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和具有文化意义差异性的语言翻译

摘 要：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关键之处在于译者要实现译文读者对译文中所有的语言信息和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语境信息达到最佳关联，以使译文读者能最好地理解原文作者所传达的意义。在语言的具体翻译上，根据不同的情况主要有两种策略：归化和异化。

关键词： 关联理论 文化意义差异 翻译 归化 异化

近年来，语用学的众多理论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上，如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等。本文将结合语用学中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分析翻译的本质和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然后结合Gutt的《关联与翻译：认知与语境》分析对英汉两种语言间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翻译时所做的策略选择。

一、关联理论

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和关联原则。关联理论描述了话语本身和语境的关联性，核心是关联原则。他们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话语的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具体来说，关联理论把话语的理解看作是一种包含“示意”（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两方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示意―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何兆熊，2003：433）。所谓“示意”，是指说话人把信息意图展示出来这一过程，而所谓“推理”，则指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示意行为，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而获取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一过程。

演绎推理的重要依据就是获取信息和语境的最佳关联（何自然，1997：139）。说话人的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因为双方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达成“互明”（mutually manifest），达成了“互明”就能获取“最佳语境效果”，在信息和语境之间找到“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

关联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原则”认为“人类的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 & Wilson，1986：30），即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maximal relevance）相吻合。而“交际原则”则认为，每一个示意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其关联的程度取决于话语所具有的语境效果和处理话语时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何自然所说，“最佳的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思辨、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联系就越清楚；话语内在的关联性越清楚，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何自然，1997：139）。

二、关联理论和翻译

Gutt首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因此翻译也是一种示意―推理性质的交际行为，不同之处仅在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示意―推理行为。更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含两个示意―推理过程，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

在第一个示意―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在第二个示意―推理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使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凸现了出来。译者从一个“没有发言权、身份低微的语言复制者”变成一个交际活动中“直面译语读者进行交流的交际者”（Gutt，1991：199）。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对趣闻逸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 & Wilson，1986：142）。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语言信息和文化语境的最佳关联。关联理论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任何人的话语都有明示（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个意义，语言交际双方不但要了解对方的明示，更要互明对方的暗含，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但是，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人一般不会说出有关意图的所有信息，对于那些交际双方都能不言自明的信息成分往往隐去而不予明说，这就构成了语义暗含。因此，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会造成“文化缺损”（cultural default），从而产生译文读者的理解困难。因此，译文能否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成为翻译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译者应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正确的假设，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对导致“文化缺损”的原文明示信息推敲其暗含，以消除歧义，并将自己从原文中建构的心理认知图式选用恰当的译文形式准确转达给译文读者，在译文中营造译文读者所需的语境效果，与读者达成最大程度的认知互明，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译文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顾韵，2006：68）。

三、三种文化差异

1.文化差异在词语联想意义上的表现

源于不同的文化源头致使包含在语言词汇中的意义不同。不同文化会赋予同一种对象的不同联想意义。例如，“龙”（dragon）这种动物在英语和汉语中所引起的联想就不相同（何善芬，2002：164）。

在英语中，dragon的意思：1）凶猛的人；严厉警惕的守护人；2）专制的力量；罪恶势力；3）撒旦，魔鬼。如the old dragon（魔鬼），dragonish（凶暴的），dragonnade（使用军队迫害）等。

在汉语中，“龙”的意思：1）人君；2）才俊之士；3）饰以龙形的；4）高大的马，骏马。如“龙腾虎跃”、“龙争虎斗”、“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

可见，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及其指称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

2.文化差异在习语上的表现

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使其语言中的大量习语并不能在意义上一一对应，尤其是在语境的联想上差异较大。例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他的认知语境中也许就不存在“Rome”这一概念。在翻译时，考虑到译文的受众，在中文表达时就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又例如中文里有“壮得像头牛”和“犟得像头牛”的表达，但是英文对“壮”和“犟”这种性格特质的联想明显是其它动物，在英语里有“as strong as a horse”和“as stubborn as a mule”。如果在翻译时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就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

3.文化差异在文学色彩上的表现

在翻译中，涉及文学典故时，文化差异性是最大的，也是译者最应小心处理的地方。翻译中，在尽量保存原作风貌的前提下，掌握好灵活度，既不过死也不过活，即追求所谓动态对等；熟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并能尽量完成“搭桥”任务，使译文读者得到大致相等的反应。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黛玉葬花不成？”因而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If so，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Hsi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Tung Shih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杨宪益译《红楼梦》第34回）

显然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很少会包含中国的历史典故“东施效颦”的。因此不可直接简单地把人名音译。杨先生为了在译文中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先将“东施”和“西施”音译再增译，既传神又达意，有效地消除了理解障碍，与译文读者达成了认知环境中的互明，使他们很好地理解“东施效颦”这一充满民族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四、对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策略

Gutt（2001：132）认为化“暗含”为“明示”的方法有两种，即“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和“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前者注重保持“认知效果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后者注重保持“语言特征的相似性”（depend on resemblance in linguistic properties）。这也就是翻译界常说的顺应译语文体规约的归化性处理，以及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

1.归化处理

要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并找到最佳关联，最常用的就是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性处理手法。在这一过程中，原文的异域色彩大多尽数丧失，而着重保留原文实质性信息，以消除理解障碍，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应对源语与译语间的这种共知环境的差异有清楚的了解并恰当地加以利用，明了哪些隐于明示之后的暗含需要明示，哪些不必重复，并能知道如何找到译文与读者的最佳关联。如：

多年以后，我给我的孩子又讲这只猴子的故事，讲到他被救了之后，保护师父历经艰险去西天取经。……孩子说，他干吗要跟着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笨师父去取一本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破经呢？他应该再大闹天宫。

Many years later，I started to amuse my kid with the same story of the monkey.After he was saved，he underwent the formidable ordeals while protecting his master and performing his duty...He asked，“What’s the point of accompanying a good-for-nothing master on his trip to get those worthless scriptures?He should have rebelled again.”

上例中“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的表达十分生动，在于激活汉语读者的心理认知图式，与话语产生相关联想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但因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这一类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在译文中如果加上这些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导致原文没有的含义，所以译文中省去了原文形象“去西天取经”和“大闹天宫”，而只用简单的“performing his duty”和“rebel”表达了汉语的语境效果，充分顾及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文化心理。

其实，在翻译英文谚语过程中，这种用汉语读者所熟知的形象或意境替换原谚语中的形象或意境比比皆是。例如，The shepherd would rather lose the wool than the sheep.（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因为给读者提供了太多的新信息，从而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

2.异化处理

除归化性处理之外，在译文处理过程中，还有一种是保留原文特色的注释性异化处理。我们可以通过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形象表达，也就是Gutt所说的“直接翻译的阐释法”（the interpretation of a direct translation）（1991：187）。阐释法能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的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s）。但注释会打断译文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增加过多的处理努力。较好的办法是在该形象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说明该形象的一般性词语，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又不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最佳语境效果，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该形象，有效实现译文功能。例如：

中国传统年画如今已成为中外人士的热门收藏品。人们通常在新年即将到来的五天前把木刻年画贴在自家的窗户或大门上以祈福新年。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s――always a popular folk art in rural areas――have now become a hot collector’s item for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The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are usually put up on windows or walls five days before the New Year’s Day to express good wishes for the coming year.

中国传统年画的寓意，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但外国人却无法将其字面明示信息和中国的过年文化联系在一起。译文的阐释性直译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读者产生了像中国人一样的联想，实现了原作者意欲表达的意图。尽管行文多少有些累赘，但读起来异域色彩浓郁，不会使读者生厌。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联理论对翻译的实质具有一定的解释性，同时对与具有文化差异性的语言的翻译的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领会原文作者的意图，认识到原文和译文语言在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正确判断译文读者对原文文化的认识程度，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为译文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以达到最佳的跨文化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Gutt，Ernest-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1/2004.

［2］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86/2001.

［3］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顾韵.从关联理论解读翻译策略［J］.大连大学学报，2006，（3）.

［5］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何兆熊.语用学文献选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7］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8］何自然，冉永平.语用认知关联理论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