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工作中排除非法供述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一、如何界定“刑讯逼供”的内涵和外延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一旦认定为刑讯逼供，所获得的供述应当排除。笔者认为，认定刑讯逼供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手段条件——只能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前者如殴打、火烧、水烫、捆绑、悬吊、电击等；后者如长时间冻、晒、保持固定姿势，连续多日讯问、剥夺睡觉、吃饭、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求等等。

二是结果条件——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可见，是否“剧烈”是一种技术性标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解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时指出：“只有相对严重的痛苦才能构成酷刑”。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疼痛或痛苦达到了“剧烈”的程度呢？笔者认为，一是要加强个案审查，借助常识和经验法则进行判断。例如，对疲劳讯问是否构成刑讯逼供，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司法实践中还是可以按照常识进行审查判断。如浙江省某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讯问录音录像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被站立讯问达十几个小时，遂认定属于变相肉刑，构成刑讯逼供，有罪供述被排除。有的侦查人员为了击垮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常常运用心理高压式讯问谋略，有时伴有轻微的推搡、打骂、训斥等不规范行为，但因为未达到剧烈程度而不能认定为“刑讯逼供”，获取的供述不应当被排除。但这种行为仍然是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和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监督的对象，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受到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相关单位可能被纠正违法。二是可以借助医学上的疼痛级别来判断疼痛是否剧烈。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2个级别，级别越高，感受到的疼痛感也越大。笔者认为，疼痛达到医学上的强痛等级应当能够认定为“剧烈”疼痛。必要时，还可以聘请医生作为专家证人提供关于疼痛是否达到“剧烈”的意见。

三是目的条件——为了获取有罪供述，即肉刑或变相肉刑与供述之间必须存在客观上的因果关系。例如，某侦查人员在讯问了涉嫌、情节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获取了有罪供述以后，出于义愤殴打了犯罪嫌疑人，该行为不构成刑讯逼供，之前获得的口供合法有效，不能排除。当然，该侦查人员可能会承担纪律或者行政、刑事责任。

二、如何认定“其他非法方法”的内涵和外延

根据《刑诉规则》，“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

第一，“其他非法方法”是否包括“威胁、引诱、欺骗”的非法方法？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供述系以“威胁、引诱、欺骗”之方法取得为由要求予以排除的辩护策略。如原四川省乐至县交通局长宋立光涉嫌受贿案中，宋立光辩称遭到了亲情逼供、传染病逼供，侦查人员威胁他如果不承认受贿，就把在国外读书的女儿引渡回来，把家人都抓起来，在看守所中与麻风病病人、肺病病人等传染病人关在一起。在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下才被迫违心地作出了有罪供述。

笔者认为，现行法律一定程度上对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所获取口供的合法性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排除规定》的起草者认为：“对于这种证据，应综合多种可能损害公正审判的因素决定是否排除。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含义及标准问题的确不好界定，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和策略很难与之区分开来，如果这些讯问方法都被认为非法，将导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此问题不必苛求严格，暂不作出规定。”从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看，为了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对于上述手段获取供述一般情况下不视为违法，除非违背了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底限、严重侵犯了基本人权。

第二，“违法程度和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的判断标准如何把握？

笔者认为，对此应当进行具体分析，视情节、性质和强度判断其违法程度和强迫程度是否足以迫使犯罪嫌疑人违背意愿供述。上述手段获取的证据一般视为合法，但对于那些严重侵犯基本人权、违背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底限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一般认为下列手段取得的供述属于非法供述，应当排除：犯罪嫌疑人系吸毒人员，利用其毒瘾以提供为引诱获得的供述；犯罪嫌疑人系宗教徒，以实施违反宗教禁忌的手段获取的供述；利用亲情欺骗犯罪嫌疑人亲属危在旦夕，供述后即可见最后一面而获取的供述；威胁将犯罪嫌疑人与艾滋病人等高传染性、致死性传染病人一同关押而获取的供述。

三、如何判断控辩双方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由控方承担审前供述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据此，在审查逮捕阶段应当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若犯罪嫌疑人方申请排除非法供述，需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的线索或证据；侦查机关应当出具取证合法性的证明材料，且要证明到“确实充分”的程度。那么，辩方如何才算是提供了“线索”？控方需要如何举证才算是履行了证明责任？。

如在章国锡涉嫌受贿案中，章国锡提出向法庭提交了大量书面材料，详细记载了何时、何地、何人对其刑讯逼供、诱供，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要求控方提供讯问全程录像。一审法院根据章国锡提供的线索，到宁波市鄞州区看守所提取了章国锡在2010年7月28日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该表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cm。宋立光受贿案中，宋立光讲出了9名侦查人员的姓名和单位，并特别讲到了一位姓张的侦查人员对自己多次刑讯逼供，甚至还拿电棒拍过。法院均认定，被告方已经履行了提供供述系非法所得的线索的证明责任，且均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和审理程序。但在认定控方是否履行了证明供述合法的证明责任方面，却存在不同的处理。在章国锡案中，公诉机关当庭播放了章国锡有罪供述的讯问录像片段，但以讯问录像涉及机密、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为由不移送法院；提交了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文明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侦查人员没有出庭。法院判决认为：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对宋立光案，法院却认为对于控方提供的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证据“辩方只是口头进行了全盘否定，无法提交一个有效证据反驳”，实质上对辩方科以了证明证据系非法取得的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辩方而言，提出线索的责任仅仅是“初始的推进性证明责任”，即用合理陈述、伤痕、验伤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可能发生过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即可，只要能够达到使检察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就应当认为已经适当履行了该责任。

对于控方而言，则应当承担完全的证明责任，包括提出证据证明供述系合法取得并说服检察官相信的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实践中，侦查机关多以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来证明其取证合法，内容往往为“犯罪嫌疑人自然供述自己犯罪事实，侦查人员严格依法办案，不存在进行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从证明责任履行的角度看，此种“情况说明”不是提出证据而是提出主张，侦查机关单纯地否认并没有履行证明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而应当就证据系合法取得举出证据，例如证实嫌疑人指控有刑讯行为的人员正在外地出差不可能参加讯问的考勤记录，目睹其自伤的同监舍人员的证人证言、没有非法取证行为的讯问录音录像等等。因此，仅有侦查机关否认性的“工作说明”不能认定供述系合法取得。

四、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中，对反复多次供述应当如何审查

司法实践中，如果第一次采用刑讯逼供获取了有罪供述，第二次依法定程序和方法讯问而犯罪嫌疑人又再次作出了有罪供述，能否不考虑这种前后相继的情况呢？

台湾学者林钰雄认为判断的关键在于先前不正当的方法对于后来自白的任意性有无影响。例如，在警察第一次讯问时受到刑讯而作出有罪供述，警察第二次讯问时虽然没有刑讯，但是，由于讯问主体与情势并无明显变化，纵使被告再度自白也无任意性。又如，因被警察刑讯而自白后，警察威胁其若胆敢在检察官面前翻供，则将其提审出来修理一番，由于先前不正当的方法继续影响供述的任意性，纵使被告再度自白，同样禁止使用。

龙宗智教授主张区别对待，认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取证违法的严重性。若触犯排除规则应适用“毒树之果”理论，产生波及效应，原则上侦、控机关的后续口供均以波及效应为由予以排除。在属于技术性违法的情形下则产生稀释效应，重复自白可以使用。二是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由于侦查、检察机关均属于控方，即使讯问主体从侦查机关到检察机关，但波及效应明显，口供应予排除，只有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情形下方可阻断波及效应，若在法院讯问下被告仍然承认有罪，则该供述具有证据能力。三是特定的讯问要求。司法机关在讯问时说明其中立性或者客观性，并告知被讯问人的权利和责任，允许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则导致波及效应中断，被告所作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罪依据。

笔者亦赞同区别对待，但是对于考虑的因素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不能仅以检察机关有控诉职能即认为讯问主体没有改变、受到非法取证的波及，检察机关的讯问就应当予以排除。我国的检察机关并非单纯的追诉机关，还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审查逮捕工作具有明显的司法审查属性，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目的不是取证，而是核实证据、确认取证是否合法，司法实践中首先即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询问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是否属实，且必须讯问的内容就包括有无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形，可见，审查逮捕阶段的讯问可以阻断非法取供的波及效应，这一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批准逮捕的依据。

五、如何运用讯问录音录像资料进行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第一，讯问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应当每案必审？如何有效运用该手段核实证据合法性？

审查讯问录音录像是审查证据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但受到审查逮捕时限的限制，全部进行审看既不现实也不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处理：（1）对于一般刑事案件，启动对刑讯逼供的审查以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为条件，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需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线索，或者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反复翻供、讯问笔录前后矛盾等对取证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情形，方启动审看。（2）对于重大、复杂、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要克服时间紧张、人手不足的困难，做到全部审看，以防止因侦查机关选择性制作有罪供述笔录而出现监督不到、后果严重的情况。重点审查制作是否符合规定和操作规程，是否全程、同步、完整，讯问过程是否合法。

第二，是否需要审查讯问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应当如何采纳？

根据证明对象的不同，讯问录音录像属于不同的证据种类。在证明取证手段合法性方面，是视听资料；在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方面，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根据法律规定，讯问时应当制作讯问笔录，并对讯问笔录与实际供述内容的一致性制定了严格的程序保障机制，经过犯罪嫌疑人的核对认可的讯问笔录具有证据能力。笔者认为，一般而言，办案人员在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时仅需审查讯问笔录，无需审查讯问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在内容上是否一致；如果发现二者不一致，不能简单地采纳采信任何一种，而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第三，如何看待讯问录音录像在证明取证合法性中的地位？

讯问录音录像是证明供述是合法取得的重要证据，但不是唯一证据。如果违反规定对于应当在讯问中进行全程录音录像而没有进行的或者录音录像中断且不能说明正当理由的，对于控方而言，由于重大的举证不能，可能无法履行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而导致供述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需要明确的是，法律没有规定没有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该录音录像中断，则推定供述系非法取得而予以排除。对此应当理解为不能用该录音录像证明供述系合法取得，如果有其他证据如看守所记录、同室羁押的其他人员的证人证言等，则仍可以用以证明供述系合法取得。至于控方是否证明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则是对证明力进行自由裁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