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今何在?

摘要：人文精神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大讨论后，尽管遭遇商品市场的重大冲击，仍然顽强的存在着。在21世纪，人文精神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体现在生态批评中。生态批评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遭到人们的误解。事实上生态主义是人文主义在当下的一种体现，其宗旨仍是“为人”，它通过后现代的“解构”实现其对于“科学理性狂热”的颠覆，并形成了与自然如何相处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文主义；后现代；精神圈：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47－05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文坛曾经有过相当轰动的一幕，就是王晓明等学者掀起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种局面比起文学界曾经的显赫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那种盛况之后再也难得一见。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似乎还想追问，曾经被诸多作家学者牵肠挂肚的“人文精神”今天怎么样了，它比起当初“大讨论”时是发展壮大了还是日暮途穷了?围绕这个问题，我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作了研究整理，我认为，生态主义批评是当下“人文精神”存在的主要状态之

一、生态批评的现状

文学的生态主义批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它的崛起应该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至于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圈内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或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文艺学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的一门学科，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一种新的理论思潮与批评方法，是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生态批评(eeoeritie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王诺对生态批评给出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这点上当下生态学批评界也基本上是认同的。王诺等还认为其具有跨学科性和现实功能，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科学取向：即结合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尤其是从生态学的发现出发，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万事万物共生、共栖、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张力，批判性地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的信念、审美、以及伦理关系的样态和走向：现实功能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即借助生态环境科学的认识，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反思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重新审视人类本体、人类生存本体、以及本体意义上人类进化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智慧，反思人类在自然中位置、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意义，反思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态度、想象与观念。

曾繁仁指出，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

每一种话语的发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生态批评引起普遍的关注是因为生态危机确实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最大的人类危机。如果一切都以人当下的利益而出发，最后不只是影响环境与生态，也会影响人自身未来的发展甚至生存。因为人总是把当下看得高于一切，尤其在一个人类不再相信上帝的世俗社会，也不再有理想和梦想，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当下的生活舒适，对于之外他者无暇旁顾。很难想象，如此下去，人类在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生物生长的环境之后，还能在人类间和平共处。那些提倡肆无忌惮的与狂欢，毫无节制、纪律与伦理的个人中心主义，如果作为反叛曾经的压制而作一时的矫枉过正尚可以理解，如果长期如此，没有人知道人类前途路在何方。我不认为人对于宗教、对于神的虔敬一定束缚人的快乐。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抗衡的，对于大自然的尊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人类只能在遵守自然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幸福生活，当下有悖于这种“生态整体观”思想和行为亟待转变。

二、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

库伯认为生态批评在原初意义上已经被置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中，并且是作为其构成因素生长起来的：第一，它以后现代主义话语谱系的基本理念解构现代性中的人类主体特权(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奠基；第二，它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方法，在历时l生的建构过程中不断消解自身残存的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使理论创造走向圆融和自觉；第三，它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增加了生态学维度，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从单纯解构走向建构有推动之功。库伯等人强调生态批评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归属关系，说明其已发现了这个线索并试图用它来强化生态批评的解构力度。在上述这些意义上，生态批评全面走向了生态美学的论域。

现代社会打着“为人”的旗号消解了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用理性主宰世界，抛弃了有机论、目的论，通过对世界的还原以及机械的数学、物理解释，宣判了自然之死――自然失去了目的、价值、意义，制造了世界的祛魅。于是“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从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事实上，不止是生态危机，当各种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的人类情感也在随着知识理性和科学理性消失，靠感性维系的一切传统道德情感，仁义理智信，都行将崩溃。当下这种过于理性的社会给人带来物质的充实和发展的同时，却给人的“精神圈”以及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主要在于它倡导的“生态整体论”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中心”这个词汇，因为历史上一切罪恶与战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似乎周围的非中心都是次要的了，都要为中心服务了，或者可以为中心作出牺牲了。出于这个理由，希特勒大量的屠杀犹太人，美国人历史上也长期把黑人边缘化，强国更可以以此来要求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需求、男性也可以奴役女性等等。这种中心主义，固然倡导一种主体性的释放，而这种个人主体性的张扬势必遮蔽他者的主体性，也是偏颇的。

生态批评的后现代性甚至不仅仅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在去中心化活动中，生态批评不断扩展主体理念适用的场域，在将有生命个体理解为主体之后又尝试着恢复灵性主体概念，承认万事万物都是中心和目的，以便最终消解生命(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精神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可能更接近于人类中心主义，但人文主义不是，尽管它的目的也是人，但它的眼光投得更远，为人类的终极幸福而不是眼前的利益，所以它会发现并批判一个看似健康发展社会的弊端。我们习惯于在理性指导下所作的一些不符合长远利益的事业，特别是科技理性极端化后，这种理性便出现了偏颇，成了“伪理性”。此时“理性”本身也是一种遮蔽，特别是经过启蒙阶段，工业革命阶段，“理性”成就了实证主义伟大的成功后，人们开始对“科技理性”迷信，狂热。由于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拒斥了对世界统一性原理及其发展原理的考察，形成“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的局面，“理性”此时已经迷失，失去了自我矫正的能力，人们只看到当下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这种产出的过程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最终可能会危及所有人的生存。以人为本，不只是为这一代人，而应该为了子孙万代。人文主义就是保持自己的这种“人文理性”，重新矫正被扭曲和遮蔽了的“理性”和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下，不惜采用解构的策略实现其真实理性的复归。

生态哲学的后现代性还在于它主张运用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倡导多元对话的价值观念，倡导均衡协调的实践理念。在生态世界观的指导下，社会发展将不再矛盾重重、危机重重，而是可持续的，是充满和谐与诗意的。正是生态学和生态学思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使生态学成为“颠覆性科学”。1969年，保罗・谢帕德和丹尼尔・麦金利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著名论文集，认为生态学涉及人类的最终极的义务，最先将“生态学”与“人类道德”联系起来，提出了生态伦理学问题。接着，学者们主张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认为科学同样需要人文关怀，必须用人文精神制约科学技术的力量及其应用，从而把生态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科学联系起来，诞生了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

但自从生态主义批评进入中国后，在引起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些人的诟病，其中有相关利益集团。也有部分学者，他们认为倡导生态主义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认为生态主义或生命主义试图颠倒“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成为以“动物为本”或以环境为本，是反人类的，并因此对生态主义大加挞伐。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可能调节生态的平衡，必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地位。换成动物为中心，就更不可能了。其实上他们是误解了生态主义。

三、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

生态批评也是一种人文批评，是人文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生存环境作出判断和回应。王诺认为“生态美学”是一门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狭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理解是指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王宁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以人(社会、作者和读者)为本和以文本(作品)为本的既定批评定势，使得以(文学中的)生态环境指向和(文学文本的)自然生态阅读占据了批评家的批评想象和理论话语。”

二人的观点表面看是要解构“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而本质上都是在围绕着“人”展开，意在为人类保留一份“诗意的栖居”地，在一个商品泛滥、铜臭弥天的时代给人保留一份精神的憩园。只是生态批评认为，既然文学是一种人学，那么文学作品就应该以描写人为主，不仅要描写单个人的过去，更要着眼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当下建构一种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生态文明体系，就是人类最大的理想。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摆正人与自然的位置，平等地善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在发展人类自身的同时，充分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一切以自然的需要为主，而不是把人类的主观愿望强加于自然，这样便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得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双赢：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尽最大可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从而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续繁衍下去。

这点上于文杰表述得更明确，它认为，“生态人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其独特性有四：其一，历史渊源深厚：其二，文化内蕴丰富；其三，涉猎范围广阔；其四，影响意义深远。”他不但认识到生态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还认识到人文主义宽泛性和机变性，“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文主义不只是一种文化传统，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想，还不只是一种文化思潮或历史运动，它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实践与人文关怀。”认为生态主义理应包含在人文主义之中，这是符合当下人文主义在后现代时期的现状的。

他的论述为人文主义发展到生态主义阶段基本上勾勒出了一条轮廓：“人文主义经过古典时期的奠基和近代早期的复兴之后，从宗教文明的背景中走出，部分获得了自由”，但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隐忧，其中就有“生命欲望的过度张扬”。如布罗代尔所说，“人文主义是朝向逐步解放人的战斗历程。不断关心着它可以变更和改善人类命运：同时他也认为人文主义夸大了人性，削弱了上帝的作用”。对上帝的排斥和放逐，使这种和世俗酝酿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再加上技术意识的异化，直接影响世界文明的正常发展。民族意识的膨胀，也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形式带来了隐患。在近代社会里，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成为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由于工业技术文明的萌芽、海洋争霸的角逐，和商业贸易的崛兴，在民族国家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民族意识不断膨胀，工业文明为背景的科技理性又以更强大的力量，限制人的来自文化传统中的信仰道德与理想等，人文主义品质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

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工业文明的弊端。由此开始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批判性再次发挥功效，“应该说，富有理想色彩的人文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安全、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现代社会诸多弊端的消除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理想不仅有益于调整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重视人的信仰与德性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和重要依据，而且是人类政治与经济的灵魂，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由发展走向幸福的最终目标。”生态主义就是人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并为疗救这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学说体系。

翟永和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生态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而不是反人文的：“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广义的‘杀人’性质。因为它破坏了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洁净空气、天然的水源、安全的食品、宁静舒适的环

境，促使扼杀生命的“现代病”的蔓延滋生，反常地和“杀人不见血”地结束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利奥波德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这应当成为人生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指导，以便把社会良知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生态系统和大地。这点上或许令“人类中心论”者不满，但根据系统价值观的观点，人类作为生态价值系统内要素之一，与自然价值共同构成统一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这两大要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人类若想使自己居于其中生态体系统稳定和谐，便不得不考虑自然的价值。但“生态哲学的实践向度并不在于追求‘至善至美’的纯粹理想王国，而是在反思和祛除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中，探寻和推进后工业时代生态文明的多种可能性路径，在全面清扫工业文明的环境灾难的基地上，呼唤彻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动植物救助产业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后工业时代绿色环保产业和农耕文明的复兴。”

生态意识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包含如下内容：其一，热爱自然、关爱生命的环境意识。其二，从生态危机的贫瘠土壤中滋生出忧患意识和人类良知。其三，摒弃生成物质化和生活物欲化倾向。其四，呼唤人的全面需要与适度消费，追求人真正的幸福。“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尊重人的真实而合理的需求选择，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友好型社会，这就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同时需要人文精神来丰富人的生活内涵，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科学精神必须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

我们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相对的、善意的、温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的“中心主义”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整体利益，强调两者的并存共荣、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节能减排”等生态理念，所体现的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要义，也理应成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这就是人文主义在生态方面的表现，一方面祛魅“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出发点仍然是人。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

正是出于“为人”的目的，生态学者往往在一些问题上徘徊俳恻。生态主义者一方面作出生态平衡方面的努力和呼唤，可是面对着人类的欲望，托马斯一方面站在宗教与道德的立场上抨击了人类屠戮动物和掠杀植物的罪行；另一方面又慨叹“人类优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他从人类优越性的神学基础人手，对圣经故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质疑。但是，又有谁能够抵挡得住许多人类中心主义论者的理论冲击与诱惑呢，尤其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沉思：“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是的，你可以怜悯和同情一切动物与植物，可是你能指望他们和它们来主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吗?!他还提出了令他困惑的，也击中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难以和谐共处要害的四个悖论：“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耘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

四、人与自然如何共处

关于人为什么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及如何相处的问题，当下的人文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学说，除了西方引进的诸如“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国内学者杨春时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他认为“人类近现代史是主体性凯旋而歌的历史，然而主体性的胜利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割裂和对立，这种局面反过来影响了人类自身。”

人和自然的关系其实也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对于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只有把现实存在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转化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建立一个主体间的生活世界，才能达到本真的存在。这就是说，现实主体必须放弃片面的主体性地位，改变对世界的主人态度，把异化的、现实的人变成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将现实的、异己的客体世界也当做有生命的、与自我主体平等的主体世界。两个主体通过交往、对话、理解、同情融合为一体，成为自由的、超越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主体间性美学体系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格局被打破，主体不再局限于有感知、有情感、有理智的人，而是扩充到万事万物；世界不是作为无生命的、缺乏能动性的客体存在着，更不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的对象存在着，而是作为人之外的另一个主体存在着，这样，世界主体才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谐共处。”

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与这种主体间性理论相似，也是一种生命主义或生态主义。但这里的主体间性不只是人与自然，与其它生命之间，也包括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前者具有主体性，但后者亦有限定性，都不能随意的展示所指，由此实现尊重“主体间性”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和谐。

鲁枢元则提出“精神圈”概念。他认为应当有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的高层次的生活”，这就是“诗意的生存”。从消费的角度说，即以艺术消费取代一部分冗余的商品消费，“以精神资源的开发替代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审美的偷悦取代物质挥霍的享乐，以调整人类自身内在的平衡减缓对地球日益严重的压迫”。同时，对于生活在信息时代虚拟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繁荣’中最容易显示成效的一个方面，高扬‘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也许是我们规避‘计算机统治’、‘数字化风险’从而‘化险为夷’的智慧的选择”。

在人文精神生态主义阶段后人类应该如何生活，鲁枢元等于说在这方面给出了答案：即人类在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之后，如何扭转当下这种能源消耗性生活，就是转向审美的愉悦，精神的繁荣。鲁枢元认为社会生态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有意无意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因此指出，在岩石圈、大气圈、技术圈、智能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像、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就是“精神圈”。与其他圈层相比，精神圈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也可以说，对自然、生物、生命的关怀，其实上是人“精神圈”健康发展的需要。人需要大自然、草原、海洋，及其生物对人类精神诗意的唤起，而不是竖立在视野内的烟囱、厂房对人的压抑。

在《生态文艺学》中，把文艺生态放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考察它的序位，定位于精神生态，因而指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与人类的整体存在状况密切相关的，它既是一种幻化高蹈的精神现象，又是一种有声有色、紧贴自然的生命现象，……但若要对它做出较为贴切的解说，或许需要新的学问，需要一种与自然、与生命、与人的存在更为贴近的学问，一门更有利于从整体上、系统上解说的学问。”

其实上，不管是“主体间性”还是“精神圈”都是希望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全新的伦理秩序。如翟永和指出，在环境伦理学视域下，与人相互作用的自然界不仅仅是作为有机的或无机的物质存在，而且是作为追求和创造生命的独立的生命力而存在，作为有生命的主体而存在。这样一来，人与自然都是作为价值主体，在其价值选择和价值生成过程中，既各有其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又有其利他性的工具价值。这种情况反映在伦理关系中，就相应地形成了自利性的道德和利他性的道德。如果只是追求自利，就会打破所有关系体系，使个人或社会的信用面临崩溃，接着便是其生存环境的全面崩溃。

这些生态文艺学论者的努力。就是希望把自然主义观念移植到文学领域，甚或社会领域，把自然生态的危机与出路转移到人类历史的过程中。让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挽救环境危机过程中作出自己的学科贡献。“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态学时代，相应于已经渐渐成型的‘生物学知识系统’，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是否也应当改变一下自己的学科形态了呢?变化其实已经开始。20世纪70年代陆续登场的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尤其是随后跟上的生态批评，就是显著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