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谈为政之道

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孔子在《论语》中谈到的为政之道，就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他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直到今天在治国理政、管理团队等方面都仍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一、要有清晰的思路

一个为政者如何治国，一个领导者如何管理，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清晰的思路。思路不清，随意性就很大。

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在周游各国时，有一次来到了卫国，替他赶车的是弟子冉有。车子进入了卫国都城后，只见街市上熙熙攘攘，孔子感慨地对冉有说：“哟，卫国的人真多啊！”

冉有回应说：“是呀，卫国的人真不少！”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道：“夫子，人多了以后，该怎么办呢？”

孔子看了看冉有，便微笑着说了两个字：“富之。”意思是人多了以后，那就要让他们富起来！

人多看起来不错，那么他们生活得如何呢？作为为政者就应该让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百姓能够富起来，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富之”。

过了一会儿，冉有又问道：“那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孔子说：“教之”。这意思是富了以后，就要教育他们。

对话很短，核心内容也只是“富之、教之”四个字，但是讲了很重要的治国之道。要治国，先要富民，要把人民富裕放在首位。只有人民富裕起来，衣食温饱问题解决了，才有了物质基础。因为你治国也好，治理地方也好，关键要让人民生活得好，这应该是为政者的目标，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然而富民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人民富了之后，就要兴教育，重引导，要让人民懂礼义，讲公德，在精神上有目标，有追求。这样才能社会安定，经济与社会才能协调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精神文明。孔子这种先富后教的思想是唯物的、辩证的，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又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主张，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主张

二、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领导和管理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作为领导者必须有威望，有号召力。而怎样才能有威望呢？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是孔子历来所强调的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孔子在这方面讲过多次。有一次，鲁国的大夫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所谓政务，就是端正，你用端正做表率，那谁还敢不端正呢？”还有一次，孔子感慨地说：“如果端正了自身，治国理政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又如何纠正他人呢！”可见孔子对端正自身行为的重视。

有一次，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这是子路问如何管理政事。孔子说：“先给百姓带头，再让大家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

所谓领导，从文字上看，“领”即率领，带领；所谓“导”就是引导。虽然治理的范围有大有小，管理的人员有多有少，但只要是负责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你就要带领、引导着一批人。

孔子说的“先之”，就是让自己在先，走在群众之先。这是为政的一个诀窍：一切要为人之先，要起带头作用。

“劳之”的“劳”就是勤劳、劳苦。要使群众勤劳地工作。一个单位也好，甚至是一个国家也好，人们都应该是勤奋的，否则就很难养成好的风气。古人有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一个领导者，通过“劳之”，可以带出一个地区，一个团队好的风气。

第三点就是“无倦”。“无倦”就是不要疲倦，要坚持。先之，劳之，肯定是辛苦的，如果没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就很难自觉坚持到底。君不见，很多事情开始总是不错的，但可惜的是不能坚持到底，往往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三、重民爱民，推行仁政

有一次，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话是说：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要使粮食富足，武器装备充足，民众信任。”子贡说：“若是不得已要放弃一项，哪项最先放弃？”孔子说：“放弃武器装备。”子贡说“若是还不得已，要再放弃一项，该放弃哪一项？”孔子说：“放弃粮食。自古以来都有死亡，民众不信任就不能立国。”

孔子对子贡的答复是八个字：“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八个字包含了三个方面。

一是“足食”。就是粮食安全。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人民就无法生存，国家就无法安定。所以管理一个国家就必须让粮食充足，不闹饥荒。

二是“足兵”。要武器装备足够。这是国家安全。必须要有足够的装备，足够的国防力量，以保证国家不受侵犯。

三是“民信之矣”。政府要得到民众的信任，国家要靠民众的支持与拥护。离开了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政权就很难存在。

子贡接着还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这三方面不能全做到，那先舍弃哪个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那只好去掉兵器装备。因为这虽然也很重要，但毕竟是预防性的，眼前并没有战事。而当子贡再问还要舍弃一项时，孔子说，那就只好舍弃粮食。

接着孔子补充了两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这三项中强调的是“民信”，即人民群众对政权的信任。因为自古以来都会有死亡的问题，如果民众信任这个政权，支持这个政权，那么就会为了这个政权而忘我，即使需要牺牲也会在所不惜。这里强调为政的根本是取信于民。

民是国之本。一个为政者如果脱离了民众，没有民众的信任，那就失掉了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最后也只能被民众所抛弃。

孔子谈到治国时还说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是孔子谈治理一个“千乘之国”的。他提醒为政者应该注意五个方面：敬事、取信于民、节用、爱人、使民以时。

敬事是必需的，就是要以敬畏之心对待各项工作，这样就会严肃认真，就会勤政敬业。它的反面那就是贪图享受，不问政事。

取信于民就更重要。为政者若是毫无信任，朝令夕改，不履行自己的诺言，那政令就会如同儿戏。历史上“烽火戏诸侯”就是教训。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幸的妃子一笑，在没有警情的情况下多次点燃烽火报警，骗得诸侯来救援，其结果只能使自己丧失信任，造成自己的。

节用就是节省开支，节省资源，不奢糜，不浪费，这样才可能持续地发展。

爱人，这里实际上指要爱惜人才。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是一个为政者所必须考虑的。

“使民以时”也很重要。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而季节性又很强。若要役使农民就只能利用农闲，以保证不违农时。孔子所谈的这五项，是为政者必须重视的，可以说抓好这五个方面就是“务本”。

四、要有正确的政绩观

领导者总想尽快地做出政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看法就会各有不同。

有一年，子夏被派到莒父（今属山东省）去做地方官。这莒县情况比较乱，子夏很着急，他想尽快改变那里的面貌，尽快做出成绩来。

临上任时，他求教于孔子，孔子勉励他到外地后要做好工作。子夏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并问孔子怎样才能把一个地方治理好。

孔子知道他心里比较急。便对他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再三嘱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

话虽不多，却是宝贵的经验，也很富有哲理。“无欲速”就是不要只图快，不能只讲速度，只追求快，那就会急躁冒进，会带来很多的不平衡，甚至干出违反规律的事，到头来只能造成损失，反而会更慢了。速度当然要讲，不能什么事都慢吞吞，但更要讲的是效益。有效益，这速度才有意义。这方面我们50年代的，是很有教训的。

“无见小利”不能只是看到小的利益。见小利，就会眼光短浅，会看不到大局；就只会看到眼前，想不到以后，不可能持续发展；会因小而失大，办不成大事。现在有的人为了快出政绩，只考虑眼前，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经济，结果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者是竭泽而渔，根本不考虑日后的发展，这样也会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所以一个为政者就必须全面考虑，统筹兼顾，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

五、识人用人，举贤授能

有一次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国。孔子回答说：“关键在于用人。”接着鲁哀公又问道：“怎样才能使得老百姓服从呢？”

孔子回答说：“要让老百姓服从，那就要起用正直的人，排斥、不用那些狡猾奸诈的人，这样，老百姓就会服从；相反，重用的是那些奸邪的小人而排斥正直贤能的人，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然而识别人并不容易，孔子是有过教训的。据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是孔子的弟子，比较有才华，尤其善于言辞，但是不够勤奋。有一次，他竟在大白天里睡觉，这段话就是针对这件事说的。

古人一向是崇尚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总是提倡黎明即起。孔子也一直主张积极的生活态度，强调要勤奋努力，反对懈怠懒惰。所以见宰予白天睡懒觉，就觉得很不应该。

宰予平日说得不错，而实际表现却是如此，言与行不能统一。所以孔子很有感慨。孔子说他原来看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以为会像说的一样。而从宰予的表现看，孔子改变了看法。他认为看一个人，必须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在这里告诉了人们一条重要经验：看人更要看行动，行为重于言辞。

要识别人还有个办法就是多听取他人的意见，但还需要慎重取舍。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段回答子贡的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识人的标准。一般来说，一个人要能得到一乡之人的喜欢，那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种人往往令人佩服；一个人如果遭到一乡之人的厌恶，那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所以子贡认为，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凭这一乡之人的喜好和厌恶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好与坏了。

没想到孔子却说“未可也”。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好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好与恶。子贡着眼的只是这喜好的、厌恶的人数是多是少。众口都说好，那就是好；众口都说坏，那就是坏。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这也有不可靠的地方，所以孔子主张要对事情做具体分析。就是说喜爱他的要看是些什么人，那厌恶他的又是些什么人。究竟哪些人喜爱，哪些人厌恶。孔子着眼的不是以一乡之人的好恶来判断人，或者说不仅仅是以好恶人数的多少来作判断。

这种看法，孔子不止一次地提过。他有一次还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意思是“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这跟回答子贡的意思差不多，强调的是不能只看表面现象，对情况要作认真地考察、具体地分析。

一般来说，众人的喜好或厌恶是我们认识、考察人的一种依据，即所谓民意，所谓群众关系，但这又绝对不是唯一的依据。

因为生活中的现象是复杂的，有时候，有些人就用假相来掩盖着自己。如果只听人们的议论或者只看一些表面现象，那就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

有时还有特殊的情况，在有人鼓动操纵之下，众人不明真相。这时如果仅以众人的好恶作为标准来判断，就有可能冤枉好人，造成失误。

各人情况不同，有的能说能干；有的能干，却不能说；有的能说，却不能干。所以应该如何来对待呢？如果只凭说得好，就认为是优秀，就能力强；说得不好，就不优秀，就能力弱，那显然是很片面的。所以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就是看人要辩证地看，要全面地看，要具体分析人家所说的话。

六、名正言顺，办事成功

有一段时间，卫国发生混乱。原因是卫灵公死后，因儿子逃亡在外，王位就由孙子继承，这就是正在执政的卫出公辄。就在这种时候，卫辄的父亲想要回国，执政的卫出公怕因此失去自己的地位，竟然拒绝父亲回国。这样事情就复杂了，卫国正面临着父子争夺君位的斗争。

看着这形势，子路问孔子：“若是卫国国君等着您去处理政事，您打算先做哪一件呢？”

孔子说：“那一定就要订正名分！”

子路说：“真这样吗，您怎么迂腐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去订正名分呢？”

孔子批评了子路，并阐述一番，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段话讲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名分很重要，做什么事总要有道理，。二是名分正当，说起话来就顺理成章，容易为人接受；名分要是不恰当，你说的话，就不符合道理，就难以被人接受，自然就不会有号召力，那事情也就会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就无法复兴礼乐，无法使刑罚恰当。如果连刑罚都不能恰当地使用，老百姓就会恐慌得无所适从了。这后边的“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以及“民无所措手足”都是“事不成”的推论。孔子这段话，就是强调正名的重要，名分正当，说话就有理，理直气壮，事情就能成功。

这个“名”原意是指名分，后来有所发展，往往多指名义，名义正当，道理就讲得通，道理讲得通，事情就办得成。

今天我们做任何一件事要想得到群众的支持，要想办得顺利成功，同样要有一个恰当的名义，因为名义正当，才会把群众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每当要办一件大事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动员。这动员就是要用正确的名义来说明所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大家懂得为什么要去做，应该怎样去做。

《论语》中有很多孔子谈为政方面的见解，他是孔子在这方面智慧的体现，需要我们研究和发掘，只要我们结合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就能古为今用，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教育督导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