，自己挑着铺盖来京城找事做，如今只要问问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收受了多少贿赂。”康熙果然如此问了高士奇一次。他一点不在乎，想也不想就实打实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当时社会上虽然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澹）人”的说法（“东海”是徐乾学的郡望。由此两句口号，可以想见他们两人是多么贪婪），但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花言巧语后，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就只是笑了笑，不再追究了。后来，康熙可能又听到了一些不利于高士奇的言论，于是一方面提醒高士奇多“防备”（《榕村续语录》卷十四），另一方面故意向身边人放话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啸亭杂录》卷一）康熙这一套“法不责众”的歪理论，显然是在放烟幕弹，以便混淆视听，达到遮盖高士奇违法犯罪事实的目的。所以，他不追究高士奇的不法行为，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知道高士奇的这些行为和表现，如果还说他是个“谨慎”之人，那只能被视作天大的玩笑和讽刺！

八、“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对高士奇而言，也是如此。

就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左都御史郭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疏将他弹劾回家（也有说是徐乾学唆使郭弹劾高士奇）。

别人何尝不想扳倒高士奇，可是他们都缺乏郭的勇气和能量，于是只能像朱彝尊那样，发发笔墨牢骚，逞逞口舌之威。不过后人还是应该好好感谢他们：正是有了他们的文字记载，才让我们有可能全面认识这个高士奇。

郭何许人也？为什么一篇雄文就能将皇帝的心腹秘书一脚踢回家去？

他就是那个弹劾权臣明珠的佥都御史，当然，现在已经是左都御史了。

郭原本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是直声震天下，并获得了“铁面御史”（《履园丛话・旧闻》）的美誉。郭因此受到康熙的格外器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连续四次提升他的职务，先由佥都御史升任太常寺卿，继而升内阁学士，再升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最后升任左都御史，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奖赏他的功劳。佥都御史只是都察院的一个中层干部，左都御史则是都察院的最高领导，相当于如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官居从一品。一般人需要上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程序，郭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可见他当时的风头是多么强劲。康熙对他可谓破格再破格提拔，超常再超常重用。郭正是挟着这股余威，向高士奇叫板的。

当然，要扳倒高士奇这种极其特殊的人物，仅有勇气和能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事实。郭手上恰恰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这篇雄文被许多文献资料所引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高士奇本传虽然都只有一千来字，却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来抄录这篇奏疏，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我写文章向来是能够不引用原文就尽量不引用，但为了让读者全面认清高士奇的真实面目，现在只好当一回文抄公了：

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

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详见《清史稿・高士奇传》和《啸亭杂录》卷三）

郭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康熙又岂能两样？郭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确实是一道很有威力和十分具有杀伤力的弹劾文书。这道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九、留给世人的思考

最后我想用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说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

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

的确，高士奇除了做事认真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还有很会讨好康熙之外，工作上再没有其他积极作为。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只为“身家富贵”着想的穷秀才，数十年来不仅得到康熙高度信任和重用，而且即使他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相比之下，那些忠直之士、敢言之人，以为一言能够兴邦，片语可以回天，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各种方式提建议、进忠言，结果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往往如杂草朽木一样被屏除掉，这究竟是何道理呢？何况康熙还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明君，要是碰到好歹不分、忠奸难辨的昏君，世道人心又会坏到何种程度呢？所有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