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2 09:59:20
邵琦近年来关于艺术的思考结集成为《书屋小记》出版了，体例类似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书画圈的朋友往往拿其与《石涛话语录》相比，所谓当局者迷，专业往往成为障目之叶，善意的赞美却大大低估了它的当代价值，这也是我更倾向于将该书推荐给普罗大众的原因所在。
全书三百多篇“微言”，用一种谈及文学、史学、哲学的思辨来讲艺术，尤其是艺术的本质。内容简介冒着千夫所指的危险——“对当代艺术标准的根本性批判”——却并非出自作者之口，锋芒毕露对于年届五十的学者来讲未必是件好事，然而事实如此，哪怕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这本书对当代艺术圈的“破坏力”会有多大。
在如今这个短平快的时代，学者越难写出巨著，读者也越无通读长篇大论的耐性，李天扬说《书屋小记》“暗合了‘碎片阅读’的时尚”，我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回溯，唐诗宋词本就是短章却难以逾越，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几斤几两归根结底还是要看里面的分量。这便需要读者去细细体味琢磨，用视觉的微量去扩充心觉上的感悟，然后再去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论语》的魅力不正富于此吗？
如果用一种罗曼蒂克的方式讲，邵琦是“古典美”的虔诚信徒，他是学者，也是画师，但无论站在学者的角度还是顶着画师的头衔，他都是一个纯粹的、倔强的，甚至是有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故作的维新，反对既有的艺术标准——艺术有标准吗？当然有——新旧，即要创新。书里说得很明白：
“创新，或许是艺术的本性之一，是艺术的要求，但不是艺术的标准。艺术的标准是优劣。虽然，这已近于老生常谈，却依旧是需要明确的基本前提。因为，把‘创新’作为标准来检视艺术，用‘新旧’来替代‘优劣’，正是当下的现实。”
然而，就是这个放言“当代艺术不是艺术”的学院派教授，倒回三十年前却是一个在八五美术新潮时大出风头的“当代艺术家”，他不但与张隆、张晓刚、毛旭辉等人策划“新具象画展”，还自己动手玩“创新”。沈嘉禄写他时说：“16张高丽纸平铺在地上，提着颜料桶直接倒在纸上，这一路淋漓酣畅的超级写意大概连他本人也看不明白，但叫好声却震耳欲聋。”
只是越是布满理想与激情的场合便越是容易充斥名利的关系，尽管那时的艺术还与金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成名”却成为绝大多数艺术家的实质追求。主张的新颖、作品的前卫在多少程度上是其本身的呈现？又在多少程度上只是一种手段？谁也不敢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光与热的汹涌中保持冷眼旁观，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挥别梦境之后找到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中文系的传统，在对传统猛烈开火之后又在硝烟中俯身探视，而人们总是在这样的自我毁灭之后，才能真正看到他们所要毁灭的东西原来是深藏尘土中，它从来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被遮蔽罢了。遮蔽它的却是人们半桶水的学养、短浅的眼光、自卑的神思、急于炫耀的心态。显然，问题不在于传统，而在于不管是赞美它还是诋毁它的人，或者说，是一种看它的过程，一种“自我”的判断与选择。所以，邵琦全身而退，退出那个越来越远离艺术的“当代艺术圈”，去编了《朵云》，后又进了大学，潜心研究传统近三十年。
栗宪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终于突然发现艺术是个名利场的时候，你会感觉所有追求的东西都很荒诞。”但是，更多的人在“发现艺术是个名利场的时候”，又找到了不满足于“成名”的理由，终于开始将艺术推向了金钱。于是，邵琦瞬间从“当代先锋”变成了“不合时宜”，他够学术、够坚持、够坦诚，但就是不够商业、不够阿谀、不够巧言令色。然而，也正因如此，才会有这本《书屋小记》——在彻底看清了“自我”之后诘问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可是，他却说这是自己的“梦呓”。
范景中在给邵琦画册的《跋》中说他“沉醉于古典世界”，且“有深意在”，这个“深意”不但存在于他的画中，更存在于他的著述里。如今多有缺乏美术史修养的艺术家，也有缺乏绘画实践的艺评人，所以才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画作和沽名钓誉的文章，把大众弄得晕头转向。我不知邵琦是故意为之还是命运使然，他在艺术实践与理论之间相切互磋又彼此超然，就像中医一样，内外兼修，洞悉根本。
如果说中国艺术至今还处在一个古今中外的混沌状态，那么，人们必须要明白——当然，人们也终将会明白——“自我”的重要，但要知“自我”，则有赖标准的确立。也许，《书屋小记》恰好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与答案。而对于大众，最经济实惠的事情莫过于听到两句关于艺术的大实话，能大抵看明白这个圈子里的美与丑，若能再像童话里的小孩子一样，清醒地觉到，其实国王他并没穿什么衣服，那实在是太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