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船王”祖孙三代的“世纪诉讼”

1988年12月30日，原告陈震、陈春等为与被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现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讼，追索“顺丰”轮、“新太平”轮船舶租金及经济损失。

2003年11月25日，该案在上海海事法院开始了它的第五次庭审。这场中国第一代船王祖孙三代的世纪诉讼，是对日民间索赔时间最长、金额最大的官司。

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全面履行判决

上海海事法院解除日方船舶扣押

新华社上海4月24日电 2014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民事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对停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舟山市嵊泗马迹山港的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所有的“BAOSTEEL EMOTION”轮实施了扣押，并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限期履行通知书》。

被执行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于2014年4月2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的要求，全面履行了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包括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营运损失及孳息、船舶损失及孳息，共计2916477260.80日元；支付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22575.41元、申请执行费人民币298356元，共计人民币2420931.41元；同时就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其他费用提供了充分可靠并可供执行的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已全面履行了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于2014年4月24日上午8时30分下达裁定，解除对“BAOSTEEL EMOTION”轮的扣押，同时《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船王第一代：

北伐战争立下汗马功劳

189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陈顺通，14岁闯荡上海滩，由见习水手成长为一名技艺娴熟的船长。因拯救被军阀追捕的元老张静江，陈被张举荐为国民航运公司经理，为北伐军暗中运送军火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胜利后，陈顺通在上海均泰钱庄优惠信贷支持下买入“太平”号货轮。1930年9月1日，陈顺通的中威轮船公司成立。此为中国第一家独资海运公司。4年内，陈又先后从英、澳购进“新太平”“顺丰”“源长”三轮，其中的“顺丰”号时为中国最大的货轮。中威公司船只总吨位2万吨，陈为中国第一船王。后来的香港船王、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当时曾是陈的助手。

1936年10月14日，应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大同”在上海签订定期租船合同，将6725吨的“顺丰”与5025吨的“新太平”租给“大同”使用。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起，租期为12个月。合同11月1日生效。为预防风险，中威公司分别将两轮向日本“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1937年“8・13”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响应国民政府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举进攻的要求，陈顺通将中威公司剩余的两轮“太平”号和“源长”号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

而日本“大同”租船期满，“顺丰”与“新太平”两轮却下落不明，中威公司海运业务全面停止。1939年春，陈顺通赴日找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对方告以两轮均被日本军方“依法捕获”，而且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濒临倒闭。

陈顺通东京之行一无所获，而他在上海为维修船只的中威机器厂亦被日本占据。一代船王回到上海大病一场。

1940年4月9日，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正式发函给陈顺通，介绍两轮无法返还的缘由：两轮被日本政府于1938年8月22日“依法捕获”，所有权被宣布归日本国递信省（交通部），又通过定期租船合同将两轮转租给“大同”，现由“大同”使用两轮并向日本递信省支付船租。

但陈顺通不知道，事实上在这封信之前的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号就已在“大同”的营运中在北海道触礁沉没。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亦早将此船的保险金领取。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顺通凭此信请求国民政府赴日代表团索取被“捕获”的两轮，并向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发信求援。这时他才得知战争中两轮均已沉没（“顺丰”号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触雷沉没）。

陈顺通一病不起，于1949年11月14日病逝。但日本在1947年5月3日颁布的新宪法中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给陈顺通留下了索赔的希望，他立下遗嘱，要求儿子陈恰群全权处理两轮的索赔事宜。

船王第二代：

日本诉讼十年劳而无功

1958年，陈恰群自上海迁居香港。陈抵港第一件事就是与日本“大同”联系。他注册的中威轮船就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打赢官司。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变动和船只为日本政府夺去、应由日本政府负责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陈恰群1961年奔赴日本，开始了漫长的索赔之旅。他根据大同海运株式会社1940年的信向日本政府索赔，不断在日本外务省、大藏省、递信省之间奔波。日本政府经1961-1964年的漫长调查后做出答复：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一事查无实据，不予认可。

陈恰群聘请曾韩国向日索赔获胜的日本著名律师绪方浩做律师，绪方浩建议与日本政府打官司，陈遂委托绪方浩日本政府。

1964-1967年，日本东京简易裁判所受理中威公司与日本政府的民事调停。26次调停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政府答辩：此两轮是否为日本“捕获”情况不明，拒绝做出赔偿。

1970年4月25日，陈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日本政府，“陈恰群诉日本国”成为1970年代日本轰动一时的报道。不过，此案开庭所需的巨额费用让当年的船王之子陷入窘境，幸得有“日本良心”之称的绪方浩的资助使得诉讼能够进行。

这是一场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拉锯战。仅因陈恰群在回答“中国人是个笼统概念，到底是哪里？大陆、台湾还是香港的中国人”时，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香港”，法庭为确认这一身份就耗时5个月。此事还得到总理亲自关照，迅速出具了身份证明。

经过数十次庭审，1974年10月25日，陈恰群最终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判决：“时效消灭”。这个结果又让陈恰群大病一场。

10年日本诉讼被画上句号：律师要求在东京高等法院继续上诉，已拿不出钱继续上诉的陈恰群被视为撤诉。

船王第三代：

历经波折打赢官司

陈恰群日本索赔失败后彻底绝望了。但1987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民法通则》为陈氏带来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因《民法通则》的时效性，最高法院规定“凡是在《民法通则》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通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讼都有效”。此举意味着，中威船案可在中国本土受理。

但陈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风半身不遂，将中威船只索赔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陈震、陈春兄弟手上，陈氏兄弟通过北京中国法律中心为诉讼，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讼。

这次在中国本土打官司，陈氏家族组织的律师团人数创造了中国民事案的纪录。囊括了大陆、香港、美国、台湾法学界名流的律师团和顾问团成员，总数多达56人。

而该案此时的被告则由日本政府变成了日本企业并且被告对象一变再变。当年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20世纪60年代并入日本海运，日本海运又在80年代并入日本NAVIXLINE（日本奈维克斯海运株式会社），1999年4月它又被并入日本第二大海运公司商船三井船舶株式会社。

律师团仔细研究后还发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当年对“船王”陈顺通称两轮被日本政府“捕获”无任何证据，是欺诈行为，应负全部赔偿责任。

此案于1991年8月15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到2003年11月26日，一共5次开庭。但陈恰群没看到最终的结果，于1992年4月去世。庭审时，原告律师团名单上15的成员被画上了黑框，而被告方律师亦是前赴后继。陈春说：“官司打了我们祖孙三代人。当年56人的律师和顾问团里，今天已有15不在人世，想起来真是一场悲壮的索赔。”

关于巨额赔偿金，陈春解释说：“我们提出这么多的（赔偿）数字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请了专门做海运海事的上海大样行资产评估，我们在1995年的第四庭上派代表到法庭，出具了被告应对原告的赔偿费用，测算到1995年11月30日，应赔偿312.7亿日元，根据当天外汇市场的牌价，折算合3.12亿美元。现在又经过了8年，如果算上这段时间，我想赔偿额度该有5亿多美元。”

中威最后的出庭律师叶鸣补充说：“这个赔偿金额中并未包含因被告的欺诈（称两轮被日本政府“依法捕获”），造成陈氏两代人与日本政府交涉带来的巨大的心力和精神损失。”

在1996年5月20-28日的第四次庭审时，被告当庭承认对中威的损失负有道义的责任，愿意做出补贴。尽管双方在赔偿金额的主张上存在很大差距，但被告的和解意图意味着该案前景开始明朗起来。

但就在此时，陈氏家族内部突然出现了危机――陈震、陈春的叔父陈乾康诉船王陈顺通给陈恰群的遗嘱为伪造。上海一中院在受理纠纷后，于1996年9月16日做出判决：50多年前船王陈顺通的遗嘱无效。

该判决从根本上动摇了上海海事法院正在审理的世纪诉讼。陈春说：“（这一判决）震惊了顾问团，全体上诉上海高院，并向最高院反映上海一中院枉法判决。”

上海高院受理了这一纠纷。1998年6月10日高院重新开庭审理，最后做出撤销一中院判决的裁定。这个轰动性的意外插曲使索赔案被延迟了整整两年。陈春说：“这是被告挑起中威家属内部矛盾。”“本来1996年、1997年就该判定，因对方不择手段干扰这个案子，所以拖到了现在。”

该案的最终结果没有让陈氏家族失望，“中国船王”陈顺通、陈恰群父子可以瞑目了！ 据人民网

（摘自《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