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利益以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摘要：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大量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保险利益的相关规定不能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保险利益不仅决定着保险合同的效力，更是决定保险标的、保险价值、损害发生、复保险、超额保险、保险合同利益转移等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保险利益在保险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性保险利益提出之前，各种学说实际上认为保险利益是通过保险标的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法律上的权利，也即法律上保险利益。法律上保险利益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缺陷，在理论上也不符合保险制度的本质。为了弥补其缺陷，采用经济性保险利益非常必要。

关键词：保险利益；《保险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6－0096－07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各种物权、债权关系高度流转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迈进，作为商事法所调整的各种保险关系越发重要，保险利益的来源和认定问题也更加复杂，有必要认真审视和讨论理论和立法中的诸多问题，不断地规范和完善与保险利益有关的法律规定，以适应保险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已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起步晚，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大量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保险利益的相关规定不能适应保险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保险利益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利益的适用范围不应局限于财产保险

1、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有适用的必要

有学者认为，禁止不当得利，限制赔偿数额本为保险利益在财产保险中的功能，依人身保险的特点并不能发挥此功能(个别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除外)，但依此作为否定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适用的依据之一不具说服力。就避免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功能而言，江朝国先生认为无适用的余地，但也并不否认其具有该功能，不过认为只要有被保险人的同意就足够了。学者张秀全认为，保险利益在人寿保险中难以发挥作用，且会制约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并认为应以同意原则取而代之。笔者认为，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是否有适用的必要应从其能否发挥避免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功能出发，而功能是否能得以发挥又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金请求权归属于何人有关；又因为任何人都对自己具有人身保险利益，所以只需考察投保人以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的场合即可。若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自然应对投保人作出应具有某种保险利益的要求，以避免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若保险金请求权属于被保险人，投保人无与道德危险的动力，则避免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功能也无从发挥，此时法律若要求被保险人的同意，其价值更多的是体现了法律对被保险人的尊重，而不是因其具备道德危险的事先防范功能。在现行的保险金请求权属于被保险人的制度下来考虑，生命太可贵了，人身保险须特别防范和道德危险，因此由法律对投保人强加上应具有保险利益的要求也并不过分，至于可能影响缔约方而制约人寿保险事业发展的问题则可通过对人身保险利益规定的完善而得以避免。可见，保险利益在人身保险中有适用的必要。

2、人身保险利益也是一种经济性利益

人身保险利益应否为一种经济性利益，立法与学说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用金钱价值予以衡量，且中国传统价值取向为重义轻利，故仅将保险利益限定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者信赖关系。”同时也有些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并非可以金钱估计，因为人身保险的目的并不在于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从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6条关于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可以得知，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也为经济上的利益。英美法中，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仍以是否有金钱利益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标准。综观肯定说的各种观点，人身保险利益并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而是隐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性利益关系，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合理的期待利益，对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将蒙受损失或负有责任。

笔者认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也是一种经济性利益，理由如下：

首先，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具有抽象性的特征，仅表明其难以通过某种定量的方式予以精确的计算，其存在的经济价值属性不会因此而改变，只是不能像普通财产保险那样予以计量。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人身保险的专利，对于一些特定情形的财产保险而言，也存在同样情况。比如2003年故宫国宝文物书画前往上海展览时就因国宝文物价值连城，价值难以确定而无法投保，但并不能因此说国宝文物书画没有经济价值。

其次，保险本身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经济制度的安排。任何保险不可能不带有经济的特性，而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好处。人身保险整个制度的安排，就是要在被保险人的生命或健康遭受不幸之后，为因此而遭受损害的人提供相应补救。依据伦理观念，在具有特定关系如父母、子女、夫妻关系的人之间，所谓的保险利益就是对这种特定关系的存在必然导致的一种抽象的经济性利益存在的推定。关系越亲密，抽象利益的存在越能肯定。这就类似于被保险人对自己生命的保险利益无须证明。最亲密人的生命或身体的损害必然带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经济性利益的损害。对于投保人与人身被保险人存在合伙、雇用、债权债务关系的人而言，这种安排也很妥当。对于其他虽然没有现存直接经济性利益关系，但是经过人身被保险人同意的任何被保险人而言，其同意就可以认为是对这种抽象利益存在的证明。也就是说，作为保险利益中的相对方，人身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若发生保险事故是否会对该特定主体造成抽象性损害，可以由人身被保险人自行决定。

再次，从人身保险的本质来看，人身保险利益也应为一种经济性利益。探究原本的人身保险，其本质正是在于对自身生病或意外伤害的医疗、残疾乃至死亡以及对他人寿命和身体损害而间接的利益损失的补偿。和民法上规定的人身损害补偿和精神损害补偿一样，人身保险的这种补偿，与保险费的经济形式相对应，可以且只能以经济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能以劝慰、致歉等非经济的形式来体现。因此，人身保险也是一种补偿性的合同行为，其保险利益也是一种经济性利益，其保险金的赔偿是与损害以及分担保险费相适应并由合同约定的经济性利益。至于人身保险随着保险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保险与储蓄的结合、保险与投资的结合，使保险合同所具有的给付或返还性质，是人身保险发展的变异或派生，它掩盖不了人身保险也具有补偿性质的本质。

3、人身保险利益应采取经济性利益与同意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人身保险中，在保金请求权归属于投保人的前提下，基于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的公共政策需要，必然要求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以图达到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的功能。但保险利益主义在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上并不完美。在人身保险中，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始终是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以具有当然的保险利益可以互相投保死亡险的夫妻为例，道德危险的避免是基于夫妻间存在这一特定关系的法律的美好推定，但事实上仍可能有道德危险的发生，可见单纯的保险利益主义不无问题。为此，美国保险法中也有一些例外的规则即直接通过欲以保险利益来实现的立法追求来判断合同的效力，如投保人即使以自己的身体或生命投保并指定受益人，也可能由于存在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投保最初由受益人提议，受益人支付保费即受益人与投保人无任何的情感或经济上的联系等事实可以构成的证据。同可能正是由于在人身保险中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所持的慎重态度和对被保险人的个人意志的尊重，美国有些州如纽约与弗吉尼亚在保险利益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引入了被保险人同意原则。另外，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也兼采保险利益主义与同意原则。

单纯的同意原则同样不能满足避免与防止道德危险的需要。第一，人身保险中的道德危险的发生不限于死亡险，健康或伤害险完全也有道德危险发生的可能。第二，有台湾学者对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6条提出质疑，如江朝国先生认为，台湾地区同意原则的若干规定足以避免道德危险，被保险人同意后如何处置保险赔偿金的归属属于“个人自由决定”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保险赔偿金已由法律规定属于被保险人的情况下，同意原则的有关规定更多体现的是对被保险人的尊重，而防范道德危险与避免的功能反倒是其次了。即使法律允许约定投保人具有保险赔偿金请求权，从防范道德危险与避免的角度来看，同意原则也不无问题。从效果上来讲，仅通过被保险人本人的判断是否可以达到防止及道德危险的目的，是大有疑问的，如可能有一个与被保险人不相干的人以重金换取被保险人的同意且约定自己为保险金请求权人或者直接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以自己为受益人；更关键的一点是，防止及道德风险是社会公共秩序的要求，如果完全依赖被保险人的个人决定是明显不妥当的。

笔者认为，单纯的同意主义原则，不仅不能充分体现保险的保障性和补偿性作用，而且也不能有效地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如果仅仅要求被保险人的同意，而不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投保人可能为获取利益，以被保险人的生命健康进行。而且，同意主义原则必须以被保险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在适用上难以一概而论。利益关系的要求能充分体现保险的宗旨，被保险人的同意能较好地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基于最大限度地避免、防范道德危险和体现法律对被保险人的尊重，笔者主张人身保险利益应采取利益主义与同意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二、法律上保险利益不符合保险制度的本质

在经济性保险利益提出之前，各种学说实际上认为保险利益是通过保险标的而表现出来的各种法律上的权利，也即法律上保险利益。例如，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就持法律上保险利益观点，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的、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㈣根据法律上保险利益原则，在许多情形下，虽然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而灭失损坏并导致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受损，被保险人却无权获得赔偿，因为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例如，由于债权是对人权，其权利直接指向债务人而非债务人财产。因而，在一般债权债务关系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就不具有保险利益，即使该财产是债务人的惟一财产，其损毁将必然导致债务人无力清偿，而使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当然，如果债权人在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设定了担保物权，则对该特定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因为该债权人具有了直接指向该特定财产的担保物权。

同理，股东与公司的人格互相独立，股东对公司财产不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因而对公司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即使其是公司的惟一股东，公司财产损毁必然导致该惟一股东的损失。在著名的英国木材案中，一家木材公司的惟一财产就是作为其债权人的原告向其投资的木材，原告因而成为该公司的惟一股东。英国上议院判决，以个人名义投保了木材火灾险的原告，无论是作为债权人还是作为股东，对公司财产都没有“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利益，因为其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担保的债权人。作为股东，其对公司的财产也没有什么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利益。如果公司继续经营，其仅按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对公司的盈利具有利益；如果公司倒闭，其仅按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对剩余财产的分配具有利益。实质上，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Macaura公司是否对该批木材具有保险利益。按照传统保险法的原则，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没有保险利益，除非该财产之上存在抵押权或留置权，本案的被保险人Macaura公司没有以Lucena公司的名义投保，因而是不能得到赔偿的。然而，近年来英美法系国家已摒弃法律上保险利益而代之以经济性保险利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金钱上的利益或优势即可。按照这一原则，本案的被保险人Macaura公司对于木材具有经济性利益，理应得到赔偿。

还有，在我国，对外贸易经营者必须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为了解决没有进出口经营权生产企业的进出口权限问题，我国长期实行外贸制度。没有进出口权的单位可委托有进出口权的单位代办进出口业务。但在实践中，常常有一些单位先对外签订进口贸易合同，等货物即将到达国内时，才申请进口许可证或委托有进口权的单位代办进口手续。问题是，有时进口的货物在运输途中就已灭失，进口单位为节约成本，已没有必要再申请进口许可证或委托外贸，但当其凭货物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时，却被判因其不具有相关商品的进口权，对非法进口的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所签保险合同无效，无权获得保险赔偿。在“潮安公司诉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一案中，二审法院即判定原告既非核定经营钢材的公司，又未申领钢材的进口许可证，因而不具有钢材的进口权，其对非法进口的钢材无保险利益，所签保险合同无效。尽管其根据贸易合同的约定需承担货物的风险，但其不具有保险利益。

除此之外，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产生此结果，如运输人，其可能与委托人约定只有在货物安全到达的情况下才有权收取费。但由于关系是一种对人关系，人对货物本身不具有任何实体法上的权利，也不具有任何所谓“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其仅对货物的安全到达或费本身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因而运输人对货物本身不具有保险利益，其以自己名义为自己利益以该货物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合同无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此类例子不

胜枚举。

法律上保险利益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缺陷，在理论上也不符合保险制度的本质。

第一，法律上保险利益将保险利益限于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较为狭隘。该原则下，保险利益实际上是通过保险标的表现的被保险人的所有权、他物权、请求权等。所有这些权利均出于实体法的规定，保险制度无非是法律上损害赔偿制度的替代品而已。但是，保险的基本目的在于尽量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事实上，正是通过填补风险所造成的意外损失这一经济手段来实现上述目的的。保险利益，是对这一经济手段的完善，而不是限制，其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保险这一制度来获取任何财产上的不当利益。因此，重要的不仅在于利益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而且更在于它确实能够弥补某些人在经济上所受到的损失。只要被保险人对这一关系的存在具有经济性利益，即可借保险制度分散危险于保险制度圈内的其他投保人。由此观之，法律上保险利益的缺陷不言而喻。

第二，保险利益体现的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衔接对象，并非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或其所具有的某种法律上的地位，而是以保险法的真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事实上对保险标的具有的经济性利益。保险利益，不过是以其决定保险契约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标准而已，也只有在此范围内才具有意义。换言之，保险利益不以其他法律概念为基础，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经济性概念，基于其经济性本质，即使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只要有事实上的经济性利益关系存在，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投保人均能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以分散其危险。

因此，笔者认为，法律上保险利益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为了弥补其缺陷，采用经济性保险利益非常必要。

三、我国保险利益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为社会公共利益所提倡，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规定，主要集中在《保险法》第12条中。但是，与西方国家发达的保险利益制度相比，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相关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面对予以及时解决。

(一)我国保险利益的立法缺陷

1、保险利益主体上的缺陷

笔者认为，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界定是讨论保险利益主体的基础。有关保险利益的主体即保险利益须存在于何人这一问题牵涉到保险合同当事人，而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含义在英美与大陆两大法系中存在较大差异。保险利益的主体与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认识有关。各国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认识不同，实质上导致了不同法律环境下合同权利义务承担者的不同，如果不对其加以明确，讨论保险利益的归属是无意义的。这里，笔者结合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认为投保人是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也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而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主体的规定明显存在不足之处。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2条“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在我国，拥有保险利益的人仅限于投保人。可以说，这严守了传统的理论观点，是不符合当今世界保险业发展趋势的。笔者认为，法律规定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仅在财产保险领域就存在以下弊端：首先，规定投保人须具有保险利益，将使无因管理制度无法适用于保险领域，贬抑人类互助。如甲对乙的财产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以乙的财产投保，且与保险人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金给付于乙，便不能成立，这将使无因管理制度在保险领域的适用大受挫折，人类互助之精神大受贬抑。其次，无法解释和适用某些国际惯例，阻碍交易的便捷和安全。如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的国际惯例CIF(到岸价格)中，货物保险费由卖方支付，但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时所有权及风险均转移给了买方，即买方获得保险利益，卖方丧失保险利益。若依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此规则便不能适用。而国际贸易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方便交易的便捷和安全。若规定投保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势必阻碍交易的便捷和安全。那么作为保险合同重心的被保险人是否应具有呢?没有提及。若其可无，则其损害与保障何言之有?再推而论之，财产保险合同转让时，投保人已置之度外，其保险利益已丧失，此等转让岂非无效?反观他国法律及论著，每论及保险利益时，均谓被保险人须有之，对于投保人须有保险利益则罕有提及。

因此，对保险利益主体应分别考虑，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应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利益的主体应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2、保险利益客体上的缺陷

从客体的角度来看，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的客体，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的客体。在保险合同中，保险并不是保证保险标的不发生危险，而是保证在保险范围内对保险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例如，某人就自己所有的房屋与保险人订立了火灾保险合同，火灾保险合同并不是保障该房屋不发生火灾而是保障当火灾发生时，保险人对该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给予损害赔偿。该房屋即为保险标的，是火灾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载体，它是保险主体权利和义务所涉及的对象。保险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需要具体的标的来体现，这就是保险标的。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对此存在着两个概念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 “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这其中的有关利益即是保险利益的一种。再如《保险法》第49条将责任保险定义为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其中的“赔偿责任”应是合同标的――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标的。我国现行《保险法》混淆了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的概念。所谓保险利益的客体，即保险利益的主体对什么具有保险利益，也就是保险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涉及的对象，即保险标的。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的客体，它是保险事故发生的本体，在财产保险中表现为具体的财产，在人身保险中具体表现为被保险人的寿命和身体。

3、保险利益定义在内容上的缺陷

保险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性利益。由于法律上保险利益制约了保险目的的实现，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故其最终被经济性保险利益所替代。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性保险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性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也就是

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为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毁损、灭失等经济性损害。此种观点可以说是点明了经济性保险利益的实质。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只要某人与保险标的存在某种事实上的联系，使得其将会因保险标的的保全而获得金钱上的利益，或者因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使保险标的遭受损害而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就可订立保险合同以分散风险。同时，由于保险保障是通过货币形式的经济补偿或给付来实现其职能的，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不能用货币来反映，则保险人的承保和补偿就难以进行。因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在数量上应该可以用货币来计量，无法定量的利益不能成为保险利益。

何谓“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在普通法中， “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在多数场合与法律利益含义相通，皆指法律上能够受保护和强制执行的财产上权利或合同上权利。在我国，因为承认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或状态，故这一术语至少可以理解为：(1)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利益即法定利益；(2)或者，法律上明文认许的利益。而这些都是古老的保险法才能接受的保险利益观。当今社会，保险业已经成为一个强大产业，新的保险类型层出不穷，法律永远也无法及时承认社会生活的新需要。比如，保管人对其代保管财产并不具有所有权，但是保管人有责任维护代保管财产的安全，因而保管人就会产生将代保管财产投保的需要。代管财产一旦受损，保管人由于负有保管义务而产生经济上的赔偿责任，因此，不能说因为法律没有承认保管人对其代管财产具有经济性利益关系，就不能投保。其实，大陆法系惯用术语应是“合法”或“适法”利益，即所谓“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利益。因此，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内容的规定已经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保险利益应为一种可以确定的合法经济利益。

4、保险利益存在时间上的缺陷

从我国《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不论财产保险或者人身保险，投保人在投保时都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规定得过于死板。在国外，保险实务及保险立法已对保险利益存在的时间要求形成了一项基本原则，即财产保险中投保人投保时可以无保险利益，但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否则，无权索赔。这一规定目前已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并成为财产保险的惯例，我国也应予以借鉴。另外，对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只需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即可，而保险事故发生时有无保险利益，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保险人的给付义务。鉴于此，根据前文中对保险利益存在时间的有关分析，可知此规定有明显不合理之处，应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而对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进行修订。建议应修改为：财产保险中，在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财产保险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二)完善我国有关保险利益的立法规定的建议

由于保险本身就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保险有关的规则也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对于保险利益在我国的立法规定中不完善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借鉴国外保险立法的相关内容，也可以根据我国保险实践的经验，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逐渐趋于完善，使《保险法》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保险根本法。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迈进，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加快中国保险市场开放步伐，并且加快市场法制化建设进程。㈣笔者认为，要想把保险利益的含义表述清楚，不仅要一个总括性的定义来统领，而且要区分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保险利益应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和存在时间四个要素，同时立法上应该引入对保险利益进行认定的反向规则，使保险利益朝着更加开放、自由、灵活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对保险利益进行明确表述，从而有利于实践中对保险利益的认定和把握，并适应保险业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建议对《保险法》第12条修改如下：

1、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2、财产保险中，在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标的受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财产保险合同无效；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3、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确定的合法经济利益。

4、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具体财产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5、财产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具体财产所具有的确定的合法经济利益；人身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所具有经被保险人同意的确定的合法经济利益。

6、非、无道德风险即为有保险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