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

“十”和今年“两会”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当今对经济结构的共识是过度依赖投资而内需不足。问题真是这样吗？从已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看的确如此，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总是一马当先，而高储蓄率也支持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持续。但如果把这些关键性指标系统地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错乱，解释了一对因果关系，却又引出别的逻辑矛盾。因此，笔者认为，缘于官方统计的偏失，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本文首先还原消费、投资的真实面貌，然后再对消费的前景做前瞻性的分析。

投资被高估，消费被低估

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也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笔者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发现自2004年起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背离现象，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的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1.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高估。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反映投资效率指标）看，1994年大约为1.955，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6.09，甚至在2011年达到了7.05的水平。也就是说，增加1元钱的GDP，原本只要1.955元的投资，现在则需7.05元投资。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虽然说土地购置成本的上升等价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虚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虚增嫌疑。

从投资过程的实物投入看，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都需要用到钢材和水泥，即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的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4-2011年螺纹钢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15.96%，但同期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平均增速为22.78%（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螺纹钢消费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越来越小。

如2010年螺纹钢消费量同比只增长13.12%，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20.89%，超过螺纹钢消费量增速7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了2011年，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再从新增吨钢产能所花费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剔除价格因素）来看，2004至2010年整体呈上行趋势。2004年至2006年，新增吨钢产能的投资花费为3300元/吨，而2007年至2010年上升至7000元/吨，由于2004年至2010年新建产能所购设备未有显著变化，这种台阶式跳升显然不能用设备换代或涨价来解释，反而是投资金额多报的可能性较大。

以上两个证据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可能。之所以出现高估的情况，无非有三个主要路径：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项目转包是目前非常常见的现象，每转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如果转包5次，或许实际发生的工程费要比计划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项目中存在虚报价格、从事关联交易的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还有些申报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至于在偷工减料方面，把钢筋拉长拉细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屡有所闻。

2011年7月审计署了2010年审计署绩效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由此，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被高估了3.5%，当然，被审计出来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2.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因为国家统计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是抽样调查数据，存在误差。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数测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必然也存在误差。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被低估的，因为从长期看，收入应该等于支出，假定一年内居民新增支出也大致等于新增收入，那么，就可以估算出该年份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若减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则就是低估的部分。

这里所指的支出，其含义是经济学上的消费加储蓄，即广义支出，包括年内新增的消费、新增居民储蓄、居民在股票、债券和基金及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费用的净支出，还有购房投资及房贷还本付息等方面的净投入，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根据这一方法，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约4.7万亿。

如今，笔者又发现了一个更便捷的估算方法。《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2006-2008这三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显示2006至2008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分别为12.9万亿、15.66万亿和18.24万亿。这是统计局以联合国1993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为模式确定的核算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其基本原理类似于会计中的“有借必有贷”的平衡计算法。这里所谓的“住户部门”，也包括一般居民之外的个体工商业者，这与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中的“居民”涵盖范围是一致的。

如果把2006-2008年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乘以城乡常住人口，则可以推算出2006-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分别为9.48万亿、11.32万亿和13.20万亿。与上述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相比，分别相差了3.42万亿、4.34万亿和5.04万亿。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要比原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高5.04万亿，也高于笔者之前的估算。

虽然国家统计局要到2013年才会公布2011年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但根据已经公布的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可以推算出201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为19.65万亿。由于2008-2011三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结果）累计涨幅为51%，可推算出2011年的实际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可能达到27.54万亿，即低估了7.89万亿（图4），相当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41.8%提升至58.6%，该比重或许可以化解长期被大家诟病的“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困惑。

3.消费被低估。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全社会消费能力被低估。统计年鉴中与消费有关的科目主要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支出法下居民消费支出。GDP支出法下的居民消费支出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综合生活消费水平，但有很多被低估的成分。我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尽量还原真实的居民消费支出。

根据我们的详细测算，居民实物消费被低估4%-10%（高端消费品被低估较多），服务性消费被低估18%-21%（主要存在于文化娱乐、居住和医疗等领域）。这样还能算出总的被低估的居民消费支出。修正后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与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进行对比，得出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大约被低估2%左右。从修正后消费和投资与GDP占比情况看，2004-2011年消费占比都明显高于投资占比。

我们假设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了10%，主要基于审计署绩效报告中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3.5%以及没有被审计出来的部分。我们将修正后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进行重新计算，并与统计局公布的修正前相应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到的结果令人信服。经过修正，我们发现消费对GDP的贡献被低估了，投资对GDP的贡献则相对被高估了， 2005、2006、2007、2008、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都超过了投资，09和10年出现投资贡献超过消费主要是因为4万亿计划的作用。

未来中国经济由消费主导

在上一节，我们综合各种消费被低估的因素和投资被高估的因素，则可以确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前几年就已经超过投资。未来情况将会如何呢？我们认为，考虑到劳动力价值重估、社会保障完善和金融改革等因素，中国经济将由消费主导。

1.劳动力价值重估。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从9.4亿下降到9.37亿，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意味着我们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消退期。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远低于官方统计数据，今后可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大约只有4000万-6000万（详见李迅雷《中国还有多少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

过去中国劳动力供应充分，劳动力价值低估，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今随着刘易斯拐点远去，人口红利逐步衰退，劳动力价值面临重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

劳动报酬占比上升的一大证据是民众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速。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而在2010年以后，随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继超过GDP增速。过去十年全国各地居民最低工资标准逐年增加，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过去5年也出现快速上升，在2012年年均工资已达到3万元。

2.社会保障逐步加强。中国消费的一个重要制约是人民生活缺乏保障，其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重要短板。过去几年，城镇养老保险以及农村合作医疗确实在稳步推进。

2012年底，全国企业月均退休金达到1721元，比2006年的818元增加了一倍多，而且温总理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企业退休金还将上涨10%，达到近1900元。农村合作医疗从2004年开始起步，到2011年参加人数达到8.32亿，当年支出1710亿，2012年前9月支出达到1717亿，每年增幅都在30%以上。

3.金融改革助推居民非工资性收入增长。“十”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一个重要的渠道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快，占城镇居民总收入比重不断提高，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缓慢，但是两者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只有2%左右。未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大力推进，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望出现快速的增长。

4.消费：从数量到质量。劳动力价值重估、社会保障完善和金融改革让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经济以消费主导的趋势是确定性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观察到了消费自身正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

中国过去的消费以数量增长为典型特征，过去10年的汽车销量从200万辆增长到2000万辆，年均增速近30%，未来数量增长空间有限，近两年乘用车增速已明显下滑。另一方面，2010年以后国人对SUV等高品质轿车青睐有加，其占比在3年内翻了3倍，同期上海车牌价也是频创新高，体现了消费升级的巨大需求。

在必需消费品方面，过去企业陷入价格战，导致质量问题频出，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同时也在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生产行为。以备受关注的奶粉为例，在国外品牌婴幼儿奶粉涨价的同时，国内原奶和奶粉价格也在大幅提升，意味着国内企业也可以通过质优价高来获利，走出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作者分别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