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突破与创新

摘 要： 司马迁在选取人物代表时十分讲究，既着眼于对历史的贡献，又怀着悲悯着眼于历史中各类型的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西汉，司马迁在主观上淡化礼的成分，用自己独特的义利观抒写了《史记》。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人物 创新

一、司马迁笔下的人物

《汉书・司马迁传》在谈及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P2735体现了司马迁独到的眼光和胸襟。《史记》所记人物众多，并非只有王侯将相，还有下层地位卑微之徒，只要是有不平凡事迹或重要贡献的人都会出现在司马迁的笔下。

1.不以身份高低，着眼于对历史的贡献。

司马迁选取人物典型时不以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对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贡献。摩罗先生说：“司马迁对一切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的人，对一切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而命运多舛的人都充满了悲悯之情，因此为他们立传，为他们鸣不平，替他们抒愤懑。”[2]P256《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里对那些没作出什么贡献的人评论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屏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他明确指出“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的人，即使是丞相，也不给立传。但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民众，也会在传记中给予一席之地。

2.不随世俗，着眼于忍辱负重的气节。

在古代，个人名节大于生死。一般情况下，一个士大夫若遭受了“宫刑”，都会选择用死保全自己的名节。但司马迁不随世俗，高度赞扬忍辱负重的死节之士。《报任安书》：“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受到“最下腐刑极矣”，为了完成一家学说，他宁愿接受宫刑，因为在他看来“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气节在司马迁眼里都是壮举。

3.不以好恶，着眼于求实的精神。

司马迁在定位人物时，不以个人情感好恶，而是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评论。如在《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描写了吕后的自私、凶残、倒行逆施等变态行为，同时肯定了她的政治才干和治理天下的魄力。再如项羽在政治上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十分公允，《项羽本纪》：“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用巧妙的互相法把项羽的各个方面都展示在我们面前，但他不以好恶，还是赞扬了项羽对时代的贡献。

4.同情弱者，着眼于无奈的悲悯。

“司马迁处处嘲讽、鞭挞那些心灵卑琐、行为恶劣的小人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但可贵的是，他对这些人同样也充满了悲悯，写出了他们无奈、寂寞而凄凉的心境，虽然这是由他们亲手制造的”[2]P256。在《吕太后本纪》里司马迁肯定了吕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的能力，但也揭露了吕后无情、惨无人道的一面，“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x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如此一来，纵使戚夫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司马迁依然给予了悲悯。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3]P112其实无论最后是吕后还是戚夫人赢，输的那方下场都一样，甚或更惨，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不容分享，只有输赢，看客司马迁早已站在如此高度，并流露出了他无奈的悲悯情怀。

二、在主观上的突破创新

1.淡化礼的成分。

《左传》集中体现的是儒家思想，“礼也”、“非礼也”随处可见，而《史记》在主观上淡化了礼的成分，有独特的思想立场。司马迁身处的西汉时期，虽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但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先秦时期的纯粹儒家思想，这时以“天人感应”说解释《春秋》，把《春秋》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P1918，是为适应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充满唯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博学的司马迁深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不排斥西汉时期的儒学思想，他接受各种思想的长处，对历史与现实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正如杨树增所言：“不能把司马迁的思想简单划入儒家或道家或某家某派的模式之中，司马迁的思想便是他本人自成体系的思想，他是继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之一，是从孔子到汉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4]P96

沈玉成、刘宁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说：“贯穿整部《左传》中的思想是重礼和重民。”[5]P84“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在《左传》中，“礼”的作用得到很大发挥，即使是两军交战，重礼懂礼的“君子”们对尊卑之礼仍然执行。司《礼书》在《史记》中居于“八书”的第一位，可见司马迁对“礼”的重视，他认为“礼”可以使人钳制恶性而从善，使人各安其位，正如《史记・礼书》：“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对“礼”狂热地膜拜，而是淡化了礼的成分。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被追至乌江，走投无路时，并没有提及君子间的尊卑之礼及作战之礼，所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拼搏，淡化了礼的成分。

2.独特的义利观。

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各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治理国家、挽救危亡，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者，做七十列传。”可见，“义”是司马迁所看重的，如“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己述作之旨，而由、光之伦，已非经义所说，则疑无其人，未如伯夷经圣人表章，事实确然，此传之所以作也。《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即其义也。”[6]P3230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又写道：“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他并没有盲目地极力宣扬“义”，而是对所谓的天道提出了怀疑，这就大大丰富了义的内涵。司马迁还肯定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在《货殖列传》中指出：“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可见，“义”和“利”都是司马迁重视的，他主张义利并重。

3.“太史公曰”模式。

《左传》为了解释《春秋》义理，用“君子曰”的模式表达褒贬，《史记》“太史公曰”模式继承了《左传》“君子曰”的模式，它们都是表达感悟和看法的一种方式，但“太史公曰”更关注个人本身的情感。《左传》用“礼”的法则阐释春秋大义，而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淡化了“礼”的成分，兼顾自己的思想感情，探究“兴败成坏之理”。张大可在《试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说道：“‘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述史理想，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则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7]故《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对历史人物点评时情感流露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摩罗.不灭的火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4]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4.

[5]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6]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7]张大可.试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J].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