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霸权与我国国际新闻报道策略

由于西方国家掌握话语霸权，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多年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媒体的影响，已经构建起了关于中国形象的一张“网”，尤其在欧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幅攀升，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能满足民族发展的需要和大国形象的构建。

有鉴于此，如何让中国“突出重围”，在国际舞台上深入、持续、有效地传播我们的声音，是实现中国未来发展、崛起和壮大的重要策略。我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构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只有充分认识到国际新闻报道在当前对外传播中的角色和意义，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西方话语霸权与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

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势是形成其话语霸权的基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媒体业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成熟，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通讯社、报纸、电视台等。同时，它们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抢占传播资源。据统计，占世界总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占有90％的无线电频率，这样直接造成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霸权，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在强势一端。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同时是文化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约瑟夫・波特曾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统统受到限制。”

西方一直把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理念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但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它们却极力封锁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进行形象歪曲，与自己一贯标榜的理念背道而驰。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利用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而且形成了西方特有的“国际新闻报道模式”。总体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西方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表现出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许多学者对美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研究表明，美国新闻对其他国家的报道经常与国家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对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描述是从美国的全球利益以及美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的。尤其在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时，美国主流媒体通过对内容和报道角度的挑选，巩固了大众对这些国家的刻板成见。这些僵化的印象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也强化了公众对这些政策的支持。

其次，西方国际新闻报道的本质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虽然现在西方国家与我国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和文化往来，甚至偶尔也给中国唱唱“赞歌”，但本质上西方从来没有放弃过瓦解、消亡我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和决心，它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属性，或对立、或妥协、或赞同的种种态度，不过是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已。如2008年3・14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利用媒体构建起一个事件的假象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

由此可见，通过国际新闻报道维护话语霸权地位、扩展话语霸权影响，是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国际新闻报道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形成了以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主的国际新闻报道格局，其中又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央电视台第4和第9频道以及西法频道、新华社外文发稿等为主。尤其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实力迅速攀升、大国地位日益巩固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越来越具有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虽然间隔只有短短不到两年时间，但是，我们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却是大大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事实是：今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我们没有遭遇到北京奥运会前夕那样的西方媒体集体发难的舆论攻势和新闻群殴。这就说明，中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地位已得到世界普遍认可，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化解的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期待。西方媒体凭借重大国际舞台而发动大规模舆论攻势，以此侮辱、欺凌和激怒中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媒体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要不断分析国际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发挥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当前我国国际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

首先，国内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方式有时和世界“脱轨”。我国历来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并曾多次进行报道策略和方式上的调整，但是目前的现状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以至在对外传播中经常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我们必须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受众特点和文化习俗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否则将事倍功半。通过国际新闻报道探讨全球普遍意义的传播规律，从而起到引领世界舆论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媒体人肩上的重担。

其次，我国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受众结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是报纸的国外读者群体较小，影响力非常有限，二是虽然广播、电视的被关注度高于平面媒体，但是欧洲、美洲、澳洲的受众群体较小，而这三个领域恰恰是最需要我们的国际新闻报道发出声音的地方。如国际广播电台每年收到国外听众来信多达200多万封，但其中80％的来信来自周边国家，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尼泊尔等国。

第三，我国与英美等国家在传播技术上的差距，限制了国际新闻报道的效果。从发射能力上看，美国和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之间，信号发射功率均翻了一番。而我国的发射功率在这期间增强不到50％。从传播手段上看，发达国家一般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安装信号落地台来接受卫星信号，再用调频方式广播，以达到高质量广播的目的。比如美国在东南亚10个国家安装了多达196个落地台，在南亚、中亚和西亚安装了192个落地台，而我国仅在肯尼亚和蒙古两个国家装有信号落地台，还有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发射基地。

第四，国内媒体尚未形成长效的国际新闻报道机制和“互动”模式。国际新闻报道要承担起部分对外传播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内媒体不能仅仅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议程设置，宣传推介我们的文化理念、经济建设等，而是要在平时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润物细无声”，致力于建设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另外，国内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要逐渐培养良性“互动”模式，比如对世博会的报道，要根据形势变化，有张有弛，起伏错落，主次分清；上海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要形成互动，既张扬媒体个性，又服从整体大局。

关于国际新闻报道策略的思考

通过上文所述可知，国际新闻报道和话语权利是有密切关系的。针对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对外传播的现状，我们需要加强国际新闻报道的力度，提高国际新闻报道的水平，一方面要力图打破西方保持多年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以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尤其在我国与英美国家传播技术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国际新闻报道的方式方法。

第一，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及时、客观、真实，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西方媒体，尤其是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媒体本来就喜欢捕风捉影，如果国内媒体不及时、客观地报道相关信息，会更让它们趁机捣乱，浑水摸鱼。2008年以来，通过3・1、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政府和媒体越来越认识到信息公开和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并且在运作手法上也越来越娴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第二，国际新闻报道方式要做到“内外有别”，“外外有别”。面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媒体要采取不同的跨文化传播方式，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要擅于从他国的受众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因循本国的思维方式，做到“内外有别”；其次，不同国家的受众也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文化、民族等都是决定受众特征的因子，要做到“外外有别”。尤其关注国际新闻报道和民族心理的关系，应该是我们研究未来对外传播的方向之一。正如《菊与刀》这部名著的产生，一开始是出于美国政府为了管制战后的日本而对其社会和民族做的一个调查报告。研究不同民族的心理，对于分析对外传播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国际新闻报道中要突出“文化符号”，弱化“政治符号”。在冷战时期，各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直接宣扬本国的制度和诋毁不同制度国家的形象。冷战结束迄今，经济、文化的报道逐步占据了各国对内和对外媒体报道的主流，但实际上，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削弱，只是更加隐蔽而已。我们也要善于巧妙地将政治元素融入文化符号之中，变更过于直白、刻板的报道方式，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我们的主张和观念。

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影响，真正使互联网传播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生力军。无论是通讯社、报纸还是电视台，西方发达国家都占有绝大部分优势资源，很容易将我国传统媒体发出的声音消弭于无形。借助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充分动员国内民众、海外华人、留学生等力量，使互联网发出的声音成为传统媒体的有益补充，是值得我国国际新闻报道重点探索的。2008年3・1之后，“反CNN网站”的建立和影响可谓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此类对外传播尚处在一种自发状态，需要不断探索规律和发展模式，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