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惠铭的翻译之路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社长、总编辑董惠铭翻译的《巨人》一书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另一部60多万字的《战士》已基本完成初译稿。至此,由董惠铭翻译的长达50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肯特家史》共8部,已翻译出版了7部。身为单位里的一把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凭藉自己英语专长,以惊人的毅力,20多年来走出了一条勤奋与快乐交织的翻译之路。

见到董惠铭是在一个初冬的午后。推门而入时,他正戴着眼镜,专心致志伏案疾书。当得知笔者采访的话题是“翻译”之后,他顿时露出了真挚的笑容――于是在茶香袅袅与娓娓讲述中,董惠铭几十年勤奋与快乐交织的翻译之路便缓缓伸展在眼前。

“翻译是我最爱的工作”

林清玄说:每个人都有一把通天入地的命运之梯。而在董惠铭的梯子上,每一阶都铭刻着“英语”二字,他的人生,已与英语译著深深契合,无法分开。

“您最早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接触英语翻译工作的?”笔者问。

“是纯粹的个人喜好,或者说是冥冥中的命运安排。”董惠铭说,早在他念中学的时候,就对英语表现出极大兴趣。当时大部分学校同时设有英语班和俄语班,董惠铭主动向老师要求就读英语班,过不多久,英语成绩就在班上拔尖,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报考大学时,董惠铭毅然选择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几年的学习丰富了董惠铭的英语专业知识,更奠定了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到了毕业分配,很多同学从事与本专业关系不大的职业,但董惠铭却坚持不肯丢掉英语。最后,他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董惠铭说,教书是除了翻译之外他最喜欢的工作。笔者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找到一段关于教师工作定位的话语:做教师,第一是要做好人;第二是教好人。

只是三言两语,当年那位工作认真负责、专业知识扎实的好老师形象,便浮现眼前。

1993年,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董惠铭被提升到学校领导岗位,但他仍不忘英语老本行。不久后他又被调到浙江省教育厅工作。繁忙的行政工作让董惠铭开始思考不把英语专业知识丢掉的新办法。

其时,董惠铭已经开始翻译一部以肯尼迪总统遇刺为背景的英文原版小说:《冬天里的谋杀》。这部书是一位外国友人送的,董惠铭读着读着觉得挺有意思,便将其翻译出来,供同事友人欣赏,也没有想到出版。离开教师岗位后,董惠铭想:“翻译外国名著,也是个保持英语专业知识的好办法。”于是,董惠铭试水翻译的小说《总统谋杀案》应运而生。

回忆起第一部翻译小说出版时的情景,董惠铭历历在目。“那份成就感、那份荣誉感是之前几十年人生中从来没有的,那大概就是梦想实现的感觉。”

之后,董惠铭又担任了教育厅基教处长,现在又任省教育报刊总社社长等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的翻译工作从未间断,每天至少保持一页原著的翻译量。在谈到如何处理译书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时,董惠铭拿出学生时代曾经读过爱因斯坦的名言:天才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他把这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我当过教师,做过行政,也干过传媒,但那么多工作中,我最爱的还是翻译。”这是董惠铭的肺腑之语。20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他的手提包里都放着等待翻译的作品。用浙江省教育厅一位领导的话来说,董惠铭的业余时间是“免检”的。为了翻译,董惠铭谢绝了一切可以谢绝的应酬。家有贤妻,为他包揽了所有家务,使他能在业余时间专心致志地投入译著工作。

“翻译是我前行的动力”

正是这样近乎痴迷的爱好,丰富了董惠铭的人生,也让长达500万字的史诗般巨制《肯特家史》有幸展现在中国读者的眼前。

《肯特家史》是美国当代作家约翰・杰克斯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200周年而创作的系列长篇演义性小说,分别是:《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以肯特家族7代人的奋斗历程为纽带,描绘了美国从1770年至1890年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上世纪80年代末,还在从事教师工作的董惠铭偶然接触到了《肯特家史》最后一部《美国人》的英文原著,一读之下爱不释手,恰巧当时《总统谋杀案》的翻译已接近尾声,于是他开始翻译《美国人》。

1988年,董惠铭的大学同学即将从美国回国,临行前从大洋彼岸给他打来电话,问需要给他带点什么。正捧着《美国人》朝夕展读的他便要求老同学帮他把《肯特家史》整套书都带回来。董惠铭回忆说,在他拿到书的刹那,“那种开心、兴奋是无法言表的,仿佛一个巨大的宝库打开在你面前。”20年的译著工作,就此展开。

这些年来的翻译,董惠铭大多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的。很多时候都要翻译到一两点钟,靠喝浓茶和咖啡提神。董惠铭说,那时年轻,晚上睡觉很迟,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去上班。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旅馆里,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被他利用起来。那时没有电脑,数十万字的译稿,全是用笔工工整整地写成。

《肯特家史》系列长篇小说将美国的殖民地史、拓居边疆史、种族冲突史、工业农业贸易发展史、政治制度发展史、多元文化史等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将美国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北美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风俗、贫富、爱情、社交等演绎得淋漓尽致。

因为原著涉猎广泛,对翻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董惠铭说,翻译工作是一门艺术,翻译者的学识、修养都能在译著中体现出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贴近原著、更具现场感,董惠铭还深入美国境内进行考证。《肯特家史》对他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工作项目,“它成为学习提高的来源,是我前行的动力。”

从一开始为了不把英语这一老本行丢掉,到后来对译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到后来把译著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的一个目标,董惠铭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他不懈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官只是昙花一现,学术性的事业才是永久的。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留下一点精神财富是很值得的。翻译工作虽然很枯燥,但一想到译著出版后的社会价值,我就感到很欣慰。”

董惠铭认为,文章千古事。一个人来到这个美好的世上,学了些东西,总得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受他的影响,他的女儿董洁心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便出版了颇受学术界关注的《提前到来的春天》一书。到上海电视台工作后又出版了《我为歌狂――8848》。“父亲平时工作非常非常忙,休闲娱乐基本跟他无缘。他一回家,吃饭前哪怕是只有10分钟,也会跑到书房里去,开始翻译。”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在上海的董洁心会突然收到父亲的一个短信,问她某一个英语俚语单词的使用情况。碰到她也回答不出的时候,一定会帮父亲去问复旦大学的老师或其他朋友,甚至是国外的朋友。

“翻译是我做人的指向标”

他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引导、支撑着他把20多年的业余时间全都交给了翻译事业。

书是董惠铭须臾不能离开的伙伴。他看的书很多很杂:哲学、宗教、名人传记、古典名著、历史演义、当代作家的名篇……他最喜欢看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董惠铭的老家萧山跟鲁迅的故乡绍兴毗邻。语言文风、风土习俗等等都有相近相通之处。也许是书的雨露滋养,使董惠铭始终保持了一种儒雅的风度。一位基层校长这样描绘他的形象:“一举一动都适度有节,精力充沛而不鲁莽,感情丰富而不轻浮,任何时候都从容、谦恭和富有理性。”很多人则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型领导。

董惠铭的老部下、《浙江教育信息报》的一位编审的评价,很能代表他周围人眼中的董惠铭。

“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对工作很认真,对教育很有见地,提出了很多特别是高中教育均衡化方面的新理念。许多论文都获得了全国教育类优秀论文一等奖。”

“他每天不论多晚都会坚持翻译文章,哪怕是一页都好。在出差时,有时安排去休闲活动,他都谢绝,都要去翻译,这是他的自留地。他专注于自己的学术,作为一个专家型的领导,对下属起到了一种引领作用。”

在这些话语中,一位把敬业勤奋的翻译精神运用于工作的学者形象豁然而出。他为翻译事业创造成绩的同时,翻译工作也在悄悄引领着他富于人生价值的领导工作。正如董惠铭所说:“翻译是我人生的指向标。”翻译,已经是谈及董惠铭再也绕不开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