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镇化 “三农”怎么办

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国务院总理也曾强调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也因此引起了广泛、密切的关注。如何破解城镇化发展中的各种难题，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城镇化与“三农”的关系，推进城镇化对“三农”有哪些影响？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张红宇司长。

领导文萃：我国未来最大发展潜力在城镇化，而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您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农村产权制度和农业宏观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多次参与中央1号文件起草工作。请您谈谈应如何看待城镇化与“三农”的关系，推进城镇化对“三农”有哪些影响？

张红宇：我国1996年城镇化率达到30.48%，进入了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提升，到2012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城镇化是二、三产业不断聚集和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也是城镇的各种资源向农业农村扩散和支持农村发展的过程。城镇化与“三农”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紧密关系。党的十明确提出要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是正确处理城镇化与“三农”关系的重要指针。

城镇化会对“三农”发展带来全面的变革。对农业来讲，城镇化及与之相关的二三产业发展，将创造出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为农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同时又给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管理支撑，推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对农民来讲，城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表现农村人口职业的转换，而是要让农民变市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既可以扩大消费的即期需求，也可以带动住房投资等长期需求。对农村而言，健康的城镇化应该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对“三农”良性作用的发挥，关键是要选择一条合理的城镇化路径，建立起城镇带动“三农”发展的良性机制。

农业对城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要素方面。随着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功能需要不断强化。而随着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不断减少，要素贡献的功能需要逐渐弱化，特别是土地资源贡献应当慎之又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要求农业生态贡献的功能更加凸显，并要求得到加强。此外，农业对稳增长、控物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

领导文萃：说到要素贡献，提供农产品始终是农业的第一要务。推进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求有什么影响，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我们是否还应坚持立足国内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方针？

张红宇：从全球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有农业，其发展的核心目标和首要任务都是确保农产品供给。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保障农产品供给更是重中之重。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人口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会导致粮食和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城镇人均口粮的消费水平要低于农村人口，但间接消费的粮食和农产品水平则要远高于农村人口。对比发达国家的食物结构和农产品人均占有水平可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城乡居民食物结构发生变化，肉奶蛋消费水平提高、比重增加。比如美国人均粮食、牛奶、植物油消费量分别为1000公斤、260公斤、130公斤，分别是我国的2.5、9.3、2.2倍。据测算，仅由于膳食结构中肉蛋奶增加一项，我国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就增加饲料用粮75公斤。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35%-38%之间徘徊，表明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延缓了食品消费占比下降的趋势。目前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400万吨、肉类80万吨、植物油50万吨，粮食等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的态势不可逆转。

但与需求持续刚性高增长不同的是，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增长并不容易。近年来，在强农惠农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粮食生产战胜多种困难和风险挑战，2012年粮食产量达11791亿斤，创历史新高，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九连增”，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满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快速的城镇化对农产品供给的要求。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耕地、水等自然资源高强度利用的情况下取得的，代价不小。而且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争地争水还将进一步加剧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1996—2011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5亿亩。近几年耕地数量下降的趋势虽有所缓解，但占优补劣问题突出。农业用水比重从1997年的69.7%下降到当前的61.3%左右，降低了8.4个百分点，减少了200多亿立方米。未来保供给的压力将日趋加大，粮食供需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长期趋势。

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带来了很大压力，但我们更要坚持和强调立足国内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原因很明显，中国人的饭碗只能由自己来端，别人也端不起。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占全世界粮食总量的2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靠国际市场是确保不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因此，城镇化越是快速发展，越是要强调农业的基础支撑，越是要强调提高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能力和水平。

目前，我国重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保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总量平衡有基础、有条件，但结构失衡、产销失衡和进出口失衡的风险不可忽视。近年粮食“九连增”、人均粮食占有水平提高，是以减少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种植面积和生产能力为置换代价的，是以粮食以外的农产品自给能力降低和进口量增加为置换代价的。201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达1125亿美元，进口依存度已达14%，比2006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粮食净进口1296万吨，大豆、植物油、棉花、食糖进口量分别达5838万吨、960万吨、542万吨、370万吨。据专家统计，我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相当于6亿亩耕地的产出量，实现结构平衡难度越来越大。

如何满足快速城镇化对农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并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等诸多目标？我认为，一方面，要对重要农产品进行战略排序。根据大宗农产品需求规模、国内生产潜力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可能，统筹规划、合理确定各品种的阶段性自给率目标，有保有压有放，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以粮食特别是水稻为首要保障对象，即使没有比较优势也必须保障，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可适当进口，对没有比较优势、无关国计民生的小宗农产品，则完全可以放开进口。从而既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也为其他国家出口农产品提供空间。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思考和谋划我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中的准确定位，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出口农产品竞争力，也合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进口调剂余缺和防范进口冲击之间找到平衡点。充分利用世贸政策空间，加大生产性补贴力度，实现财政支持总量增加、比例提高、结构优化。充分运用关税、配额管理等措施，加强对大宗农产品的保护，做好贸易预警，及时启动贸易救济，加强贸易补偿，强化外资监管。

领导文萃：但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耕地、水资源之外，还包括劳动力等资源也是大量从农业流出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拿什么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张红宇：各种农业资源大量外流无疑增加了保供给的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一道无解方程。2004年以来，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各种资源大量流出的同时，我国农业取得了“九连增”巨大成绩，做法与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大体来讲，基本的思路就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推进农业机械化、应用先进农业科技、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等途径，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资源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201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4.5%；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7%，农业生产正在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转变。2011年，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已分别增加到了9.25亿亩和6.51亿亩，比例分别达到50.7%和35.6%，“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了改善。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较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不断健全，都为“九连增”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认为，要同步实现城镇化快速发展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也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目标任务，关键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提高中低产田的产出能力。按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注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注重耕地质量建设，培肥地力；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二是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基本的做法是依靠机械化替代农业劳动力，重点是解决好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和培育农机服务组织三大问题。三是依靠科技提高农业单产水平。着力解决农业科技中的创新问题，大力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努力提升单产水平，这方面空间很大、潜力也很大。四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鼓励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发展、做大做强，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五是调整政府行为。下决心解决农业经营方式问题，促进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加强政策引导，一方面要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另一方面为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公益性生产服务。

领导文萃：刚才您提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一个很热门，也是比较新的提法，这一群体的出现与城镇化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具体包括了哪些主体，对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呢？

张红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之后，务农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大幅下降。目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已经从1991年最高峰时的3.91亿人下降到了2.58亿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80.5%下降到了33.6%。与数量和比重下降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务农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出现了结构性下降。目前，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性别结构都出现了明显变化，老龄化、低学历化趋势明显。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的结果表明，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已经达到32.5%，比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提高了14.4个百分点，近年来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剧。如何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同样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关键要使农民“去身份化”，成为一种职业选择而非身份象征。留乡农民职业化与转移农民市民化是同一硬币的不同侧面。一方面，只有转移农民市民化，留乡农民才有条件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充分就业和专业化生产；另一方面，只有推动留乡农民职业化，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城镇化发展和转移农民市民化才有坚实的基础。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农民群体的职业分化，使农民“去身份化”，成为一种有尊严、有保障的职业选择，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最终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都采取措施来解决城镇化之后的农业劳动者减少和老龄化等问题。日本从1993年开始实行认定农业者制度，对从事专业化农业经营的生产者给予重点支持，在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增加经营者收入、抑制农地的闲置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小农经营体，日本农业的今天有可能就是中国农业的明天，其经验教训值得参考借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与职业农民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比普通农户更为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业经营者。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类群体。第一类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目前，全国有经营面积达30亩以上的种植业大户887.4万户，家庭农场87.7万个。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优势在于兼具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的特点，既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能获得较高的经营收入，应当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扶持政策不完善，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第二类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典型的代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优势在于能将农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通过组织化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是未来提供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面临的问题是运行机制普遍不够规范，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不强。第三类是涉农企业类组织。其优势在于资金充足、管理先进、科技水平高，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强农业竞争力的主导群体。问题在于逐利动机强，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存在“非农化”、“非粮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规模虽远小于普通农户，但对农业生产的作用远大于普通农户。以粮食生产为例，目前我国有种粮大户68.2万户、粮食生产合作社5.59万个，这两类主体种了全国1/10多的地，产出了1/5多的粮食，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骨干力量。

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不同优势，政策导向也有不同。一是强化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尽快研究针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帮助其解决土地流转、设施用地、流动资金、风险保障等突出问题。同时着力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生产。二是加强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重点加强示范社建设，扶持政策和合作社是否规范相挂钩，引导合作社健全运行机制。三是探索工商企业租种耕地的准入监管办法。研究提出鼓励和限制工商企业进入的农业领域，探索监管工商企业经营风险、土地用途的具体办法，既要有效控制“非农化”现象，也要避免束缚企业发展活力。

领导文萃：目前我国有1.63亿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红宇：城镇化最终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当前的推进城镇化的种种政策取向，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27%，但非农户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5.29%，中间17.28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就是外出农民工。同步推进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有1.63亿人，其中在城市有着稳定就业与收入的这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属，就是市民化的重点群体。要逐步使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完全融入城市，解决“伪城镇化”的问题。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突破口是户籍制度及与之相挂钩的各项待遇。核心是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几个方面。对于有迁移意愿、具备基本条件的那部分农民工而言，住房、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更为明显。目前，仅有0.6%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基本与农民工无缘。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仅有14.3%、24%、16.9%、8.4%和6.1%，总体水平仍然很低。特别是对于很多年纪较轻的农民工而言，为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已经成为其落户城镇的重要动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的迁移固然重要，但户籍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含金量”，与户籍相联系的这些待遇和服务才是关键。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核心是要解决市民化相关成本的分摊问题。要使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一定的公共投入。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调查，一个典型农民工（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这是一个总体的平均概念，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别，总体看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大城市、特大城市较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较低。解决农民工城镇化的成本投入，关键是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农民工本身要通过劳动积累，以及其农村土地、房屋等权利的资产化，为实现迁移创造必要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为流入地城镇的繁荣和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流入地政府和企业也有投入的义务。政府主要致力于解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入，企业则主要承担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义务。当然，从宏观上也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地域方向上有所调控，更多鼓励以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和小城镇等市民化成本较低的地区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区域。

领导文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农地被低价征用，还造成了很多失地农民和社会问题，您认为应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红宇：我国的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1990-2000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2000-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85倍。而一般认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理比值，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在1∶1.12之间，但我国的实际情况远远高于这一标准。之所以存在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廉价消耗农民土地为代价的低成本城镇化道路，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大量征收农民土地，使农民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买单者。实际上，如果把历史纵深拉得更长远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低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所维系的，这条路已经走了30来年，这种模式目前已经难以继续维系下去。

改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直接的办法是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但我以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关键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利，从制度上提高土地城镇化的成本。重点是落实中央关于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依法赋予承包期限更长、权利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所以把实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视为强化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和抑制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的重要措施，一方面因为更长的承包期限，必然要求在让渡农地相关权益时获得更高的利益补偿，在土地被征用时可以获得更高的补偿，“长久不变”能够调动农民保护土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更长的承包期限也意味着城镇化占地成本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征占用土地的数量，推动集约节约使用土地，改变我国目前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

与城镇化紧密相关的还有如何提高有限耕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在大量人口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之后，目前农村人地资源配置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无地种、有地无人种或粗放种的矛盾比较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的基本考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持农业转移人口与土地的财产关系，维护其土地相关的财产权利不受侵害，但要隔离与土地的经营关系。也就是稳定承包权以创造财产收益，放活经营权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在坚持农地农用和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通过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流转中介服务、强化流转合同法律保护等措施，稳定土地经营主体预期，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创造条件。一是明晰农民土地权益。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稳定农民对承包权的预期，为承包土地维权和流转奠定制度基础。二是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建立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明确土地流转政策边界，加强项目监管和土地用途管制，遏制耕地流转“非农化”倾向。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在土地流转时切实尊重农民意愿，减少行政干预。鼓励规模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

领导文萃：这些年我国城镇化的步伐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未来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张红宇：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总体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趋势。2012年农民增收实现“九连快”，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917元，比2003年增加5295元，九年间年均名义增长13.1%。特别是2010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续3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2年的3.1∶1。尽管农民收入绝对数量增长态势可喜，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2012年达16648元，比2003年增加10798元。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也仍在3倍以上。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状况已经持续了30多年，这在新兴发展大国中是罕见的。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短板”主要在农民这里。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发展经济学上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等经典理论对此早有解释。但这个问题若解决不好，反过来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纵观上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历程，60-70年代全世界超过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最终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被阻挡在“高收入之墙”外。国际经验表明，南美国家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日韩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因而顺利跨越了陷阱。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直接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实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首先必须明确促进农民增收的战略思路和具体目标。要把农民增收置于重中之重的排序位次，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农民倾斜，改善农村民生和社会事业，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增速持续超过经济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秩序奠定坚实基础。十提出了农民收入倍增目标，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明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比如到2015年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缩减到2.5-3以内，到2020年缩减到2-2.5，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城乡收入无差别发展目标。围绕这些目标，从国家层面制定农民收入增长规划，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建立起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必须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分好蛋糕。初次分配是从根本上决定农民收入水平的环节，必须在这个环节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使农村要素价值得到合理体现，以扭转城乡收入分配失衡格局。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并温和上涨。建立农产品价格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联动机制，提高城镇居民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容忍度。建立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水平，使其与劳动生产率、国民经济、社会平均工资、物价水平基本同步增长。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参与市场交换的方式，充分发挥土地财产属性。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参照经营性开发项目用地价格给予征地补偿。完善留地安置政策，经营收益主要分配给村民。再次分配环节，要强化以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次分配。持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确保补贴增速不低于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研究实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政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补助力度，使农村社保水平和物价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实现应保尽保。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

领导文萃：城镇化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将向城镇转移，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搞新农村建设，这样会不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张红宇：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并不矛盾，城镇化不能替代新农村建设，也替代不了新农村建设。城市的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绝不是城镇化的目的。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也还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加大了对农村的支持，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公共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央财政“三农”投入从2003年的214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28万亿元，翻了两番还要多；在速度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年均增长21%，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4.5个百分点；在比重上，中央财政“三农”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3.7%提高到19.2%，达到将近1/5。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有了明显改善，农村教育公平扎实推进，新农合保障范围逐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低保补助水平逐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电网改造、道路建设、危房改造、安居工程等稳步推进。

虽然近年来农村新农村建设有了明显进展，但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为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这也是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应有之义。从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上看，我认为可能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类是对那些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文化传统的村落，需要加强保护力度。近年来有关部门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但数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把更多的村落纳入到保护的范畴中来；第二类是对那些人口逐渐迁移，村庄又无明显特色的地方，可以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引导相对集中，建设各种类型的新型社区，并着力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还有一类农村村落，随着人口的大量迁移，会逐渐缩小以至消失，这也是客观规律和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