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一、目前审查逮捕权设置、构建、运行情况分析

既然审查逮捕权具有司法权的属性，有些学者提出将审查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事实上目前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经常行使决定逮捕权。在公诉案件中未经检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移送法院后，在开庭前、或开庭后法院便将被告人逮捕。一些基层法院在案件移送法院后责令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交大量的保证金否则予与逮捕，保证金作为事后的缓刑保证金，最终予与没收。逮捕实质成为创收的工具，或者利用逮捕的巨大压力，达到调解的结果。逮捕权设在法院更容易被法院滥用。从目前法院机构设置及法院体制上，法院行使逮捕权没有法理基础。法院本应是个中立机构，在未开庭前应尽少涉及案件证据情况，以防先入为主。法官的被动性、超然性就体现在这里。未开庭就逮捕被告相当于开庭前就给被告在观念上定罪，人们常说法院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未达防线前，防线本身就出现了偏差，事实上正义在终点前已荡然无存。从而可怕的事情就会出现。以后的开庭、质证、辩护往往流于形式。因为法官在开庭前就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已无中立可言。再者，一经逮捕法院已无法作出无罪判决，法院自己利益已卷在里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决定，尚有法院把关，当事人还有机会甚至最充分的辩护机会，还有救济途径，如果是法院做出逮捕决定，就相当于“后面没有法院了”。就目前的法院设置情况，我国并未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设立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治安法院、预审法庭，我国的法院还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系统。把逮捕决定权赋予法院的弊端远比把该权力赋予检察机关更大。如何设置审查逮捕权要结合三点进行考量，一看它是否和侦查机关相分离，二看它是否按司法权的行使模式，三看后面是否有救济机构。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更符合这三点要求，更具有合理性。

关于检察机关自己侦查的案件的逮捕权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为了杜绝检察机关上下级关系的影响，可以设立对逮捕不服救济途径，被逮捕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法院做出裁决。法院在审理后应作出维持逮捕和否决逮捕的裁决。

二、设置独立检察官来行使审查逮捕权

目前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的模式仍然按行政化运作方式，采取办案人看卷提出初步意见，交由部门负责人审核，最后由检察长或主管检察长审批，重大、复杂案件由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工作方式。决定权人、审核人基本上不看卷、不讯问嫌疑人，推行的是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这一模式。决定逮捕的人根本未与嫌疑人见面并听取意见，未与被害人见面、更未听取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无法行使充分辩护权、异议权。在办案人与领导之间责权不明、办案与决定脱节。实际上捕与不捕完全听命于行政领导。办案人只是办事员，行政领导不具体办案却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对单位的影响、会否影响政府形象、会否造成上访等等，从此，案件便偏离本应有的轨道。

鉴于审查逮捕权的司法属性，司法属性的判断性、非服从性决定了判断正确与否与官职无关。审查逮捕权应交由一个相对独立的检察官行使，让他对案件有处分权，权力行使不受不必要的干扰。这就有必要引入独立检察官制度，由独立检察官负责审查逮捕工作，审查逮捕部门由若干独立检察官和助手、书记官组成。具体案件由承办独立检察官负责，它负责召集相应各方参加审查逮捕听证(暂且叫诉讼或听审、听证)。并对是否逮捕有决定权，不听命于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检察长。只有在检察长有异议时，可以提请检察委员会对独立检察官的决定进行监督。为保障独立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对独立检察官的任职、调离进行严格限制，保证高素质检察官承担审查逮捕工作，防止受到行政领导的干涉，独立检察官的任职调离要经上级院批准或由人大单独任命。

三、超期羁押、久押不决的治理和救济途径

超期羁押问题虽屡经治理但还不能杜绝、一押到底现象问题严重，尤其是有的案件从批捕到终审判决要经过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之久，捕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往往受到极大漠视，这实质上有悖于无罪推定原则。根据现在的批捕后两个月的羁押期限，通过延长羁押期限、公诉退卷，法院一审、二审、发还重审足可以让羁押期限达到半年、一年、两年甚至远远超出应判刑期，法律规定的弹性的羁押期限，往往成为办案人、办案单位拖沓、低效率的避风港湾。人们常说接受审判是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审判更应该是一种权利，让他们应该享有及时接受审判的权利。离奇的是有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后，自己想接受审判都难于上青天，接受审判甚至成为奢侈品。反复的折腾，最终可能证据不足。案件不了了之。由于羁押时间太长放人反而成为不好处理的大问题，判不能判、放又不好放，只好拖，越拖越难，问题越来越严重，有的案件就像银行的呆坏账一样给挂起来了。这是一种听起来怪，但现实中却存在的现象。可见在批捕后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途径。目前的超期羁押。一押到底必须要有刚性的救济手段。有必要赋予逮捕羁押最长期限，到期必须释放或重新提请延长羁押期限。比如只给作出逮捕后羁押期限两个月(两个月时间其实很长，时间长短可以商榷)，如果两个月不能移送进行换押应视为逮捕证失效，立即释放。在移送换押后只有2个月，不论是否退补侦查在两个月内不移交审判，羁押手续失效应立即释放，在审判阶段检察机关撤回补充侦查的，应先将在押犯罪嫌疑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在移送法院审判后，经过换押，羁押期限与法院审限一致，超期，羁押手续失效。对于当事人或相关部门提出鉴定或重新鉴定期限，单独规定，并对法院发还重审进行必要限制或者规定发还案件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

此外，对于移送法院审判的案件，案件已侦结并经检察机关审查完毕，已不必担心串供的情形。没必要死看死守，应将被告人交由环境宽松的场所羁押，以便其能和律师、近亲属见面，为法庭审判做好充分抗辩准备。

对于超期羁押的监督完全由看守所进行，看守所人员完全根据羁押文书的有效期决定羁押期限，对超期羁押的监督由朦胧变为摸得着看得见，到期不释放就追究看守所相关人员非法拘禁的责任。相信这样根本不用综合治理，根本不用多部门介入，只要权力责任一明确，责任到位就会根治超期羁押。

对逮捕后，被逮捕人及其近亲属、聘请的律师可以根据证据的变化、情势的变更、羁押时限等向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提请撤销逮捕。

四、审查逮捕部门与侦查监督分立。建立独立的侦查监督机构

目前在检察院内设立侦查监督科或处或厅，但其职能包括审查逮捕、侦查活动监督。其中侦查活动监督包括立案监督、侦查过程监督如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侦查机关违法取证、刑讯逼供、滥用搜查、扣押措施、超期羁押、违反回避原则等等，事实上追捕漏犯也成为侦查监督的一项内容。检察院的审查逮捕和侦查监督工作合而为一，造成职能混淆。一方面侦查监督职能具有明显的单向性，主动性而审查逮捕则是被动、中立、超然状态，二者从性质上迥然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把这两项工作赋予同一人，职能混合行使，相当于一个法官既行使审判权又行使追诉权，审查逮捕就丧失了本应有的中立立场，失去了让人信赖的理由。正义植根于信赖，没有信赖则没有正义。另一方面，审查逮捕部门事实上很难充分履行监督职责。侦查监督应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始终，从立案到公诉前的各个环节，还包括公诉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后的侦查活动。我们现行的侦查监督部门，基本上是通过审查逮捕活动来发现侦查活动是否违法，基本上属于事后监督，而且效果不大。在批捕后到移送公诉前基本上没有监督，出现批捕后到移送公诉前的监督断档。由于监督的缺失批捕后的超期羁押屡见不鲜。监督贵在及时，要强调事中、事后监督并举。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与侦查机关建立信息平台，从案件发生、受理、投诉、立案、撤案、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侦查手段、羁押情况、破案情况、案件进展等等，侦查监督部门有知情权、获得信息权，调查权，纠正权，对漏犯的追诉、追捕权，都应交由专门侦查监督机构按程序行使，既不能由审查逮捕部门来完成，也不能由公诉部门来完成，应由专门机构、专业的人来行使，才能充分发挥侦查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