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 第11期

争议者

让－吕克・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电影大师之一，戈达尔终于被奥斯卡致敬了：后者决定将明年的终身成就奖颁给他。但戈达尔毫不领情，拒绝领前往洛杉矶的机票，“我自问：我的哪部电影是他们看过的？他们真的了解我的电影吗？”

同时，远在美国的一些人对奥斯卡的决定强烈地反对。就在上个月，美国的犹太媒体提醒人们，戈达尔有反犹主义。

1968年，戈达尔骂一个制片人是“肮脏的犹太人”，对以色列他则宣称它是“中东地图上的肿瘤”，甚至拿它与纳粹相提并论。在70年代的一个电视纪录短片中，他提到犹太复国运动者投资的电视台给他们支票，“那让我们有钱给巴勒斯坦人买武器，去攻击犹太复国运动者。”戈达尔电影里支持巴勒斯坦、反犹太的信息也被提出来，逐帧放大。比如他今年的新作《社会主义》就说：“奇异的物件好莱坞，是犹太人发明了它。”但一位奥斯卡官方人员表示说，艺术和艺术家要分开。

戈达尔可谓白发不已、战斗不止，他今年没有去戛纳参加《社会主义》的全球首映，因为“他们只会谈论我这个人”。他质疑新浪潮时期提出的“作者论”导致人们对作者的兴趣远大于作品，他攻击特吕弗的电影“并不是用摄影机拍的，而是用钢笔拍的。摄影机只是模仿了他写下的东西。”

行动者

阿兰达蒂・洛伊

Arundhati Roy

来自英国伦敦的霍华德・雅各布森摘走了今年的布克奖，把5万英镑存进了账户，而前布克奖得主、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最近却惹上了麻烦。她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发表了演讲《凋零的克什米尔：自由还是奴役》，认为克什米尔不属于印度。这一言论引起印度当局的强烈不满，据悉，她将可能因为“煽动罪”面临司法指控。不过洛伊对此倒满不在乎，“政府正在考虑因煽动性言论指控我，这是因为他们对关于发生在克什米尔的抗议声音感到恐惧。”她认为自己不过是替生活在克什米尔的人说话。“不幸的是，这个国家竟然禁止作家们说出心里话；不幸的是，这个国家竟然要让寻求正义的人进牢房，而社会上那些杀人犯、从事大规模谋杀的杀手、抢劫犯、犯以及搜刮穷人脂膏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她说。

从1997年以处女作《微物之神》夺取布克奖至今，洛伊没有发表过其他的小说，她投入到政论写作，关心社会正义和经济不平等。克什米尔“遭受世界上最残忍的军事占领”，她说：“有些人控告我这是在发表仇恨言论，是希望分裂印度。相反，我所说的一切出于爱与自尊；出于希望停止杀戮、、监禁或者不要强迫他们说自己是印度人；出于希望生活在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

梦想家

吉米・麦克米兰

Jimmy McMillian

11月2日，64岁的退休工人吉米・麦克米兰在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失利，但比起其他竞选对手，他在互联网上却获得更大的支持。这是麦克米兰第二次参选纽约州州长，他还三次角逐过纽约市市长，都一无所获。“我疑惑，他们这些人都想什么呢？他们没为他们的孩子们考虑吗？”他组建的政党叫“房租太他妈高党”。麦克米兰向选民承诺，一旦竞选成功，将降低纽约的房租，如果有人不听话，将给予法律制裁。而对那些不支持他的人，他警示说，纽约的房租仍会一路飙升。

虽然正式党员寥寥无几，但麦克米兰的个人网站已经有2000多万的点击量，上面放有他自己写的歌。这个网站由他亲自操刀，因为他没钱请专业人士设计，甚至没钱请他的竞选团队（由志愿者组成）吃个饭。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学会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别忘了，钱买不来真相、买不来诚实，也买不来人民的信任。”他说：“我们并不思考太多钱的问题，我们思考的是那些贫苦人民，那些我们应该负责的人。”

红人

卡莉・克劳斯

Karlie Kloss

在超模世界中，18岁的卡莉・克劳斯是上升速度最快的人之一。各种美丽的形容词环绕着她冷艳的眼神和性感的薄嘴唇。但在生活中，她却保持着一副调皮女学生的样子：爱嘻哈、做鬼脸、骑单车、跳芭蕾，有“不张扬的、更加微妙和宁静的美”，爱读菲茨杰拉德细腻缠绵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她不相信自己已经跨入成年的行列，认为长大真是疯狂。但是在扮演上世纪60年代风格的女孩时，她的成熟和自信又是别人很难拥有的。“她的大眼睛和蕴含的强烈感情与年轻时候的劳伦・巴考尔一模一样，我喜欢她充满成熟感的烟熏妆造型，这种感觉很超脱现实，从她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东西。”著名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说。

大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实至名归，但不少人仍认为这与他长期以来介入政治有关。连诺贝尔奖评委都提到“他对权力结构进行了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独裁的抵制、反抗及挫败予以形象的尖锐刻画”。不过略萨早就说过：“我认为，拉美文学不断涉及权力和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拉美人还没有解决许多基本问题，比如自由。”

略萨成长于军事独裁统治下的秘鲁，早年积极参加反独裁斗争，与秘鲁共产党有过短暂的“恋爱”。那段时期他熟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在党内化名担任指导员工作。这个化名后来出现在成名作《城市与狗》中。这部把秘鲁的暴政装进去的作品，遭到政府的压制，后者批评它“亵渎了伟大的军队和爱国主义感情”，公开焚烧它。

“我常常厌恶这个国家，从年轻时起，我几百次发誓要远离秘鲁，要永远忘掉秘鲁的落后；但实际上，我时时刻刻把秘鲁记在心头。”他如此回忆道。他后来组织政党，带着一套雄心壮志的政治纲领投入到总统竞选中，但马上就领略了政治的肮脏和黑暗。“这个世界是由魔鬼统治的，谁介入政治，谁就和魔鬼签了契约。”他说。因此当2003年他被邀请出任秘鲁总理时，他拒绝了。

74岁的他现在美国教授写作。他曾经在《文学有什么用？》中写道，“博尔赫斯在遇到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时总是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说‘没有人询问金丝雀的歌声或美丽的落日有什么用’”“不文明、野蛮、缺乏敏感性、言语粗俗、无知、依靠本能、情感乏味、爱情原始等，这些就是我描述的没有文学的世界的主要特征。”

逝者

鲍勃・古奇奥尼

Bob Guccione

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沾花惹草，但是性格反复无常，喜欢穿紧身裤，一片胸毛。这就是鲍勃・古奇奥尼，著名色情杂志《阁楼》的创始人。10月20日，79岁的他在得克萨斯州逝世。

虽然敢在杂志上把女人的刊登出来，但是在古奇奥尼的家里想要找到女人却很难，一个到过他家的人惊讶道：“我在那里所见的，都是诗人、哲学家、拳击手，而且，他们全都穿得正儿八经的。”甚至在《阁楼》里，翻过几张让人喷火的照，可能就是一篇严肃作家的专访。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在骨子里还流淌着孩提时的梦想：成为一个画家。因此，他不学《花花公子》的创始人热衷于举办奢侈的派对，而是独自一人接连数日躲在豪宅里，欣赏雷诺阿、毕加索等大家的名作。

他还以大胆冒险而著称，但这并没有帮他的媒体帝国开拓更大的疆域。他投资的近2000万美元的《罗马帝国艳情史》，由于尺度太大屡遭发行商拒绝。拿1700万美元去开发小型核反应堆，结果不了了之。而当他的生意受到互联网冲击时，他却试图以更暴露、更刺激的内容去迎合读者，对此广告商只能敬而远之。他变得一意孤行，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