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研究

摘要：“类意识”回归体育本质是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主体内涵，它将隐没在自然精神、宗教精神、科学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精神之中的体育精神升华到独立的普遍性存在，其深刻反映出体育实践活动中主体的“类本性”。近30年来，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多元体育文明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日趋多样化和深层次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这种趋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站在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对中国体育的和谐发展，以及主导体育价值观的确立具有显著的观念性引导作用。

关键词：当代；中国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2-0017-05

伴随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文化界产生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同样出现了“体育人文精神危机”的广泛论争。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体育人文精神缺失”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对人文精神内涵的认识

体育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密切。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就首先要对什么是人文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人文精神的彰显开始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时代内涵，彰显着人性、主体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拓展和强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类精神由混沌到自觉的过程，与人性从自然中剥离、理性从感性中剥离、个体从整体性中剥离、现代性从传统中剥离过程同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潮兴起，人们开始关注个体主义、权利思想、民主观念，以及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尊严等问题。“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所谓‘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世俗的东西，它既不是关于神的，也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关于人的，是人道而不是神道，也不是自然之道。这里已经有了把人看作主体的含义了，只是当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而西方近代以来，以科学精神(工具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代表的两条主线进一步将人作为一种对象进行研究。所不同的是前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存在物，人的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即真的才是善的。后者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关注人的尊严和意义及人性的善和美，强调人的情感的真，即善的就是真的。各思想学派和人文学科重返“人”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反思了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叔本华转变了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向，他强调生命意志始终是原始的、第一性的东西，“照例认识总是服服贴贴地为意志服务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人本学就是以人和自然为哲学惟一的最高对象，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罗素、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等一批思想家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阐述其哲学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实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文精神的核心。然而，在时代背景下，也带来了科学精神、物质利益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尖锐冲突和论争。进入现代社会后，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文精神关注的对象――人被上升到“社会本体”，即“使人生活幸福的社会组织所赖以形成的那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称之为善，马克思发现是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适应的人与人的关系。”

近几十年来，我国众多学者对人文精神也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杨岚等人提出：“人文精神就是显现在人类文化中的人类精神，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其‘类本质’的体现，与人性同构，是人的本质的显现。它是人类文化之灵魂、之内核、之生命力、之基本原则、之公理体系；从作用机制来看，它好比人类文明有机体内部的神经元、神经系统，人类文明的每一触角、触须都有其神经末梢，只不过有些活动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张立文提出：“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一种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它作为道德的基础，应该具有超越层面的和终极关怀的性质。”周启朋提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它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着重通过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来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精神。价值内核是根据传统、惯例、民族的历史经验而在民众和社会成员中自然形成的规定，它往往通过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化而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深层意识。从价值系统来说，价值内核可以扩展出两个层面：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这种价值内核只能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通过以上概述，可以看到人文精神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实难给出一个统一而精确的定义。但是，若从其具有的一般社会哲学含义与最普遍的文化原则入手，人文精神的构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一，人――社会本体是人文精神关注的主要对象，即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态度和批判精神。在人――自然――社会的多维关系中，人文精神以人为文化发展核心、把人作为社会本体存在。它关注人性的自由和提升，注重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第二，人文精神彰显着人的生命精神。人文精神以人的生命精神为根基，它并不局限于个体的，或是国家民族精神的心理本能，而是上升到文化哲学本体论层面，突显的是一种思想境界。正如司马云杰认为的，“人的生命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不是某种心理本能的东西，也不是社会集团利益的辩护书或时代风气的装饰品，而是人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不断地追求法则、秩序及美好的实物，超越自我生命及本能存在，所获得的真理、正义、和谐、美好等思想，或所达到的种种道德境界。因此，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不是欲望、目的、动机及情感、情绪一类本能心理，而是超越这些所获得的和谐、美好、仁爱、至善、大公、无私等的思想境界。”第三，社会主体的类存在(类意识)构成了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当代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的直接显现，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人的类意识以其本来面目凸现，而不像过去或者隐没在自然精神之中，或者带着宗教精神的面具，或者迷失在科学精神的客观性之中，或者被各异的民族文化精神所分割。”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文精神的唯一衡量标准。人文精神以社会本体的精神(类意识)为根基，从根本上反映着人的发展程度。它所关注的是人发展的自然尺度，即人的生存状况的标尺；社会尺度，即人的社会化程度；精神发展尺度，即自我理解和精神外化的能力(知情意平衡，精神结构平衡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到，体育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体育人文精神必然遵循和体现人文精神的本质――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它关注的是体育主体自由发展，最终目标是通过固有的文化范式和价值体系实现体育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度。其次，人文精神是体育人文精神存在和实现的必然载体。体育人文精神存在和构建不能脱离整

个社会系统的支持，尤其是要符合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根本要求。人文精神所确立的整个社会主体的“类意识”及价值尺度会从更高层面重新审视和确立体育人文精神的本质。最后，体育人文精神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时和共时性特征，因此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人文精神内涵。如“公平竞争”是现代体育的核心价值，也是体育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之一，它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和途径辐射到社会系统中，从而作为整个社会主体的“类意识”而存在。

2　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研究的主体思路

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是一种特定的形态，有其特殊的内涵、文化背景、现实基础和构建方式。它的建构与体育文化生存的现实环境是同构的，正确认识体育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是准确把握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前提。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形成是体育主体精神的理论形式与其外化形式、现实形态的结构――功能调适的过程。转型期的中国体育人文精神存在着复杂的因子，它们不仅随着参与主体身份的变换而分化，而且也可能因为现代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而出现不同方面、层次的分化。这些分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多元化、多样性的分化因子是进行积极整合的前提，其有利于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因子的培育。此外，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关乎到世界体育的良性发展，因此，仅仅从体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只能看到一些已经变化了的东西，只有站在世界的、未来的、终极关怀的视角上才能看到那些该变或将要变的东西，才能看到变化的整体方向和利弊，而这样的理论才能起到导向的作用，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更具有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的哲学特质，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才会强有力地影响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向，才会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整体上看，中国本土文明绵延数千年，是中华民族长期生活、生产实践集大成之物。虽然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研究不能脱离传统文明的支持，但是也不能完全从中寻找理论支点。因为长期稳定的农耕文明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如“人性本善”理论的悬设性，使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往往流于肤浅的道德说教，形成了时时围绕人却处处忽略人的思维怪囤，使中国传统人文文化在实质上具有“伪人文”的倾向；伦理政治的主导性，使中国的人文文化始终以伦理为核心，缺乏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人始终是五伦关系网络中的虚点，是等级制度中的被动客体；经验化的理性，使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严重缺乏自然哲学作为人的哲学的根基，使中国人对人性论的理解往往脱离肉身的物质限定而在浮泛的理想层面虚构，对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个人与社会的研究不能深入；观念的凝滞性，限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继续发展，形成僵化凝滞的格局，无法应付近现代西方强力文化的挑战，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陷入被动局面。这些局限性使我们无法完全从本土文明之中寻找到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的观念引导。

“抽象地讨论或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系统化有其工具性，当一种生存方式不再适合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其改变是必然的，否则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淘汰。”因此，应该辨正地看待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汲取营养的问题。吸收、保留或改造的关键，是要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这一特定的理论立场和现实环境出发作具体分析。面对中国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纷繁复杂的思想资源和观念背景，对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解读要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按照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综合研究古今中外的有关思想资料，不断吸收多元文明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要吸收那些在中国本土文化建设进程中萌芽、成长起来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等，绝不能单纯地从思想资料出发进行纯粹抽象的概念演绎，否则不免会落人空洞的漩涡之中。

3　体育人文精神内涵

这里要讨论的“体育人文精神”不是蕴涵在母体文化或其它文化现象中附属的精神形式，不是外在于人身体的不可捉模的抽象精神泛化，也不是个体参与体育实践时内心孕育的神秘价值符号，而是植根于人身体、生命发展，并在现实体育发展语境中生成和不断完善的“人本关爱”精神。在现代体育文化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并不断融合了各个时期以及不同文明背景的主导思想内涵，尤其是“文艺复兴”作为现代体育复兴的主要思想基础和推动力之一，使其自诞生之日便具备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

首先，体育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社会哲学必然成为体育人文精神内涵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社会哲学从人类活动出发研究社会结构，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透视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寻求人类生存的意义支撑，在与人的本性、本质的关照中探求社会结构的本质、规律、合理性及其可能性。在社会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主体的平等、公正公平参与以及均衡发展成为现代体育文化关注和追求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现代体育构筑起了契合时代及人类发展特征的、完整的文化结构，他将单纯的“肢体运动”升华到哲学高度，提出为达到均衡发展而必须为之持续努力和奋斗的主导思想内涵，进而将这一思想通过主体的现实行为传播到整个社会。因此，体育文化体现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怀，也就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文精神特征。实际上，随着体育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让整个世界互动的文化现象，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以及人的哲学共同关注的实质化了的主题，它越来越在已经生成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状况中展示和发展自我。

其次，体育人文精神以体育精神为根基。体育精神是体育文化的生命所在，它是人类精神和体育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文化精神，属文化核心范畴，是体育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体育人文精神必然要蕴含体育精神的本质。张岱年认为的：“何谓精神?精神本是对形体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对文化的具体表现而言。就字源来讲，‘精’是细微之义，‘神’是能动的作用之义。”作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体育精神逐渐成为一种世界主流精神。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体育精神，强调尊严、忍耐、互相理解、忠诚、平等、公正、团队合作、规则(规范)等道德品质，并将其内涵的人本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队精神、教育精神上升到生活哲学的高度。这也契合了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的，“体育精神就是人类精神，就是公平竞争、运动家风度、团队精神。”而产生于中国传统文明下的体育文化，则注重“仁爱”、“人世、经世、济世”、“人道与天道的契合”、“重生轻死”；“生生死死”；“不生不死”的生存态度和生命精神，其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儒家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整体和谐”、“和合”、“礼”为标准实现“身心一元，天人合一”的伦理精神；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和“性命双修”的坚持实现“性灵”、“神韵”、“风骨”、“形神兼备”、“神完气足”、“气静神动”的艺术精神。这些代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育精神都无

一例外地成为了体育人文精神的主体内容。

复次，随着体育社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体育精神必须要通过体育人文精神的形态和外显机制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价值效应。体育人文精神虽然与体育精神内涵为根基。但已经在体育主体的类本性与体育文化之间构筑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外显体系。“类本性”是任何人文现象的内在根据和本质，它深刻体现出不同主体对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倾向。它经历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积淀，成为确立“体育主体”身份内在根基。在各种利益需求的导向下，体育主体参与体育的动机、认同感，以及秉持的体育发展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经历着混沌――变动――秩序化的过程。在工业文明时期，体育利益最大化占据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主体体育活动的性质、方向、方式等的“刚性(极端)竞争”性质。在信息时代，人类精神空间解放，主体自身的全面发展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最高目的，体育主体的“类本性”也逐渐序化为人性、主体性、和谐性等内在品质。在这一层面上，体育人文精神与体育主体内在的类本性统一起来，并在“自觉”的高度上外显着体育精神的本质。而体育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活动，它“既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产物，二者统一的实质就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育文化是其创造者精神世界的客观反映，这就说明体育文化总是反映着一个时代‘精英’人物的精神世界；体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具有新的内涵，因此，整体上体育文化总是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反映着体育人文精神的本质。”体育精神贯穿着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体现在其各个文化层面，如体现在体育文化内涵的竞争、超越、公正、公平等核心价值观念层面，体现在民主、规范、统一等制度文化层面，体现在健身、教育、民族凝聚等物质文化层面。体育精神必须要借助体育这一具体文化形式，通过体育主体的“类存在”外显出来，即在具体的体育生活中，通过体育人文精神构筑起的体育――主体――社会平台，将不同体育主体的态度、价值观，以及内在精神世界的完善提升到整个社会或体育领域的统一要求和存在。当代体育人文精神彰显着体育精神，它所倡导的是立足自身发展的现实语境，积极吸取多元文化精神的精华。把完善和升华体育主体的精神世界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它与其他人文精神、人文思想学派、人文学科等紧密关联，共同推动着“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再次，体育主体的类存在(类意识)构成了体育人文精神的主体内容。体育人文精神以个体为出发点，并通过整个实践主体的思想和行为体现出来，它不仅是以个体形式体现整体性，而且是在哲学层面上体现出“实践主体的类意识”。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这种意识是体育具有独立“人文内涵”的标志，是体育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二是这种精神虽然是体育参与主体意识的产物，但不是纯粹的、自然化的产物，它是经过社会熏陶和融合了的意识，是立足于体育文化生存的现实语境，指向“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意识。三是其中所贯穿各种哲学思想的体育精神是鲜活的，是抵制和杜绝体育“异化”和“过度物化”的基础，其外化形式构成体育文化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采取怎样的态度选择自身存在和表现的具体形式。四是这种精神并不持久冻结在某种特定的形态、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中，它总是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保持强健的生命力，虽非“大道运行”，但却广泛地彰显于体育文化结构的方方面面。

这里所说的“类意识”并非费尔巴哈认为的人本质的“类”存在，即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也并非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中抽象演绎的“世界精神”，即认为世界精神是宇宙整体的本质，是决定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人只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而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类活动”中理解的“类本性”，即“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时间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本质的外化”和“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而追求“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人类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观，马克思将“物本位”的立足点提升为“人本位”，并将其作为一个集合体来研究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探讨人类的发展问题，从这一点看，也超越了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本主义思想，尤其是人本主义异化观。随着马克思人的“类本质”观提出，以及现代性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类意识的内涵越来越具体化，“类哲学”应运而生。“类哲学的提出，给人的运思指向上体悟到必须超越对象意识的限定，而不能停留在对‘物’的阐释上。总之，应当从哲学中揭示人的理解逻辑、类的本性逻辑，以及时代精神的逻辑。这个哲学的新维度就是要求严格区分人与‘物’的性质，并在此前提下把握人的类规定。”

从体育文化发展历史看，在体育产生的原始时期，它隐身于母体的文化精神之中，为获得一些独立的生存空间而努力挣扎，此时的体育文化如同还未出生的婴儿，虽有肌体，但却缺乏精神、思想，严格的说它还没有真正获得文化的身份。在农业文明时期，体育的精神内涵有了雏形，但又被无情地被带上了宗教精神的“神圣面具”，也被“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牢牢地桎梏在牢笼之中。而在工业文明时期，它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科学精神成为其长足发展的新鲜动力，在这个时期，体育真正获得了文化身份，也具备了一定的“人文精神”品质，但受生存背景的影响，它又被过度的“物性精神”所辖制。直到人类文明正在跨入知识经济、生态文明的今天，体育文化才鲜明地体现出人类对体育本质的自觉意识，体现出“运动主体”内在尺度的明晰化，体现出突破以往狭隘利益中心主义的积极价值取向，体育文化也开始朝着关注人本身、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这是体育人文精神成为一种独立文化精神的先决条件。

体育人文精神深刻反映体育文化的特质，因此，在不同的体育文化形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以征服自然、超越自我(更高、更快、更强)为重心的西方体育文化体系中，其人文精神比较刚性，更多地是体现为运动主体对体育由参与、认知到征服的态度变迁及运动主体自身向主人意识、主体意识的生成，其虽对提升人的生命价值有很强的哲学意义，但若生命不再受理性法则的指导，与本体论的存在脱钩的时候，这种生命就会变成非理性的生命，就会充斥占有、征服、吞并等诸多欲望。在以“和谐”、“整体”、“民俗性”为重心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系中，其人文精神氛围比较注重整体性和和谐性，突出地表现了人与天(自然)、人

与人、运动主体自身内在关系和谐、统一，她追求的是理想人格的实现，体现出明显的现世和现实(出世与入世)精神。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代以来母体文化受印度佛教哲学及西方近现代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的冲击(以及体育在中国的边缘化地位)，使中国的文化(包含体育文化)逐渐成为精神上的无依托者。在深刻积奠了佛教文化精髓的印度体育文化体系中，其人文精神更多地体现出为追逐理想的彼岸、寻求自身精神的归宿而做出不懈努力，有遵守道德规范，外净化为端正的行为习惯，内净化为根绝人性恶习的现实意义。而在受宗教文化影响至深形成的体育文化体系中，其人文精神则更多地体现在强劲的精神凝聚力上，表现出对神灵和自然的敬畏及执着的情性。这些在不同母体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体育文化，各自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人文精神内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人类对体育的“类意识”。尤其是体育正在突破国家、民族的藩篱跨入“世界体育”的关头，在竞技体育政治一体化、科技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态势之中，在各种体育文化在本土文明的交流和冲突空前广泛剧烈的背景下，在体育领域出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危机的源头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人类应该从根本上构建出趋向体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取向的现代体育人文精神。

最后，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是体育人文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文化的发展实质上反映出文化主体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体育人文精神的根本目的在于体育主体能够实现自由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体育、主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体育文化“经济理性”内涵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其人文内涵已经相当弱化。这一趋势带来了诸多消极结果，如体育主体地位日渐弱化，主体性被过度物化，体育发展秩序的失衡和失范等等。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目的，各类体育主体为了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无限制的投入到索取的进程中。在这一趋势下，体育文化迅速膨胀，利益空间急速拓展，多元联结和整合成为当代体育的“伟大”能力。而体育主体在各类利益的联结和追求中被“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到当代体育的工具链条中，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存在物”。尤其是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运动员(大多数)边缘化、大规模的、兴奋剂使用等等都在快速地消解着参与者的主体地位。因此，体育人文精神正是基于此种状况，将参与者作为一类社会本体纳入至Ⅱ体育――主体――社会的多元联系中，关注其内在的精神世界，教化其外显的体育行为，最终实现当代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体育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它以体育精神为根基，将参与者作为一类社会本体存在，关注体育主体精神世界的自由发展，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实现体育一主体―社会的和谐发展。体育主体作为一类社会主体，其“类意识”构成了体育人文精神的主体内涵：其一，一部分“边缘主体”不断地形成犬齿交错的各类意识，并不断地进行碰撞和融合。这类意识虽不能直接左右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却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间接地影响体育文化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二，直接参与体育文化的各类主体形成共同的“类本质”，它体现出各种参与主体共同表达和指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内核、生命力。从作用机制上看，它好比人类有机体内部的神经系统，人体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有其神经末梢，只不过有些行为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而从“类本性”上看，则突出地表现为运动主体在体育实践的过程中对自身需求、权益、价值、尊严、命运、理想等的关注、思考和追求，是运动主体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

4　结束语

体育人文精神作为人类在体育文化这一特定领域中所形成的“类意识”具有十分复杂的内涵。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当代体育人文精神代表的是体育主体在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谱写的最强音符。在体育――人――社会的多维关系中，体育人文精神立足和突出体育主体的道德和精神完善，从而不断克服其不良体育行为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与时俱进”是体育人文精神存在和弘扬的一个普遍定律，它将竞争、公平、公正、团队、教育等体育精神内涵融合到自身的文化发展机制中，从而与其体现出的经济、政治、科技等现实价值体系保持着必要的张力。从现实的角度看，当代中国体育人文精神是现代体育在中国实践发展的产物，是当代中国人特定文化意识的产物，是中国整体体育发展走向的理论指导。它以人性发展程度为主线，以不同层次的价值实现为结构，从而在平衡、和谐、统一的向度上确立当代中国体育人文精神的意义序列。这一序化的前提是交流和理解，方向是在竞争中择优去粕，标准是在现代体育文明现实生存和理想建构之间实现的微妙平衡，它是不断推进体育人文精神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