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与意识形态的握手言欢

[摘要]电影《波拉特》在商业上的成功完全不能掩饰其意识形态问题。《波拉特》的商业化模式主要有现场感制造、结构模式化和色情。电影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了商业化和意识形态的握手言和，意识形态借着商业化的外衣在一个后殖民时代里全球穿梭，灌输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表现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偏见与傲慢，即西方代表了发展的唯一道路和模式，西方和东方之间构成了发展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波拉特》；商业化；意识形态；后殖民语境

美国喜剧大片《波拉特》在商业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2006年11月3日美国公映之后，首周仅在837个影院上映就拿下了2640万美元，荣登单周票房冠军。第二周该片在超过2000家影院推出，又取得了将近3000万美元的票房，蝉联冠军。该片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原因主要在于电影的喜剧色彩。还有许多人为该片鼓掌，是因为这部电影还以一种小小的勇气来“触碰”美国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社会问题，如反犹问题、色情问题、宗教问题、同性恋问题等。《洛杉矶时报》主笔乔希・弗里德曼将其称做“政治不正确的喜剧”，但正是电影当中对当今美国诸多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讥讽，让左右两派都找到了纵情发泄的闸口，成为票房黑马。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不是研究该片成为票房黑马的原因，而是在后殖民语境之中通过对电影的细读，指出该片是如何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之中让商业和政治握手言欢，并且如何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

一、《波拉特》的商业化因素分析

毫无疑问，电影《波拉特》的基调是轻松、幽默，而这种色彩的形成则是以旅行记的形式来记录当代美国社会的形形，从而对当代美国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社会问题进行调侃。为了更好地达到这种效果，电影故意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给出了一个网址链接。在这个链接中，人们会发现里边都是宣传哈萨克斯坦的内容，包括哈萨克斯坦国内的情况介绍，外交活动报道，甚至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天气预报。至于波拉特和哈萨克领导人的合影，则被放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和后现代的社会中，这些无疑都在制造一种氛围，告诉人们电影《波拉特》所讲述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告诉人们电影中对美国，以及哈萨克斯坦的描述都是真实的，从而为电影制造出一种真实感和现场感。这是电影《波拉特》的商业化因素之一。

电影《波拉特》的商业化因素之二在于电影的模式化。电影的主要结构是描述一个外乡人(对于美国的现代和发达来说，这个来自亚非拉或者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人仅仅只是一个乡巴佬)到美国旅游和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外乡人既见识了美国社会的形形，美国人也见识了这个外乡人的孤陋寡闻。《波拉特》这个名字是一个简称，其实全名为《波拉特：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作为哈萨克斯坦排名第六的播报员，波拉特对新闻事业有着更广大的追求，于是，在国家情报局的推动下，波拉特和电视制作人阿扎马特・巴格托夫一起踏上了探访美国的文化学习之路。在经历了诸多文化碰撞、闹下种种笑话，满足了美国观众的心理虚荣之后回国了。除了电影结构的模式化之外，造成电影戏剧性的许多噱头也是老调重弹。当然，电影的最大商业化因素是其“色情”噱头，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接着论述。

二、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为商业片，《波拉特》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它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比如，俄罗斯就禁止了《波拉特》在俄发行上映，理由是影片潜在地侮辱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部电影在美国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喜剧”。不同的社会对于该片抱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非常正常，但是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电影《波拉特》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自己无辜，尽管这部电影被定位为一部商业化的喜剧片，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部电影中，意识形态借着商业化的外衣在一个后殖民时代里全球穿梭，灌输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显现出了全球化时代西方霸权话语的极度傲慢。

这部电影的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文化冲突。众所周知，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人们常谈的话题。在更深入的意义上，人们谈论文化冲突是对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担心：“许多人认为，全球化的真正核心问题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无语，从而使美国的电视、音乐、视频、服装和电影取而代之”。《波拉特》表现的就是文化冲突问题，通过“波拉特”这个中亚男人的美国之行，以一种正话反说的叙事风格来调侃美国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为社会解压泄愤。比如电影中，波拉特来到保守的得州，在体育场中向美国人声明，自己如何支持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和反恐战争，但夸张的口号让刚才还鼓掌欢呼的美国人坐立不安，因为波拉特说“祝愿你们铲除那个国家，使之在千年之内连一只蜥蜴都不能在沙漠中存活”。接着波拉特开始高唱美国国歌，但只有曲调，歌词被“恶搞”成“哈萨克斯坦是最伟大的国家”。整部《波拉特》都充斥着此类对美国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的反讽，并用一个淳朴、天真、不知所谓的第三世界游客的视角加以强化。还有，波拉特面对女权主义者时却询问艳星帕梅拉・安德森拉的下落，买汽车时咨询开多快才能撞死吉普赛人，把两个同性恋对他的犯当作友好行为，教会集会中那些声称“耶稣可以帮助你”的讲演者对待他的方式犹如一群巫师。正是这种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嘲讽，博得了许多的称赞，也触动了许多美国人的神经。于是《波拉特》在获得成功票房的时候，被美国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政治上的不正确”，可同时也获得了全球许多人士的称赞，被认为该电影成功地表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问题，指出了美国向全世界兜售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可笑，揭露了美国在全球政策上的虚伪和自私。

但是，这只是电影传播的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处，在电影的内核，是后殖民时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傲慢。莫汉蒂曾经在她的文章中分析过后殖民时代女性主义话语和西方霸权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在后殖民时代，“性别上受压迫的女性”这个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假定标准来定义的，被置于第三世界特殊体系之中。由于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权力转移毫无联系，所以“强化了第三世界并没有发展到西方所达到的那种程度的假定”。莫汉蒂虽然分析的是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生产过程，但是由于女性和“东方”的等值，都是西方话语的“他者”，所以实际上莫汉蒂指出的是西方话语生产出关于“东方”的形象强化了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等级关系和二元结构。正是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运作，使得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傲慢借着种种形式在全球化时代里四处穿梭。在《波拉特》所描述的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里，幼儿园孩子们的玩具是AK-47，机械师还兼职abortion work，卧室里养牛，汽车只有外壳要用马拉。波拉特的母亲号称村里最长寿者，可实际年龄只有四十多 岁，波拉特家用老婆的乳汁来做奶酪，妹妹刚刚荣获全国pros-titute评选第四名。由于波拉特来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国家，所以他对现代文化一无所知，不认识马桶，把尿不湿穿在裤子外面，不知道同性恋文化等。正是电影中对于哈萨克斯坦的歪曲描述，以至于这个国家不得不在欧美主要媒体――CNN电视网、《纽约时报》以及《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投放广告，抨击《波拉特》中的谬误，并罗列该国经济增长、公民权利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种种事实和图表。这一切，无疑源于电影中西方与作为西方的“他者”的第三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即西方代表着发展和现代化，而另一方则是落后和愚昧的，电影最终以这种方式来规定了发展的唯一道路和模式――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得以实现。

三、商业化与意识形态的握手言欢

后殖民时代的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借助于它与商业化的握手言欢，意识形态披上商业化的外衣，从而畅通无阻。但是，也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意识形态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运作，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决定，并以一种符号生产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后殖民时代意识形态的特点。

在电影《波拉特》中，商业化和意识形态握手言欢的衔接点是色情，色情既是商业化的因素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条件。《波拉特》最主要的商业化因素是电影中的色情，这是电影的最大卖点。色情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副产品，也是现代性的一个症候。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学研究中指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虽然在电影中，波拉特显得在“性”和“色情”上更为直接和坦白，从而以这种直接和坦白冲击了美国社会中的身体消费和色情问题，但是无论是波拉特和阿扎马特・巴格托夫之间的赤身肉搏，还是他拿着仿真性器官四处裸奔，还是波拉特一见钟情地爱上《海岸救生队》中的艳星，本身都是电影的卖点，是在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中，身体和色情成为消费主义的符号和症候，成为了电影商业化的牺牲品。

同时，意识形态掩藏在色情之下，借着色情和伪装而在全球化时代畅通无阻。仰海峰在研究鲍德里亚的时候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已不再是过去的宣传，而是使劳动与欲望作为组织化了的符号，通过意指过程与拜物教传送着。”正是由于电影中众多的色情镜头和色情噱头，所以电影在全球流通中是以色情闻名，观众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色情上面，被色情笑话和色情噱头所吸引，而对于电影中的意识形态都忽略过去，甚至是因为电影中的色情而“原谅”了电影中由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造成的对于其他民族和宗教的不公正。所以说，在电影《波拉特》中，商业化和意识形态借着色情而握手言欢，意识形态和电影的商业操作皆大欢喜。

当然，《波拉特》中的意识形态不是显性的，而是隐形的，附着在电影的商业化因素之上。这一点，其实在每一部涉及到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电影中都会存在，在这些题材的电影中，“电影的主导叙事结构和特定类型都附着了明显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意识形态色彩，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不平等、改善、权宜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平等之中，电影中的人物，尤其是男性，往往“是以喜剧的或情节剧的类型化人物形象出现”，“波拉特”这个虚构出来的、戏剧性的类型化人物，在引起观众的开怀大笑的时候，也确实见证了商业化和意识形态的握手言欢，见证了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偏见和傲慢。

[作者简介]刘利音，女，贵州财经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