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阐释问题

内容摘要：相比之于旧体诗，新诗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和方法。但是对于新诗的阐释是强调它的时代背景还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抑或是用新的阐释方法去解读，本文将进行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诗歌 阐释 语言

从“五四”白话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发展到现在，在艺术主张上，越来越倾向于写自我，强调心理；在表现手法上，反铺陈，重暗示。诗人对现实的把握，也越来越摆脱具体生活事件、情景的羁绊，而上升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情感的与意象的概括。面对诗歌当中如此繁复的意象，如此多的隐喻和暗示以及强烈的个人化意识，我们曾经习惯性地用道德、民族、教育及社会意义，甚至政治标准来评论诗歌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诗歌也是一种误读。因为诗是一种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诗人的性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中国现当代诗歌进行阐释呢。本文将进行简要的分析。

在新诗刚开始起步不久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面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苦闷，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内心强烈地希望通过自己的情感表达唤起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忱，从而挽救民族危亡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诸如郭沫若般的狂热和带有强烈自我解放意识的诗在时代大背景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赢得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好评。

如郭沫若在《女神》中，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①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诗歌基调高昂，把天狗自喻，尽显自由、浪漫、豪情之风。这样的“我”个性张扬，对创造一个新世界充满了极端的自信。他希望这个“我”成为有强大力量的人，可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这个“我”是集合了全民族力量的一个“超人”。他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从而整首诗表现出了积极的、高亢的，充满英雄主义式的浪漫基调。这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被诗人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在这种想象似的力量的驱使下，作者在《女神》中，热情地叫喊，热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处处充满一种口号式的却又是让人鼓舞的诗句，这给当时苦闷的青年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此，这本诗集理所当然地顺应了时代潮流。其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在《女神》之后的《星空》、《瓶》郭沫若逐渐由“呐喊”转入“彷徨”，诗也逐渐转入含蓄风格，感情更为深沉，诗的技巧其实是更为圆熟了，但却这些诗歌却没有像《女神》引起极大的关注，诗歌在当时或许也是一种政治需要。

郭沫若等诗人的诗政治气息浓，它切合的是时代大的政治背景，但是真正的诗歌是要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跨区域跨时代，它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内心，依然能有很多值得我们解读和鉴赏的东西。所以抛开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回归到诗歌的本身进行解读。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那些表现宏观的生命本质。诸如危及人类生命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灾难、饥馑病疟、贫困失业、恐怖暴力和战争杀戮，以及人类时刻潜藏的危机。因为，“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通过词语并在词语中实现。”②诗人通过各种词语组成每一首诗，而这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独一的，它从诗人痛苦的裂隙中产生，当中的诗意只为诗人一人所表现。诗歌除了表现幸福、快乐和死亡的人生极端，还要表现犹豫不决、乐极生悲、悲恸欲绝、性心理、恶遭遇、癫狂、恫吓、惊悚、无奈、伤残、疾病的另一个极端和它的具体细节。

那么该如何进行阐述呢。如前所说，诗是诗人特殊性灵的体现，在对一首诗进行分析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有一个了解，这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诗人的写作目的或背景。但更多时候诗人的写作往往可能是一触即发的。思维活跃，灵感跳动，似乎无章可循。而且，有了对背景的了解，会影响、制约读者的阅读。在《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中，在谈到柏桦《琼斯敦》时洪子诚所提出了几个问题：“围绕这首诗的背景材料对我们的解读究竟起什么作用？它是否制约、甚至决定了我们对诗的理解的基本框架？没有这些材料，解读是否不可能？或将会产生另一种理解？”③事实上，在《琼斯敦》这首诗当中，似乎并没有对这个事件背景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它只是描述一种比较迷狂的状态，一种疯狂的激情。体现出诗人独特的“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所具有的综合作用。这首诗既有浪漫主义意义上的异乎寻常的激情，又有强调诗歌艺术现代感知的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柏桦在这样一首以革命、青春和宗教为表现内容的诗歌中，彻底跳出了当代传统政治抒情诗的案臼，而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以诗人审美的立场，将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悲剧这一重大事件作为一种挖掘诗意的独特语境，从而创造出一种视野广阔、诗意浓郁的时事诗。

诗歌是诗与思的对话。“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便是一种与诗的运思的对话。它既不是描绘一位诗人的世界观，也不是考察诗人的工作环境。首要地，对这首独一之诗的探讨绝不能取代对诗歌的倾听，甚至也不能指导对诗歌的倾听。”④因此，在对诗歌进行阐释之时，首要的一条是不能脱离诗人之诗和思，要用心灵去感受。在西方，本雅明用大量引文来阐释波德莱尔的诗歌，他旁征博引，通过浪荡游民、休闲逛街者以及现代主义的英雄这三个形象，不仅向读者展现出波德莱尔的诗，还向读者展现出诗人本身的形象。他注重的是整体把握诗及诗人本身，对诗歌当中语词的解释并不是特别地讲究。如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多次提到的一首诗――《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他抓住都市中的这个女人形象带给诗人的一种“惊颤”的如电光火石的感觉，一种生命体验：爱也被大都市所玷污，只是一闪而过的空心的爱。⑤诗就是一种体验，灵魂被触动的一刹那。

另外诗歌中的语言似乎也是重要的一环。“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⑥诗人运用语言既显示又遮蔽着但又把世界呈现出来。从这里，不难看出，语言对诗歌的重要性。所以，在对诗歌进行阐释时，应关注其中的重要的语词，比如具隐喻意义的意象等，通过解释这些语词，达到阐释整首诗歌并让读者透过这些阐释，看到隐藏在背后的诗人形象的目的。当然，中国汉朝的汉学讲究经典字词的训诂，宋明理学讲究对经典的自我阐释。如果这两种方法用在现当代诗歌的阐释中，是只对诗歌当中的经典字词用引文进行简单解释，讲究点到为止呢？还是除了对语词的解释，再加上些许个人的理解，或是再挖出语词下面的隐喻？这得根据诗歌的性质以及解读者自己的意识进行阐释。

当然任何方法都存在“两面性”，无论是本雅明式的用大量引文来描绘出诗的内涵和诗人形象（这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是着重对语词的理解的阐释方法。为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某一种解释方法，而是多种方法结合。比如在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需要深一步挖掘的地方就得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于简单的语词，点到即止，不用多加分析，甚至可以跳过，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而且，任何解读都仅仅是进入作品的意义空间的一条途径，也仅仅能提供阐释的一种可能。正如“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再完美的阐释，也总会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找到一种相对适合相对比较好的阐释方法来尽可能对诗歌进行阐释。对于现当代特别是当代诗歌，更强调个人性，注重经由自我心灵的审视、感悟、升华而达到精神超越的文本境界，我认为，在阐释的时候更要注意把握诗歌的本质与内在价值，把握本质的语言，达到倾听诗人的目的，这就是于现当代诗歌阐释相对较好的一种方法。

注释：

①郭沫若，《天狗》，选自龙泉明主编《中国新诗名作导读》，第1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②海德格尔 [德]：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54页。

③洪子诚 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

④海德格尔 [德]：《在通向语言的途中》，31页，21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修订译本）

⑤瓦尔特本雅明[德]：《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⑥海德格尔[德]：《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修订译本）

吕叶，云南省昭通市昭通师专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