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出口买方信贷中的税收抵免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大力倡导企业要“走出去”。2007年12月初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要继续贯彻“走出去”战略。鉴于我国许多“走出去”的项目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对外支付能力相对有限，因此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背后需要银行的信贷支持。出口买方信贷就是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一项重要产品，它是指出口商银行向外国进口商或进口商的银行提供的，用于支持进口商以即期付款形式购买出口商产品或服务的一种中长期国际贷款。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我国出口买方信贷市场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但由于其涉外性质，该项业务经常会遇到利息预提税问题。将于2008年1月1日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对利息预提税的抵免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如果中资银行对这些规定缺乏了解，可能会导致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对利息预提税处理不当，从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活跃在中国出口买方信贷市场上的除了中资银行之外，还有外资银行，鉴于外资银行的经营模式及纳税方法有所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中资银行的税收抵免问题。

简况

在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贷款人和借款人往往处在不同的国家。根据国际税收中属地原则，借款国政府可对源自其境内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而根据属人原则，贷款国政府享有对在其境内注册的贷款银行获得的利息收入的征税权。为避免双重征税，我国同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双边协定。这些税收协定往往只对跨国税收做出原则性规定，具体的程序更多地体现在国内所得税法律中。如果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的借款人不愿意承担利息预提税或借款国没有此类税收优惠政策，通常只能由贷款人在借款人代缴后再向贷款国税务当局申请税收抵免。

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十一条，中资银行在越南境内取得的出口买方信贷利息收入，可以在中国纳税，也可以在越南纳税；如在越南纳税，越方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10%；政府或政府全资机构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由于我国国有银行大多已股改并上市，不能再享受免税待遇。而且在实际业务中，越南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越南方面的借款人往往会要求对贷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首先在越南境内由其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即贷款人收到的只是扣除预提税之后的利息收入，然后贷款人再根据中国的税法从年度应纳所得税中进行抵免。关于税收抵免问题，中越税收协定第二十三条规定，中资银行在越南境内缴纳的预提税可以在中国得到抵免，但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计算的税收数额。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按中国税法计算的抵免限额。如抵免限额不足以覆盖在越南缴纳的利息预提税，中资银行的实际利息收入将会减少。

新税法中关于抵免限额的规定

于2008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对抵免限额问题做出了全面规范。例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实施条例》则对抵免限额的具体计算方法做了说明。例如第七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公式中的减免税额和抵免税额，是指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国务院的税收优惠规定减征、免征和抵免的应纳税额。第七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称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第七十八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称抵免限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计算公式如下：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影响抵免限额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条例》关于抵免限额的公式中“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这一概念本身不够清晰，主要是没有明确该应纳税总额是否已减去了减免税额和抵免税额。从时间顺序上考虑，中资银行在计算抵免限额的时候，是无法知道抵免税额的。因此，在不考虑其他抵免税额的前提下，可以推断出此处的应纳税总额不应减去抵免税额。在此基础上，将应纳税额的公式代入抵免限额的公式后可以得出：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通过上述变形不难发现，抵免限额主要取决于（适用税率－减免税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这一系数，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抵免税率”。因目前适用税率已锁定为25%，故抵免税率的最大值为25%。这反映出我国税收抵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抵免税率不能超过现行所得税税率。

而又有那些因素决定减免税额与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的比值呢？《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第二十五条至第三十六条对各项税收优惠做出了详细规定。例如，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投资国债的利息收入免税。中资银行往往对国债投资较多，应该重点关注这一条。除了减免税额这一因素外，中资银行在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还应考虑是否在借款人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常设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是否参与该笔了出口买方信贷。对于这种情况，双边税收协定中另有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析是以“抵免限额公式中的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与减免税额无关，则抵免税率等于适用税率。如果这么理解符合税务当局制定新税法的初衷，则抵免限额公式可以直接简化为抵免限额=适用税率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章对各种扣除做出了详细规定，例如合理的支出、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等等。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就这一笔利息收入是无法计算出各项扣除的。

抵免不足的替代措施及对银行的影响

因每家中资银行的经营状况不同，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计算出抵免税率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家银行，因不同年度可能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每年计算得出的抵免税率也会有所不同。此外，出口买方信贷项目所在国别不同，该国适用的利息预提税税率也会不同。例如，我国与巴西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约定，巴西政府征收的利息预提税不高于15%。这一税率就高于越南的10%。而且，从对越南例子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单笔利息收入未必等于应纳税所得。受上述因素影响，中资银行在境外缴纳的利息预提税未必能够得到新税法认可的全额抵免。如果抵免限额不足以覆盖境外的利息预提税，中资银行将蒙受一定的利息损失。关于这一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给出了补救措施。例如，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实施条例》第七十九条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所称五个年度，是指从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经在中国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的次年起连续五个纳税年度。”

如上所述，如果中资银行当年的抵免限额不足以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利息预提税，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但这种做法对中资银行而言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由于抵免税率的变化，第二年的抵免限额未必高过前一年度，而如果出口买方信贷项目处在提款期，其每年的利息支付将呈上升趋势，在境外缴纳的利息预提税也会成上升趋势。此外，税收抵免的做法对中资银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成本上升。因为即使中资银行能够全额抵免，由于抵免的时间相对于缴纳利息预提税的时间总有几个月的迟延，中资银行也会损失这几个月之内的已付预提税的时间价值。而如果需要在后续年度陆续抵免，由此损失的时间价值也会更多。

相关对策

随着我国大多数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在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中已经不能再享受双边税收协定中的免税待遇。如何避免双重征税、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对计算抵免限额等问题做出了相对全面的规定，但抵免限额公式中的有关概念不够清晰，计算方法也略显复杂，可操作性不强。由于抵免税率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中资银行未必能全额抵免。

为避免增加利息预提税所产生的税务成本或利息成本，中资银行在具体办理出口买方信贷业务的过程中，应当首先了解两国之间是否有税收协定及预提税税率。如果在谈判过程中，确实难以将利息预提税转嫁给借款人承担，则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预估一下本年度的抵免税率，以避免实际操作时出现偏差而蒙受额外损失。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如果确实需要抵免，中资银行应将此类抵免成本事先纳入贷款报价一并考虑，以确保贷款的预期收益能够全部实现。

从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建议税务当局对抵免限额的计算公式给出更为详细的解释，适当简化抵免限额的计算方法，甚至在目前这个阶段可以规定在国外利息预提税税率低于25%的前提下实现全额抵免，以支持中资银行办理出口买方信贷业务，从而有助于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