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式传统 第11期

摄影 支媛（署名除外）设计李沫原

上海的世博会走了，天津的达沃斯论坛结束了。媒体不惧没料下锅上版。广州的亚运会来了，广州国际车展来了。

换一个角度，不是媒体，不是记者，于这些热闹盛会，看什么？

国家要实力，城市要形象，老百姓要过日子。

胡永湛老人在黄埔村继续照看着他的祠堂，少年阿楠每天巡视着66.7公顷花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并因此与众不同，认出自己。

他们安然在自己的生活里，没有被外界的似是而非轻易带走。阿楠说，“每次看到她们一群一群地在花田里等着照相，我就很满足。”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能让客人来了，花还没开，或已衰败。

做自己，似乎是广东人天生的本事。从清廷到当下，官方普通话的推广，似乎从未真正在本地人身上奏效。晚间的电视屏幕，总是广东、香港粤语台的天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经济一时也好，而今与各地平分秋色也罢，广东人照旧叹早茶、喝糖水，不紧不慢“早晨”“埋单”。粤菜口味淡点，媒体口味重点，倒也相得益彰，利气消暑。

背靠内地，面向大海，叹茶的悠闲，自有底气。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魏源、黄飞鸿、冼星海……这份豪华名单可以很长，长到跨海越洋，遍布世界。据说，如今的海外华人，讲粤语的，多过讲普通话的。他们的祖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报业创办者，或近代著名外交家，或近代著名教育家，或中国第一位女西医，或第一个法学女博士、女律师……

广东，一直试图深入大海，睁眼开世界。

守护家族历史的老人

汽车停在琶洲岛的尽头，一块后人立起的牌坊显示这里的地名是“黄埔村” 。一项名为“黄埔历史文化古村保护建设工程”的项目正在亚运会前抓紧推进，整个村庄此刻尘土飞扬，喧闹异常。或许，黄埔村即将迎来它久违的繁华。

黄埔村始建于宋代，距今已上千年。作为清朝一口贸易政策的受益者，黄埔村见证了广州辉煌的海上贸易史，它迅速从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发展成为了几千人的市镇，这里有人充当买办，有人做装卸工、铁匠，或者其他服务业，几乎都在从事着跟外国船运有关的工作。

今天的黄埔村依然保留下历史建筑90多处，其中不乏村中各大姓氏的祠堂，尽管大部分的祠堂早已不对族人开放。70多岁的胡永湛介绍说，解放前黄埔村有36个祠堂，现在还剩下17个，其中只有3个有专人照看。胡永湛照看的胡氏宗祠便是这3个之一。

广东是移民文化浓厚的地区。广东的移民，多来自中原和周边省。他们或是因为官场贬谪流放至此，或是为躲避战乱逃迁于此。黄埔村的胡氏先人祖籍福建崇安，1065年到南雄保昌县做县令，1273年从南雄珠玑巷迁到广州濠畔街，1312年又迁至黄埔村。胡永湛已经是黄埔村胡氏第21代子孙。

在闭塞落后的岭南，移民对祖先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认同感，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到了清代，修建家族祠堂的风气日炽。祠堂不仅成为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还可以在这里上学。

其实在黄埔村找到胡氏宗祠并不容易，作为曾经几千人的市镇，复杂的地形和路网是客观困难，想开口问人，但凡没有上年纪的人，都会遗憾地摇摇头，那个地方好像从没有听说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村落的一座水塘边找到胡氏宗祠。一般而言，在岭南的乡村，除非是重要的地方，否则是不会修建水塘的，黄埔村现在还有19口水塘，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总有水为贵的念头，有水便有财，所以这是一种风水局。

作为“黄埔历史文化古村保护建设工程”的一部分，水塘边的胡氏宗祠正在整修，屋顶已经全部掀开，脚手架几乎遮挡完祠堂的正面。在祠堂的厢房里，我们找到了胡永湛老人。胡伯很欢迎这次整修，“20多年前村委会办公室就在这里，后来因为交通不方便搬走了，祠堂破坏很严重，小修过一次，这次算大修，全部都是市政府掏钱。”

只有一件事让胡伯不开心，他拉着记者走进施工中的祠堂正厅，指着屋顶的大梁说，只有他们这儿的大梁是红色的，这是胡氏宗祠独一无二的荣耀，“有一天专家过来，说全部油黑的，我就说原来是什么颜色就该油什么颜色。”胡伯现在盼望的就是能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我不是吹牛！”这是胡伯的口头禅，每次讲到关键的时候，他都会翻出族谱或者其他资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甚至会一次次走出厢房，把记者领进“工地”，现场查验。胡氏宗祠建于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60多年历史，虽然正在进行大修，但院中墙壁、屋檐的许多图画、浮雕依然保持完整、做工细腻，可以想见，在黄埔村，这是个显赫的大家族。胡姓中的胡旋泽是村里人最引以为豪的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领事，也是国际外交史上第一个身兼三国领事的外交官。19世纪中后期他开办的黄埔公司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牛肉、面包等食品供应，他被尊称为“黄埔先生”。

每年清明的时候，在广州的胡氏后裔100多人还会聚拢到祠堂，举行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拜祭祖先的仪式。而平时，这里只有胡伯一个人，“我几乎每天都会按时来‘上班’”。胡伯记得，祠堂上一次办婚礼还是在8年前，“现在都有酒楼啊，很少在这里办啦。”

其实在过去的记忆里，祠堂并没有留给胡伯多少影响，“我就是一个农民！”胡伯用广东味浓重的普通话回答。直到10年前，村委会说需要找一个辈份高的人来照看祠堂，胡伯就这样被推举出来。从那时候起，胡伯才开始研究起黄埔村和胡氏家族的历史。老人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叠好的报纸，肯定地说：“这篇报道90%都是对的！”然后逐一指出不妥之处，对照自己的考证，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写画画，那是刚拆下来的门板，胡伯请人刷了油漆，方便为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解黄埔村的故事，我们成了这块小黑板的第一批客人。

我的办公室就在花田里

100年前的除夕，北方人合家团圆吃饺子，广州人举家出门逛花市；20年前的除夕，北方人开始合家团圆吃饺子看春晚，广州人还是举家出门逛花市。

其实，广州人热爱鲜花的历史远不止此，早在2000多年前，广州南郊就已出现专业种花出售的花农，到明清之际，在广州老城的七个城门下已形成花农卖花的经营性“花墟”花市。一年一度的除夕花市，就是由此逐步形成的。但真正有意识地作为迎春花市，约成型于清代的中期。到了2010年的春节，广州城内有大大小小9个花市，几百万人同游花街，与此相应的自然是广州巨大的鲜花需求。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大的花卉主产区，每年生产的花卉价值20多亿元，占全国的15％以上，难怪只有广州享有“花城”的美名。

在鲜花扮靓的城市背后，还有数以万计的花匠，从广东农科院植物保护所毕业的孔令楠也在6年前成为扮靓这座城市的花匠。

“我每天早上6点10分起床，6点半上班，先安排好一天工作，跟组长们沟通，落实今天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就骑着单车整个园区巡查一下，主要是看花期，每天要去看长怎么样了，能不能按时开，10点半休息，下午1点半到6点半再继续。”这就是阿楠每一天的工作，在广州最南端的番禺区百万葵园，他要照看66.7公顷花田。

这是一个以鲜花为主题的公园，特别到了春节至三八妇女节之间，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赶来这里，“尤其以女士居多，每次看到她们一群一群地在花田里等着照相，我就很满足。”阿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能让客人来时，花还没开或者已经衰败。

“控制花期真的很难，我们真的很怕这个，头发都白了，每次算花期必须算得很准，必须保证在这个时候开花，不停核算，做实验。有一年做油菜花，那一年真是惊心动魄，我们怎么算花期都有点来不及，想了各种办法，终于赶上了。”

其实在外行人听来，控制花期的手段似乎很简单，需要提前开，就用高温、暖气、灯光、化肥等手段催熟；需要晚点开，就可以加上冰块。在阿楠的眼里，每一天花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们隔两天就会用相机拍摄，分析它们的花期。”

但花这个东西是不等人的，有一年做郁金香，为了延迟开花时间，阿楠带着工人每天加班到凌晨，“里面有很多人工的冰，我们就趴在冰上做事，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阿楠说自己的工作是简单而健康的，但是大学毕业一起来的5个同学，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刚过一两个月就有人顶不住了，还有的做了一年多走了，所以我才有机会升职啊！”如今阿楠手下带着70多个工人。

阿楠出生在广东肇庆的农村，从小就会跟着家人到田里做事，填报大学志愿时自然而然选择了农业院校，“我们那时候种水稻、种菜，自己养过鸭子，但没有种过花。”但在阿楠的眼里，这一切都是相通的，“养花人可能都有一种心情，等它开花了，就像看到小孩长大一样，心里就会很开心。我在家里也会养花，但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所以只养些耐长的。更重要的，对我们而言，种花不仅是乐趣，而是在生产。”

说到生产，自然得有严格的规范，“比如郁金香，在我们这里算比较高技术含量的，又要冷库啊降温啊，但是在沈阳，他们说就像种菜一样简单。”

不过阿楠认为最难养的还是樱花，“如果不去干预的话，樱花在广州3月份就会开，但我们想让它提前到春节开。2008年不是遇上雪灾吗？那一年特别冷，结果樱花过了春节才开。”这是阿楠记得为数不多的失败，“现在我们要引进一种花，都必须提前一年到两年做实验。”

而阿楠最自豪的，是引进向日葵的时候，“当时内蒙古和新疆的专家来这里考察，都说我们搞不成功，因为他们的经验就是一年只能开一次花，但是我们在广州要的是每一天都有向日葵开花，他们都打退堂鼓了，但我们就敢走下去。”通过对种子与气候关系的协调，最终阿楠他们成功了，在这个公园，每天都可以看到向日葵开放。

采访那天，预警台风下午将要袭来，但已在这里工作6年的阿楠十分轻松，“该做的都做了，因为靠近海边，我们把水放干，不耐水的植物盖上薄膜就可以了。”

阿楠说他的办公室就在花田里，天天陪在花身边，却从未去过广州著名的迎春花市，因为春节，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他也会寡不敌众

“黄飞鸿生性怪异，寿星，有一副罗汉眉，眉长至垂下，瓜子口面，耳大而长，身材肥壮高大，要穿三尺六寸长衫，行起路来表情淡定，两手总摆在后面。”这是黄飞鸿最后一任妻子莫桂兰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形容黄飞鸿的形象。这似乎与关德兴、李连杰饰演过的黄飞鸿都差别巨大，也难怪，莫桂兰嫁给黄飞鸿时只有19岁，而黄飞鸿当时已经50多岁。

其实，电影中的黄飞鸿已经占据了我们对他的绝大部分记忆。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便已拍摄了接近80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除2部以外，皆由关德兴主演；到了90年代，徐克与李连杰的搭档，让更多内地人也认识了这位武术宗师，他英俊潇洒，他惩强扶弱，他药到病除，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如果非要和电影情节相比，现实中的黄飞鸿注定黯淡许多。1856年8月9日，黄飞鸿出生在佛山一个贫穷破落的家庭，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卖艺。16岁时，自认为可以闯荡江湖的黄飞鸿告别家乡，来到繁华都市广州。

广州的卖艺生活让黄飞鸿小有名气，当地铜行、铁行的工人集资为黄飞鸿在第七甫水脚（码头）开了间武馆，平时做工，闲时就跟着黄飞鸿学武。2年后，又被果栏、菜栏、鱼栏的人聘为武术教练，黄飞鸿这时18岁，他早已明白，在这样的世界过生活，全要靠真枪实弹。

黄飞鸿的武功究竟有多高？一般认为他的功夫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他的父亲黄麒英，另一部分是铁桥三的徒弟林福成，其中以虎鹤双形拳和飞砣最为擅长。他曾击退强盗数十人，也曾在香港的擂台上打倒挑战的洋人，但也有资料记载，有时候也会寡不敌众。

黄飞鸿30岁的时候在广州仁安街开了一家跌打医馆“宝芝林”，取意为“宝剑出鞘，芝草成林。”其实主要就是治一些简单的皮外伤，尤其是跌打损伤，遇到穷困的病人，照例会免费医治，所以广州人都亲切地称之为“黄师傅”。安心经营医馆的黄师傅偶然得到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赏识，于1894年随军赴台抗击日本侵略军，1年后战败返粤，从此定下只行医不授武的规矩，“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

广州武林从此没有了黄飞鸿，只剩下“宝芝林”里普普通通的黄师傅。20年后，“宝芝林”毁于一场因暴乱而起的火灾，忧郁成疾的黄飞鸿也于1925年4月17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曾少年意气

“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在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他如此描述梁诞生之前的中国。

在这样的时代，总有一些人的名字会被写进历史。当然，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州以南120公里，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还浑然不觉。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自然成为他的第一任老师。

今天看来，梁启超的童年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6岁学完了五经，到9岁便能写出千字的文章，那一年，梁启超坐了3天的船，赶到广州参加科考。从新会到广州的路上，午饭吃的是米饭加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诗，满船学子停箸沉吟，梁启超却不紧不慢高声诵道：“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神童之名，由此不胫而走。但神童的首次应试，却名落孙山。

2年后，即1884年，梁启超再赴广州，如愿考中秀才，次年进入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位于城北的越秀山，是清道光四年（1842年），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的一间书院，是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梁启超从13岁开始进入学海堂读书，一直读到16岁。

在学海堂四年的学习，梁启超经常是“四季大考皆第一”，每年总能获得学堂的“膏火（奖学金）”，成为一个饱读经、史、子、集的知识分子，对当时被学术界所推崇的训诂词章之学有较深入的研究。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高中举人第八名。当时的主考官李端称赞梁启超“国士无双”，还把自己的妹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做妻子，直到1924年，李蕙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

第2年，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无果而终，却在回到广州后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描述过初次见到康有为的情景，“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梁启超从此追随康有为30年。

1895年春，梁启超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梁的广州生活由此终结，站上了更广阔的中国历史舞台。

海上音乐家

冼星海原籍广州番禺，他的父亲冼喜泰是一位海员，却在冼星海出生前7个月去世了。母亲黄苏英怀着他投靠了澳门的外公黄锦村，于是在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降生在澳门海边一艘民的船上。

在当地的船娘曲和外公悠长的竹箫声中，冼星海在海上漂荡了6年，然后母亲带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支持冼星海念了4年私塾和1年英文。12岁时，冼星海被招进广州岭南学校（后改名为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读书。在那里，冼星海对音乐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还学会了单簧管。

1918年，母子俩回到广州，在岭南大学对岸的一个小岛上安下了家，但由于交不起岭南大学附中的学费，冼星海只能在附中的基督教青年会义学里半工半读。在这里，母子两人整整度过了6年。冼星海在学校努力学习，功课一直很好，而最令他着迷的还是音乐课，这让他从小在祖父的萧声和教堂唱诗班里获得的音乐感受有了发展的天地，他参加了义校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进入岭南大学附中本校后，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籍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

他在乐队里吹奏直箫，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被广州人称作“洋箫”的单簧管，他也吹得很有韵味，由此，全校师生亲切地称他为“南国箫手”。但是冼星海并不满足于箫吹得好，当时，小提琴已经传入中国，他下定决心学会这种比较复杂的西洋乐器，可是，小提琴的价格要比箫贵多了，冼星海根本买不起，只能趁同学休息时借过来拉两下。

就在冼星海摸索着学拉小提琴时，有个名叫炳奎的小提琴师从美国回到广州，在市内招收学生，私人教授小提琴。冼星海去打听过，五块钱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一位好心的同学告诉他，琴师希望在岭南大学找一位授课联系人。冼星海听了，欣喜万分，心想，如果自己能当上琴师的授课联系人，就可以有机会向他学琴了。于是，他鼓起勇气来到琴师的住处，主动要求为琴师招学生、收学费、干杂务……琴师被冼星海的热情所感动，当即答应免费教授他小提琴。

1924年，冼星海从岭南大学附中毕业，第二年升入岭南大学预科，一边在岭南大学选修一些课程，一边担任音乐教员。2年后，他考取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开始正式的音乐学习道路。

西关是老广州人对明清时广州城西门外一带的统称。当年，这里聚集了进出口贸易码头、各种货栈和仓库，以及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同时，著名的岭南画派也创始于此，粤曲、粤剧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名门望族、官僚巨贾留下的西关大屋更因装饰讲究、工艺精美，成为富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民居代表。

南狮造型夸张，颜色亮丽，而南狮鼓擂动起来更是震聋发聩，使人警醒，故又称醒狮。随着华人的迁移，醒狮成为世界范围内开展十分广泛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在广州的大新路，曾经聚集了三四十家醒狮铺，现在虽不及以往兴盛，但大新路依然能找到几间醒狮铺，时常还能看到手工艺人现场扎狮。

富贵人家聚集的西关，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至清朝晚期，广州300多家私塾大多设在西关，且女子私塾增多，新式学校日趋完善。由于有了与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机会，最早接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和洗礼，应运而生的西关小姐群学贯中西，不同于广州其他地方的女性，出入传统又突破传统，代表着广州女性解放的先声，代表着近代广州最风雅和繁华的生活。

由于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依照政府赋予的特权，此地的商行垄断了对外贸易，当然并非固定为13 家。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还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直到《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通草的树心切成薄片，便可以用来作画。在19世纪的广州，通草画主要用于出口，题材以反映清末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色人物为主。由于采用西方绘画原理，又反映中国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当时西方人的喜爱。

广州人把饮早茶称为“叹茶”（即享受之意）。咸丰同治年间，广州有一种名为“一厘馆”的馆子，供应茶水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后来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图为20世纪70年代，广州市民在泮溪酒家喝早茶。

粤语是一种属汉藏语系汉语族的声调语言。在中国广东、广西及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使用。粤语源于古汉语吸收部分古越语而形成，具声母二十，韵母五十六，粤语声调亦大异于北，共有九声六调。广州话口音是约定俗成的粤语的标准音，大多粤语字典以广州音为准。图为广州街道围墙上的粤语童谣。

粤剧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念坐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广州话，使广东人更容易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