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考司马迁的立言观

摘 要：《屈原贾生列传》一文着重记述了屈原、贾谊二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及影响，但据其他史料印证，屈原、贾谊也是治世能人，司马迁剪裁史料时，在一定程度上隐去了他们的政治才能而刻意凸显二人的文学成就。结合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及人生经历可以发现，司马迁在作此列传时融入了个人情感，表达了立言不朽的观点。

关键词：《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立言不朽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A

屈、贾（屈原、贾谊的简称，下文同）合传，可谓绝篇。司马迁将跨越古今的屈、贾二人合传，并融入浓厚的垂涕之情，仅仅因为贾谊作赋凭吊屈原？还是如司马迁自己的解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谈及屈、贾合传的原因，学界主要有如下言论：郭沫若在《关于宋玉》中认为，“不仅是由于他（贾谊）的辞赋私淑屈原”，而且也在于屈、贾都“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谏” ， 姜亮夫认为，“学识才力与遭遇，两人皆有相似之处，而汉代辞赋，实又自贾生开之”，汤炳正则归结为二人在思想体系上的一致，褚斌杰总结为：“在诸作家中，为什么又要把屈、贾合传呢？ 这大约就与他们在遭际上有某些共同性有关了。屈原始得怀王信任，后遭谗被疏，以至自沉；贾谊则始得汉文帝信任，后亦遭谗被贬，自伤早亡；二人都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二人在创作上，屈原是‘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这也同样可以代表贾谊创作两篇赋作的状况。不仅如此，从文体上，贾谊的骚体赋与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也是一脉相承的。”这些言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多注重二者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所论及原因大致趋向二者同为辞赋家，且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政治上的失败给作品带来巨大的悲愤力量等，但都没有谈到作者司马迁的主观情感因素。

一、问题的生发点

先读序是读书的不二法门，更何况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还有目录性质“略”的内容，这个“略”不但举其主旨，还有解释写作目的的功能。尤其是列传中的合传，几乎都有解释性的话语，如：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能忍诟于魏齐，而信威于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而到了屈、贾合传时，司马迁如是说：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中其他的合传都是解释两个人的贡献或相同点，用“俱”“二人”等字眼来表达这一合传的艺术价值，而屈、贾合传的“略”却变成屈原个人作传用的“略”了。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对此二人合传做出应有的解释。

在七十列传中，郭双成认为合传总共有27篇，其中只有三篇合传是古今（汉以前和汉朝）合写，分别是：《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扁鹊仓公列传》，另外两篇古今合传的“略”言是：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其中，扁鹊仓公合传，现在看来是毫无争议，文本主要记述了古代名医的神奇事迹，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虽然也有争议，认为此传为龟策、日者列传中的一篇窜入到这里的（索隐、正义皆作如是言），但这恰好证明，二者合传是十分合理的。

鲁仲连邹阳合传，略言则更倾向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事迹，但仔细考证文本，就会发现，司马迁在论述邹阳时，最着重的还是邹阳狱中上书时不卑不亢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这与鲁连事迹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高度的契合。确实如赞语所言：

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

司马迁在最后明确点明了自己将二人合传的理由：二人志杰相类，一个“不诎於诸侯”，一个“抗直不桡”，二者同为真勇士。

而屈、贾合传，无论略言，亦或赞语，都未曾明确表达二人合传的理由。与其他的合传略言相比，屈、贾合传的略言太过于注重单方面的影响，即略言似乎只是说明为什么要写屈原传，而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将屈、贾合传。进一步考证《屈原贾生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其中浓厚的文学性的倾向，难道屈原、贾生二人真的只是以文章而名垂青史吗？

二、屈、贾合传的文学倾向考证

考察整部《史记》，共出现“屈原”20次。其中，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出现14次，张仪列传1次，武帝本纪1次，楚世家1次，自序3次。出现“屈平”12次，全在列传里。进一步考证，在《屈原贾生列传》以外出现的“屈原”，都是为了与此文相合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屈原在《史记》是一种孤立的记载，并未与《史记》全书有效的连接起来。但是《史记》又强调屈原是一位国家的重臣，内政方面可以“与王图议国事”，外交上“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样一位贯通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臣，在当时政治纷争的时代，怎能仅存在于《屈原贾生列传》一文中，而且更多的是局促于楚国一国。故今人发出了屈原不存在的质疑，（20世纪初是这个问题的产生时代。以廖平为先锋，其率先在《楚辞新解》《楚辞讲义》对屈原的存在产生质疑，认为屈原作品为秦博士所作。后胡适、许笃仁、何天行等人发展了“屈原否定论”，再后主要是朱东润主持“屈原否定论”，日本亦有相关学者坚持这个观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质疑司马迁对于史料的剪裁，作为一个政治重臣，周旋于各国是理所当然的，但司马迁似乎欲将一个并不局限于楚国一国的政治家束缚为“楚辞”文体的光大者。

虽然《屈原贾生列传》完整地记录了屈原的一生，其生命始终的重大活动都包含在内。但是，仔细研究即发现，屈原的文学活动成了《屈原贾生列传》的主体，围绕《离骚》来写，交代《离骚》写作的前因后果及意义。连屈原主持造为宪令，也成了写作《离骚》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屈原因为造为宪令而被诬陷，遭到楚怀王的疏远，在疏远中，才造就了写作《离骚》的悲愤。《史记》如是记载：“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一个“故”字，呈现了写《离骚》的逻辑因果。也就是说这政治历史背景，是为《离骚》服务的。而两段评论《离骚》的位置安排也值得思考，第一段评论是放在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之前，即张仪事楚前，建议追杀张仪前，劝谏怀王不要去会秦昭王前，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大的作用是凸显屈原的先见之明，及先见之明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也凸显了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个题眼的意义，并由此生发展开，揭示屈原作《离骚》的缘由、内容、艺术风格等，这是第一段评论的位置安排。另一段评论，则是安排在楚国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屈原依然被流放：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这是《离骚》一文的精神内核之所在，也是屈原爱国忠君思想的体现。综上，《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部分的行文思路大致清晰：先简介屈原以说明其才力超人，然后以造宪令遭上官大夫谗言而被怀王疏远一事为继，紧接着是楚国信张仪之言绝齐而被困，此事发生段落的第一句是“屈平既绌”，后两段依然是秦楚之事，怀王被秦国的张仪玩弄于鼓掌以致于客死于秦，屈原在其中都是以先知或者补过的形象出现，再接着就是屈原流放而作《离骚》，然后再次被谗言攻击而遭到下放，最后就是涉江明志，作《怀沙》等。此文中四段关于政治事件的描绘，都是在铺垫一个事实：屈原有才而不能施展，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明其志。而且这些政治事件中屈原都是带着悲剧的意味，这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离骚》所蕴含的力量。

据此可有如下结论：关于屈原的这一部分传文几乎是为《离骚》一文服务。司马迁交代了《离骚》一文的写作背景、原因、内容、风格以及思想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了解屈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根据司马迁自己提供的文献资料来源为线索，不难看到司马迁的主观因素影响史料剪裁。

最早关于屈原的专门载述，除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外，还有刘向的《新序・节士》篇，可是对比发现，二书的内容和宗旨大相径庭，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也有探讨。特别明显的是：一、《新序》主要以外交为主要线索，展现当时各国的风云之变，所以此书不涉及当时楚国内政，故屈原的事迹主线则是使齐的外事活动。二、屈原的人生关节点不同，即其仕途和命运的转折事件有出入。《史记》认为屈原转折点在于内政问题，即屈原造宪令一事；而《新序》认为这是一场外交阴谋：张仪使楚，用钱收买了楚国的重臣如上官大夫、靳尚等人，并且由此贿赂当时的宠妃郑袖，让这些人内厅外廷齐下手，将屈原赶出政治核心。那么秦国为什么要将屈原排挤出楚国的政治核心呢？此事发生的背景在于此时秦国已有吞并天下的欲望，但是屈原出使齐国并与齐结盟，这是秦国称霸的一大障碍，于是才有张仪使楚。三、《新序》有关于屈原的文学记载，只是一句“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这与《史记》围绕《离骚》一文展开文笔大有不同。

根据此二书记载之异可以做出如下分析：《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载强化了内政部分，弱化了外交事迹，而内政方面主要表现了屈原如何被层层流放，体现一种悲剧的力量，为《离骚》出现打下坚实的感情基础。而且唯一的外交记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屈原高瞻远瞩的眼光。

再进一步考察怀王拘张仪一事。此事是《史记》中其他地方出现“屈原”二字的有效关联点，而关于此事的最早记载可以上溯到《战国策・楚策》。二者在内容上大致一样，文字表述也存在一致性，如《战国策》中靳尚对怀王说的话与《楚世家》一模一样。但是《战国策》在此事的记载中，并未提到屈原和他的相关活动，司马迁此处提及屈原，乃进一步肯定其政治远见，加重读者对其悲剧性人生的同情。另，司马迁也直接提及到《屈原贾生列传》一文的史料来源之一就是他的实地考察，最后赞语中如是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郑》，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当然，本传中也采用了刘安《离骚传》的关于《离骚》的评论语言，这从班固的《离骚序》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中的引述文字可以窥见，同样，《屈原列传》中有“屈原”与“屈平”称谓也是一大证据，其中用“屈平”称谓的内容则是刘安《离骚传》中所有，而司马迁叙述屈原生平、事迹的部分都称“屈原”。

将这些史料一一剥开解读，可以看到《史记》关于屈原的传记部分只剩开头和结尾是司马迁自己的文字，其他有关屈原的记载，大多为司马迁整理的前人史料，但是司马迁在运用史料时是带着主观情感的，因此在写就时都以《离骚》一文为中心。

而关于贾谊的文学倾向的解读，可以从文本出发。贾谊一传，就其文本而言，乃贾谊的二赋撑起来的，而这二赋并不是贾谊的代表作，清代《史记》《汉书》研究大家梁玉绳先生曾就此提出质疑：

贾、屈同传，以渡江一赋耳。不载《陈政事疏》，与《董仲舒传》不载《贤良策对》同，几等贾、董于马卿矣，舍经济而登辞赋，得毋失去取之义乎？

这个质疑，精准地定位了本文讨论的问题。先生先质疑了屈、贾合传的理由，认为以渡江一赋作为二者合传的理由颇难成立。先生还认为关于贾谊的部分“舍经济而登辞赋”，就好比将一个政客当作文学家看待一样，这一部分文字“不载《陈政事疏》”等体现贾谊务实的政治才能的文章是一种莫大的损失。如果对比《汉书・贾谊传》，不难发现《汉书》关于贾谊的记录在事迹活动以及部分文章上，是跟《史记》大致一样，但《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加了贾谊的《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三篇政论文，这就是梁玉绳先生口中的“经济”文章，而且是三篇文章全文录入，正是“包举一切”的直接体现。再看《汉书》关于贾谊“赞”：

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班固在此其实就在做一个扭转工作，他希冀扭转那个被司马迁所塑造的文人贾谊形象，他希望《汉书・贾谊传》能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贾谊，而且，“赞”也是肯定了贾谊的政治才能。

然而，司马迁却将立言作为自己的首要选择，因为这也是他的唯一选择。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虽说仍在朝为官，但此时的他已经对所谓的立功失去了兴趣，而立德对于他这个自认为是残疾而又愧对父母的人来说也是天方夜谭。所以，他不得不反复强调――立言以期不朽，以成一家之言而遮饰自己认为已然失败的功德人生。

《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就着重说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期垂文见世的愿望，太史公在李陵之祸以后的文章中也多次表达，而且以先贤前人以自励：“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再如《自序》中的结尾一再强调：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在这种以立言为主导的心理驱使下，司马迁在描写一些政治上失败的文人时，笔端会流露特别浓厚的主观感情，而且在不自觉中会帮这种文人粉饰人生的失落，突出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以此来反复论证自己所认为的立言亦能不愧对天下。而将屈原和贾谊这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成绩与失败隐去不说，反而专注和凸显二者的文学才华，以期拔高到一个文学史的高度，这是司马迁立言不朽观的重要实践。当然，不得不说，经受宫刑后的司马迁已经具有反传统的精神，他开始公然不屑于所谓的功德，只是专心于其立言不朽的名山事业，这是中国文学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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