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04:59:51
在去年《人民文学》杂志的年度评选中，徐皓峰的作品《师父》荣获“短篇小说金奖”。坚持用纯文学的手法写作，是徐皓峰的一大特色，所以这篇《师父》在展示侠义精神的同时，也兼具行云流水般熟练的文学功底，受到文学类杂志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绝大多数喜欢和关注武侠文学的人一样，徐皓峰最早接触的也是金庸、古龙那一批港台武侠大家的作品，但真正给他最深触动的，却是民国作家宫白羽的小说《太极杨舍命偷拳》。作者对江湖掌故之熟络，创作文笔之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包括宫白羽在内的“北武家”（“民国北派武侠五大家”的简称）以及后来的金庸、古龙等一批武侠文学作家，在创作时都求助过武术界的朋友，有的作家甚至请专门的武术指导来撰写文中的武打场面。某些参与写作较多的武术指导，也会慢慢发展成为独立的武侠小说家，例如郑证因。可以说，这些作家对真实的武林并不陌生，但是在创作题材方面，为了更贴合大众的阅读兴趣，真实的武林反而被他们放弃了。
而作为曾经伴随武术大师李仲轩三年的徐皓峰，对真实的武林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创作武侠小说时，与众多前辈的做法不同的是，他选择描写真正的武林。无论是从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各种角色之间的人情世故，还是各门派的武术套路，徐皓峰都尝试以最合适的方式，向读者呈现武林的真实样子。虽然“武林”离多数人的生活距离甚远，通过一两部小说，也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武林，但透过徐皓峰作品的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拼凑出武林的一部分真实。
以纪实作为创作基础
书香：《逝去的武林》是您的第一部作品，它对您后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徐皓峰：影响比较大。其实我的条件有点得天独厚，因为我是（北京）电影学院出身的，在90年代末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幸进入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打工。纪录片的拍摄其实是训练你当记者的思维，后来我又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志编辑，也是以采访为主。在这一方面，我跟梁羽生、金庸的早期经历有点相同，就是都有当记者的经验，有一定的纪实文学的底子。
后来我在写《逝去的武林》的时候，耗费了很长时间，采访、揣摩、写作，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在前后三年的时间里，慢慢地去考察、体会一些东西。因为有这三年的熏陶，脑子里有了很多概念，当我再去写小说的时候，金庸古龙的那种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小说我就写不出来了，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的《道士下山》、《大日坛城》、《武士会》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写作之前，都经过了实实在在的大量的采访、搜集资料期。像《大日坛城》写的是一个中国顶级围棋手的故事，而因为我和吴清源的弟子芮乃伟是朋友，就对他们那帮人做了大量采访，还通过芮乃伟的先生江铸久的帮助和安排，采访到了吴清源的经纪人、日本围棋院的理事、日本《读卖新闻》的棋评人等专业人士。因为有了这么一块东西（作基础），我才会写出《大日坛城》。
像《道士下山》、《武士会》等也都是有纪实的底子。我也听说现在的年轻人看我的小说有个乐趣，就是去查证小说里的人物的历史原型，这种情况就跟北武侠或金庸古龙的小说大不一样。
书香：您以前也进行过一些类似先锋文学的尝试性创作，后来为什么会起念写武侠小说？
徐皓峰：其实现在文学界评价我，都觉得我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我的所有创作都是天然的、传统式的创作，不是效仿西方的文学概念写出来的，而是带有野史的性质。所谓野史就是把真实的历史事件，用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包装起来。
但后来我在西方的文学中也找到了跟我类似的写作手法，比如雨果的作品，是同时有知识体系和故事体系两个层面。像《巴黎圣母院》，本身是一个很夸张的故事，但与此同时有50%左右的内容都在描写巴黎底层社会的现实，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故事系统和知识系统并举的小说。美国文学的代表之作《白鲸》也是如此，里面大概40%写的是故事，另外60%可以算是航海的百科全书。这两部作品都是借助小说形式在写论文。
而我也是这样在写小说的，通过小说给出一个知识结构，后来这就慢慢成为我写作时一个固定的追求，其实也是我写小说的一个最大的乐趣。我的每本小说都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知识领域，会去看大量的书，对照大量的资料，自己理出一个头绪，所以我写小说比较慢。每写一部小说，就像是考一次博士生似的。
“硬派”武侠的代表人物
书香：《道士下山》被称作“硬派武侠接脉之作”，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徐皓峰：“硬派”不是准确的学术词汇，说我的武侠“硬”，那哪种武侠“软”？这没法说。
不过我想，可能因为《道士下山》里边涉及到了太极拳行拳的一些口诀，这些口诀在出版的太极拳拳谱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有些读者就会想，这些是不是传自于门内的秘笈？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在跟李仲轩的三年里，我所知道的知识和口诀非常多，就想以文学的方式把它传播出去，一方面有文学的可看性，在知识上也是新鲜的。另一方面，武侠小说一个吸引大众的点，就是作者会把一些拳谱秘诀放到故事之中。比如《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的“独孤九剑”的剑谱开篇，就是参考民国宋唯一的武当剑剑谱；而张三丰的太极拳抄的就是太极拳拳谱。但有一些就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半真半假的东西掺和在一起。而我的性质跟他们不一样，我书中的拳谱不是从已有的拳谱上摘抄下来，而是从李仲轩的口中说出来的，所以我写的武术秘诀有浓重的口传色彩，一些读者可能就觉得我书里的技术含量、可信度和真实度比别的武侠小说更高。可能就是这个“含金量”，让读者觉得我的武侠小说是“硬派”吧。
另一方面，真实的武林是金庸、古龙这批作家在写作之前首先就放弃的题材，所以他们写的武林人士往往不是练武的人，而可能是（具有）文艺青年的性格，日本浪人的性格，或是007的性格。而我的小说里，练武人的身份特征、人际关系、办事分寸，都是从真实的历史里面出来的，跟传奇的武侠小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种社会阶层性和人际关系的准确，可能也是一些读者觉得“硬”的原因，就是真实的多，人性化的少。
书香：您曾说过，把小说短篇化，才能把以前武侠小说里被压制的意境焕发出来，这种“意境”指的是什么？
徐皓峰：中国的文学最高明的地方就是留白，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都非常短，这是因为中国文学是以诗歌作为根本，诗歌都非常简洁，用很少的词让你感到很丰富的意境。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不太适合写长篇，写武侠小说时会涉及到人生里的一些险境、特殊的际遇，如果写短了就可以夸大，而非要写长的话，就会被故事情节中的主线、副线、事件演变的节奏等东西给掩盖过去了。所以长篇小说是对武侠小说的一种欺负。
除了写作，徐皓峰在拍摄电影上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与其他导演不同的是，徐皓峰的电影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语言毕竟与小说不同，电影剧本往往不能照搬小说，需要对剧本的布局、情节、人物性格进行大的调整，所以改编后的电影常常出乎观众意料，这也成为最吸引观众的特色之一。徐皓峰说，如果自己的电影能够一部部拍下去，同时关注其小说和电影的人，就会看出其中明显的不同，这将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
身兼作家、导演、大学教师的徐皓峰，也承认自己“身份多重，有点忙不过来”。在去年连续发表了三篇短篇武侠小说之后，他计划将小说创作暂缓，再次回到纪实文学的领域。下半年，徐皓峰投入到了记录一个武术世家三代人的故事的工作中，虽然和《逝去的武林》一样是记录真实事件，但写法上又有所不同，“《逝去的武林》是以一个讲述者的口吻在写，读起来感觉像一个老头在说话；而这部作品的三代人里面，上两代人我都见不着了，只能通过别人的转述来得出印象，所以是从客观角度去写。”期待他的新作品，为我们呈现更多真实的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