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公里的追梦人

我曾以为自己是个候鸟式的人，与美国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有些相仿。然而当我意识到时代毕竟改变了这个事实后，也就安然地不再做梦。有关背包客的几个关键词已被彻底毁了：搭车是不成的，油价已经涨到养不起车的地步；流浪是不行的，收容所、暂住证、地域歧视、人心隔膜，都是各种有形无形的阻碍。回想大学时频繁地外出，惟独庆幸那时着装还算正式，而每次出行前身上的盘缠也带得足够。

然后就到了安稳读书写字的现在，我读到刘美松先生写的这本《欠条》。文字虽有欠雅驯，颇为粗砺，但此书表明的一个事实就足令我们这些做过梦的人深思不已。未必是惭愧，而是——为什么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能痛痛快快地“做梦”，希冀以不带分文、全凭借贷来完成这场28510多公里，几乎涵盖各个省份的自驾游。并且，他真正希望的是以这次行动来唤醒人们彼此间的信任——而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人，已经打算或正在进入那个自我封闭的象牙之塔，开始冷漠地寻求智识。老实不客气地讲，起初我有些警觉，然而我们或谓之浪漫，或谓之单纯，甚至“不计后果”云云，则又未免论之过早。

2010年到2011年间，曾看过不少有关旅行的书，而这段时间也正是刘美松先生出行的日子。在杂览中，我读到了那个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纪德。欲望是他一生中最可靠的向导，而旅途就是他的生命：“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他一生中去过无数次北非，甚至在人生将要终结的时候，还筹划着前往摩洛哥的旅行。独特的经历形成了他那种打破一切禁忌、规则、传统、约俗的人生观，这一点最让我感兴趣。在《纪德精选集》的序言中，编选者说：“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间，隔著他的整整一生。”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经历了无数次疯狂的出游，甚至曾打算将在外消费的账单，包括车票、机票、发票以至在超市的购物遗留小票统统保存下来——以此完成一次拼接式的写作。这些东西说来并不关紧，却往往能令人想起某个时刻的某种念头，因此我很看重它们。但后来不知怎么那次写作也就作罢了。故然，在读到这本《欠条》时会有亲切之感。作者不仅保留了大部分照片、路程地图、计划单，还有别具特色的欠条、妻子寄来的银行电子回单，以及朋友之间互道平安的短信。此间缀有的解释文字，随便翻开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的地方。

我们所以会激动，是因为在那抵达之处有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经历。一个人的出行是流浪，这种意义早已逾越作为旅游的行走。旅游的实质太低贱了——草率，迁就，走马观花，疲倦不堪。对我来说，流浪才是值得上路的事，才是对躁动不安内心的安抚。终极价值或许即存乎其中——将自我放逐于陌生的环境。在那里，记忆有了重量，经验决然燃烧，自我也必将在行走中获得彻底的解脱与蜕变。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在路上的美松先生也会很激动吧。但他要做的则不仅仅是感受异地的气息了，他还要去向一个又一个陌生人解释自己的行为——自己从哪而来，向哪而去，为何要只身前往，为何身无分文地驾着一辆并不算新的车去呼唤人们心中的信任——据作者统计，这趟自驾行实际花了577个小时，而沟通占用的时间就占了26.63%。他进入191个加油站，挑战了其中156个，只有51个肯收下他的欠条。虽然如此，他还是收到了各地陌生人的帮助，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这次壮举。一百天之后，因为吃了太多方便面，刘美松瘦了二十斤。

作者坦陈，他并没有想过要去改变社会，但他相信社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可能刘美松先生没有读过胡适的书，但他的想法与后者是一致的。1920年1月15日，胡适在《时事新报》发表了《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文中就提到了这种见解：

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

从2010年8月25日到2010年12月2日的这场游历，一以贯之的便是这“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的想法。这个时代原已把社会改变得太多，而到头来发现改变的不过是我们自己。刘美松先生只身在外的一百天游历，着实令人神往。虽然我们还会希望这次疯狂的举动事先没有安排，是一次彻底的对一己与对社会的检验，但想到身边就有的层层隔膜，期待这个时代存在传奇未免有些浪漫了。所以，我们真正要希望的是从此刻和自己做起。凡事皆非小事，而事事亲为。不看轻自己，也决不看轻每次尝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