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商业银行 关联交易 规范管理

关联交易是指商业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相互转移资源、服务或义务等事项的交易。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关系到商业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存款人等多方利益。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股份改制上市及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关联交易风险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金融机构不断暴露了重大关联交易违规事件，导致机构财务损失数量惊人，声誉严重受损，甚至银行业金融机构倒闭乃至发生金融危机。针对日趋严峻的形势，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加大了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风险监管力度，特别是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进行监管事关国家的金融安全。因此，商业银行按照监管要求，控制关联交易风险，必须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切实维护商业银行利益，保障金融安全。

一、商业银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的重要意义

1.管理关联交易风险的重要性。随着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接纳民营资本，商业银行股权呈现多元化状态，关联交易行为逐渐增多，影响商业银行利益乃至金融安全的风险客观上有所加剧。由于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为关联方实施关联交易行为、转移风险、进行套利提供了空间。因为，商业银行开展跨行业经营，除了蕴含银行业自身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外，还可能滋生一些新的风险，如关联交易风险、信息披露风险和利益冲突等。因此，商业银行要高度重视关联交易风险，认识到做好关联交易工作的重要性，通过规范和加强关联交易管理，防范各类关联交易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减少风险和损失。

2.维护关联交易权益的重要性。由于商业银行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致使商业银行可能丧失商业判断能力，交易条件不公允，关联交易成为相互利益输送的工具，容易形成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比如有些股东贷款金额远远超过出资额，大量套取银行信用，等于变相抽逃资本金；有些商业银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职位所带来的便利，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形成了巨大的信用风险，严重影响了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损害了商业银行、股东和存款人利益，并有可能造成风险传导，危害金融安全。因此，商业银行应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发挥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独立监督的作用，遏制关联交易的负面作用，维护商业银行和股东整体权益，保障金融安全。

3.体现关联交易价值的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日益成熟，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制成为行业监管和市场监管的重要方面，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制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持商业银行在市场交易中的“独立判断能力”，防止商业银行因被关联方施加控制或者影响，做出损害银行利益的决策，从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二、商业银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面临的问题

1.关联交易风险意识有待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是随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对关联交易管理不了解，风险意识淡薄的问题。一是掌握关联方不及时、不全面，相关法规对关联方的定义较为宽泛，操作性不强，关联方信息的收集难度较大，特别是关联法人的关联子公司状况和关联自然人的情况等，难以做到及时、完整、真实，从而给全面反映关联度状况带来难度。二是相关法规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审批流程没有统一规定，往往造成关联交易管理流于形式，依赖人为的主观判断，管理流程不规范，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对关联交易风险的控制力薄弱。三是容易形成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有些股东贷款金额远远超过出资额，大量套取银行信用，变相抽逃资本金；有些商业银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职位所带来的便利，与商业银行的关联方进行违规关联交易，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形成了巨大的信用风险，严重影响了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

2.关联交易界定范围有待完善。由于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对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参与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的界定不明确，商业银行对此的界定差异较大。虽然监管机构对关联交易特别是关联方范围的界定应当以既满足监管要求又与商业银行实际相结合为原则。但从关联交易管理成本和风险匹配性角度来看，商业银行应当界定关联方的范围，将工作重点放到风险较大的关联法人形成的关联交易上。又由于监管机构的相关法规对关联方定义较为宽泛，操作性不强，商业银行关联方信息的收集难度较大，特别是关联法人的关联子公司状况和关联自然人的情况，难以做到及时、完整、真实，从而给全面反映关联度状况带来难度。

3.关联交易管理手段有待优化。商业银行根据监管要求，已经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成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对关联交易业务的控制和管理。各商业银行均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基本能够满足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关联交易管理的具体工作往往依赖经营层，对关联关系、关联信息的掌握，对关联交易业务审查标准缺乏，往往局限于对关联客户的信用风险评估，与经营层审查角度重叠，没有突出对关联交易风险的审视和判断，缺乏对关联交易管理的科学性。商业银行对关联交易管理信息披露的自觉性、全面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关联方范围、关联交易类型界定、信息统计、信息披露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细化，相关配套制度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

三、商业银行规范关联交易管理的主要对策

1.重视关联交易管理控制。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关联交易风险意识，充分认识到关联交易管理关乎重大，关联交易违规无小事，通过采取多种管理举措，使商业银行各级经营管理人员意识到关联交易管理不当可能带来的危害，认识到在关联交易管理上如果出现错误如错报、漏报、未按上市规则和监管要求备案、公告、通函、批准、披露等，市场不会给你改正的机会，则会遭到监管部门严厉谴责或更严重的处罚后果，将给商业银行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关联交易作为一项全新的工作，商业银行应提高对关联交易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强化关联交易风险意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开展关联交易管理工作。

2.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明确分类管理原则，将关联交易管理贯穿到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强化相关制度的实施力度，注重风险控制的效果。在认真执行外部监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结合实际，从关联方识别、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检查和关联交易业务申报违规情况问责等一系列方面狠抓制度建设，从组织架构、部门职责、工作流程、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关联交易分类管理原则，将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纳入相关业务管理办法，将关联交易管理落到实处。完善商业银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要完整、真实地向公众披露，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健全关联交易业务向监管机构报备制度，加强对关联交易业务的监管检查，实现关联交易规制目的，防范关联交易风险。

3.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技术。商业银行应通过在现有关联交易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关联交易工作科技水平，采用技术手段提升关联交易管理能力，保障关联法人和关联交易申报质量，监控异地交易，杜绝错报、漏报问题的发生，实现关联方与关联交易管理的自动化、系统化和智能化管理。在关联方管理方面，实现关联方信息填报、自动筛查、实时动态纠错以及对关联方按不同监管规定进行分类、审核、查询等功能。在关联交易管理方面，实现系统动态跟踪发生的各项业务，通过采集业务系统数据，甄别关联交易，对关联交易进行分类统计，实现对关联交易风险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控制，确保关商业银行联交易管理符合监管要求，有效防控关联交易风险。

参考文献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关联交易；合同效力；内部交易；监管豁免

JEL分类号：K22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045-06

关联交易利弊兼具的二重性导致对其立法和监管相对复杂，简单化的禁止虽一度存在过，但很快即被取消。从法律效力上讲，现有合同法效力规则能否恰当地适用于关联交易合同，在理论上已经有所争论。从对金融领域关联交易的监管来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均存在关联交易方面的监管要求。目前，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频繁发生，从理论和制度层面深入探讨关联交易的法律和监管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一、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合同效力规则

我国直接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主要法律是《公司法》，但规范内容限于界定关联关系、规范关联人行为和确定表决机制，并未提及关联交易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则“无法有效适用关联交易合同”，而《公司法》关于关联交易合同效力规则的缺失亦是其“最大缺陷之一”，因此应当建立新的规则以明确关联交易合同的效力状态。本文认为，关联交易作为合同的一种情形虽有其自身特征，但仍应认可《合同法》现有效力规则对关联交易合同的适用性。下文就此略作展开。

按照《合同法》第二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概括而言，关联交易既然是以合同形式实现的，其适用《合同法》也就是题中之义。而从另一方面看，对关联交易实施监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强化交易双方的自主性，以便使其在形式和实质两方面符合一般合同的要件，现有监管规则中常见的“市场价格原则”(要求关联交易依照市场价格进行)便反映了这一导向。前美联储主席保罗?A?沃尔克曾指出，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则“最大的意义在于保护银行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出于自身利益在对外交易时进行‘独立判断的能力’”。很明显，这种努力旨在保障关联交易不偏离作为普通合同的轨道，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合同法》对于关联交易的适用性。因此，如果在《合同法》之外寻求关联交易的特殊效力规则，与对关联交易监督管理的目标并不相符。

通常，不承认关联交易适用合同效力规则的观点是从对关联交易的片面理解出发的，例如，其分析往往自我限定为“典型的关联交易”、“不公平关联交易”这一范围，而非全部关联交易。事实上，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及规章，关联交易即指交易双方构成关联方并且进行了交易(交易范围一般极少有限制)。不同制度口径下的关联方范围不同，在一些情况下，一方控制其关联方进行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反过来看，《合同法》所列各项合同无效、可撤销(或可变更)的情形在关联交易中亦可能出现。例如，持有上市商业银行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如果出于欺诈(而非控制)从该商业银行骗贷或者向其出售不良资产等。则依据上交所现行规则，这种交易显然构成关联交易，但没有理由制止法院依据该上市银行的申请而撤销上述合同。再如，《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而《证券法》第130条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假使证券公司为作为其关联方的股东提供了融资或者担保，则相应合同也当属于无效。现有金融监管机构关于关联交易的强制性规定若无法律、行政法规层面的依据，则按照《合同法》，自不应影响到合同的效力。此外，其他的合同效力规则同样可在符合有关规定时适用。因此从整体上看，针对关联交易合同效力问题，似无必要重新建立规则。

二、对我国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立法及监管制度的检视

在我国，专门规范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立法分三个层次：一是普遍适用于各类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则，如《公司法》、《证券法》相关规定；二是商业银行专门立法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则，如《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三是银行业监管机构关于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规则。此外，证监会及交易所针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则，对上市商业银行同样适用。

(一)商业银行关联方(或关联关系)的范围

我国《证券法》虽提及“关联人”概念，但未作出界定。《公司法》和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对关联方或关联关系所作规定的详尽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据《公司法》，“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管理办法》则直接将商业银行的关联方分为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关联法人)两大类，前者包括(1)内部人(包括商业银行的董事、总行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商业银行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2)主要自然人股东(指持有或控制商业银行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自然人股东)；(3)前两项主体的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4)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关键管理人员；(5)对商业银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后者则包括主要非自然人股东；与商业银行同受某一企业直接、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其他可直接、间接、共同控制商业银行或可对商业银行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管理办法》对《公司法》关于关联关系的规定有所改进，但相关规定仍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关联关系与内部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与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定类似，《管理办法》所谓的关联关系并不包括商业银行与其控股(或控制)的子机构之间的关系，根据2008年《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下称《并表指引》)，此种关系下的交易属于“内部交易”。本文认为，是否将商业银行的内部交易剔除出关联交易范围，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均未形成统一规则。一方面，《公司法》中的“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并未排除集团内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国家及地区也多有将内部关系纳入关联关系的成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23条就明确将“银行的子公司”视为关联机构。我

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369条之一明确将“相互间”“有控制与从属关系之公司”界定为关系企业。根据欧盟2001年的《对金融企业集团中的信用机构、保险业及证券公司之补充性监管指令及修订其他相关指令之建议案》，其对所谓集团内部交易(intra-grouptransaction)的关注点也主要是交易对被监管机构或集团整体利益的不利影响、交易导致的传染性风险以及利益冲突问题，，除传染性风险一项外，其余与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范管理的理念没有明显差别。从国内看，《并表指引》中一些针对“内部交易”的规则――如授信、担保条件不得优于独立第三方、资产转让应当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等――与关联交易规则也大致相当。鉴于并表监管的直接目的并非保障交易主体的独立性或交易公允性问题，而在于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因此，将内部关系排除出关联关系之外并全部纳入并表管理体系，似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第二，对某些关联关系涉及的概念界定不清。例如，“内部人”包括“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关联自然人包括商业银行关联法人的“关键管理人员”。其中，“高级管理人员”概念在《公司法》中是针对法人本身的法定概念，至于“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没有直接依据，而关联法人的“关键管理人员”，亦缺乏明确的界定。

(二)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管理

立法及监管规定针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规则有两种：普遍适用的规则和分类适用的规则。前者(如表决回避制度)适用于商业银行所有的关联交易，而后者在对关联交易分类的基础上个别适用。关联交易有多种分类方法，如分为：授信关联交易和非授信关联交易；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禁止类、限制类和豁免类关联交易等。

1、授信关联交易和非授信关联交易。

根据《管理办法》，授信从业务类别上看涵盖贷款、贷款承诺、承兑、贴现、证券回购、贸易融资、保理、信用证、保函、透支、拆借、担保等表内外业务。非授信业务则包括资产转移、提供服务以及银监会规定的其他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管理集中于授信关联交易，对非授信关联交易则未作特别规定。就授信关联交易而言，现有规则集中在两个方面：(1)贷款、担保管理。根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联方发放无担保贷款，也不得接受自身股权作为质押提供授信。此外，商业银行亦不得为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2)授信余额管理。《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对单个关联方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自身资本净额的10％，对全部关联方授信余额不超过50％。此外，商业银行对单个关联法人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总额不超过自身资本净额的15％。

对关联交易作授信和非授信的区分是国际上被较多采用的管理方式。美国《联邦储备法》第23条A款将关联交易分为银行对关联企业的授信行为和银行向关联机构购买资产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4条、第45条也分别规定了授信或非授信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区分授信与非授信交易、并将授信作为管理重点，体现了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监管开始精细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授信余额管理规定有待改进。例如，《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该规定适用于关联法人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关联自然人的适用性尚嫌不足。台湾地区“立法”规定，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对同一自然人之担保授信总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净额的2％。鉴于自然人承担责任能力有限，将来若进一步进行相关立法似宜借鉴该规定，对关联自然人的授信限额作较小比例限定。其次，授信关联交易的范围尚有拓宽余地。美国立法将银行向非关联方提供贷款时接受关联公司的股票作为担保列入授信关联交易，比《管理办法》的规定更进一步。就股票担保权利的实现而言，从自身的资金流动性及风险敞口角度看，接受关联公司的股票与直接向关联方提供授信效果相似，因此将其比照授信关联交易的做法值得借鉴。第三，非授信关联交易管理有待加强。《管理办法》对非授信关联交易除列举其类型外，无特别监管要求。从立法角度看，这种规定忽视了非授信关联交易所可能产生的利益或责任的转移。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禁止一些类别的非授信关联交易，而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更是对此种关联交易设定特别表决制度，并同样进行余额管理。虽然《管理办法》有对重大关联交易的特别表决制度，但仅对金额较大的关联交易风险予以特别关注，不足以覆盖某些交易类型的特殊风险。例如，现有监管规则对商业银行购买其关联方所承销证券的行为未作有效规制，这就可能因关联方的承销压力或出于短期利益考虑，由商业银行承担相关证券的风险。而从法律上讲，此种交易虽由关联方所促成，但承销方并不属于交易关系之主体，即不受关联交易相关要求的限制，因此可能蕴藏着极大的风险。总之。作为监管上的改进，特定非授信关联交易类型将面临新的管理要求。

2、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

区分一般和重大关联交易并对后者施以更为严格的管理，体现了一种有重点地监管的意识。《管理办法》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商业银行与单一关联方单笔交易金额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1％，或者该笔交易发生后商业银行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5％。未满足该条件即为一般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重大关联交易的特殊管理有三点：一是交易批准要求，重大关联交易一概须提交董事会批准(未设立董事会的，提交经营决策机构批准)：二是及时报告要求，重大关联交易须在批准后十日内报告监事会和银监会；三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要求，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上述特别管理要求对保证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有积极意义，但也须看到现有制度的局限。从宏观上看，一般和重大关联交易的区分仅以交易金额为依据，所体现的管理思路比较粗放，一方面划定界限的随意性过大，对风险的估计容易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亦不能从交易性质上辨别交易的“重大”程度。从具体层面看，如果商业银行被全资或绝对控股。则当交易发生在该银行与其控股股东之间并偏向于后者利益时，董事会批准制度料将流于形式。此外，判断重大关联交易的“累计交易余额标准”值得进一步商榷。原因在于，如果“交易余额”包括已经完成的交易金额，则理论上交易余额可以无限累积，但从规定的文义来看，只有导致突破相关界限的那一笔关联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而如果“交易余额”不包括已经完成的交易金额，则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完成多次小额交易的方式规避对重大关联交易的特别监管要求。从而导致监管目的落空。因此，对重大关联交易的管理尚须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三、对国内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监管权力架构的检视

从监管权力架构角度看，国内目前有三套各成体系的监管制度分别从三个角度规范关联交易：商业银

行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对于一家已经上市的、控股或者参股保险公司的商业银行来讲，这三种关联交易监管制度将可能同时适用。整体上看，三项关联交易制度以及相应的监管权力架构尚有进一步协调及完善的必要。

(一)上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监管规则

审议程序上的要求是关联关系管理的一个重点，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保障交易的公允性。对于上市商业银行来讲，同一笔关联交易须同时满足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两种关联交易所适用的审议程序要求。现有立法及相关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要求主要有三点：第一，《公司法》第125条规定：如果董事会决议事项涉及的企业与上市公司有关联关系。则当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下称《指引》)，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3000万元以上(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交易标的类别相关且十二个月内连续累计计算)，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指引》称之为“重大关联交易”)，应当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要求则是，重大关联交易须提交董事会审批，且须在批准后十日内报告监事会和银监会。对于上市商业银行来讲。上述规则的同时适用，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首先，两套规则中都有“重大关联交易”的概念，但具体内容却并不相同，容易造成混淆。其次，对于某些关联交易，如果董事会批准而股东大会未批准，则仅向监事会和银监会报告董事会表决结果的必要性值得质疑。再次，《指引》第28条规定“上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披露、履行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年度报告中发表意见”，但是《管理办法》则要求重大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批后方报告监事会。两项规则并不一致，需要作进一步协调。

此外，《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都针对关联人担保作了特别规定。《管理办法》主要从业务上规范关联人担保，而《上市规则》的着眼点在于审议程序，具体要求上市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一律须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对于上市商业银行来讲，后一规定的适用将大大增加运营成本。原因在于担保类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日常业务领域，在关联方众多的情况下，这一要求将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业务开展。事实上，商业银行对关联方的担保业务很大一部分仅仅是关联方出于一种交易规则需求。并且提供足额的反担保。《上市规则》要求其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议程序缺乏足够的理由。《管理办法》也仅仅是原则禁止商业银行为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因此，《上市规则》应当适当处理关联交易监管和上市商业银行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妥善处理与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权之间的分工，使商业银行豁免于上述担保规则。

(二)商业银行集团关联交易(内部交易)的监管规则

目前，商业银行全资持有或控股保险公司已经较为普遍，商业银行亦开始销售旗下保险公司产品，这一现象导致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内部交易管理、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可能同时适用于商业银行集团。并产生一些问题。

保监会对关联人的界定、对关联交易的管理与银监会的规定有很大不同。首先，关联方的范围界定不同。保监会2005年《关于“关联交易”范围界定的复函》明确指出，“母、子公司间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从而将保险公司与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纳入管理，2007年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亦将“保险公司直接、间接、共同控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及其董事长、总经理”纳入保险公司的关联方；银监会《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关联方的规定则并不包括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次，关联交易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重大关联交易须经内部审议，并不需要监管部门批准；但依据《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下称《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含合资保险公司)从事关联交易须经保监会批准。

在商业银行与外国保险公司合资经营且由商业银行“控制”保险公司的情形，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易既受到银监会“内部交易”规则管理，也受到保监会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的管理。应当说，在商业银行全资或控股情况下，保险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很容易流于形式，而保监会的审批要求客观上克服了这一弊端。但是，由此产生的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的监管冲突。《管理条例》要求外资保险公司与其关联企业进行交易须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其中便包括其与控股母银行之间的交易；而根据《并表指引》，银行业监管机构对母银行与附属机构之间的内部交易进行监管，包括分析银行集团内部应收账款往来、评估对资产负债、收益等的影响以及评价内部收费业务价格等。这样一来，理论上经过保监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有可能遭到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质疑。二是重复监管将增加商业银行集团的合规成本。在双重监管之下，商业银行集团需要按照不同监管机构分别由相关主体报送材料，并实行两套不完全一致的信息披露制度，这将不合理地增加商业银行集团的整体运营成本。这也是分业监管体制弊端的一个体现。

四、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监管豁免制度的展望

为保证对关联交易实施适度监管，除了设定禁止、限制性规定外，赋予某些关联交易监管豁免权亦属必要。《指引》设专章所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豁免制度，可以分为绝对豁免和相对豁免两种。绝对豁免是指上市公司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使用的豁免制度，如一方以现金认购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其他衍生品种，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相对豁免是指上市公司某些关联交易可以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但须获得证券交易所的批准。例如，因一方参与面向不特定对象进行的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活动所导致的关联交易，或者一方与另一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为国家规定的，可以向交易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但从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专门性规定看，我国尚未设立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豁免制度。《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为关联方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但关联方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这一规定属于禁止规定的例外条款。不属于关联交易监管豁免的范畴。

美国《联邦储备法》第23条规定了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豁免制度。根据规定，以下关联交易属于监管豁免之列：(1)关联银行之间的交易(购买不良资产除外)，其中“关联银行”仅指交易所涉及两个银行80％以上有投票权股票被同一公司掌握；(2)关联企业按法定程序向银行存款；(3)银行向得到国家信用担保

的关联企业“授信”；(4)通过公开投标购买关联企业已经由市场确定了价值的资产；(5)银行购回其过去通过回购协议卖给关联机构的资产，但该资产已变成不良资产的除外；(6)在银行收购中，联邦主管机关可以根据银行收购法律批准存款机构之间的资产交易。此外，根据立法，美联储有权批准某个银行的特定关联交易构成第23条规定的监管豁免情形。从上述规定来看，设定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监管豁免范围，主要依据是当事人滥用关联关系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较小。例如，关联银行之间除购买不良资产外，很难在业务上形成利益输送，也难以进行监管套利，因此不必将其纳入关联交易管理。此外，关联企业向银行存款、向得到国家信用担保关联企业的授信等也属同一情况。

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实际情况来看，建立监管豁免制度也有一定的必要性。例如，下述相关业务导致滥用关联关系的可能性极小：第一，关联企业存款。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吸收境内外关联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经常发生，该业务基本不存在发生不当关联交易的可能。第二，如果国家信用介入担保关联交易，则此种担保能够有效阻断不当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第三，以投标等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的关联交易，其价格确定方式亦可以有效阻断不当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第四，商业银行回购交易项下的购回。回购交易的特殊之处在于形式上存在以特定标的(如债券、信贷资产等)为媒介的两次交易，一是通过回购项下卖出(或质押)相应资产以融资的交易，二是在回购项下购回(或解除质押)相应资产并偿还融资的交易。由于后一项交易的性质只是整个回购交易的一个履行环节，因此只须将第一环节的交易纳入关联交易管理即可。就此而言，美国立法将银行购回其过去通过回购协议卖给关联机构的资产列入监管豁免，具有合理性。此外，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借鉴《指引》规定，允许商业银行就特定关联交易申请豁免监管要求，以合理减轻商业银行的合规负担。例如，在统一授信额度下的同业拆借、拆放业务、以公开市场价格进行的常规型交易等。随着商业银行综合化进程的推进。金融交易的类别可能逐渐增多，因此需对关联交易豁免制度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五、结语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3）03-000-01

摘要 众所周知，我国上市公司改制过程非常特殊，上市公司中的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因而，上市公司从一出世就与集团公司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量的关联交易。本文重点探讨对关联交易的监督及应对。

关键词 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 监管 对策

一、关联交易涵义及特点

（一）关联交易的涵义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在关联人的认定标准问题上，均遵循了国际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都以“控制”和“影响”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标准。

（二）关联交易的特点

关联交易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1.关联交易的积极作用。

通过关联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益和盈利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集团内部适当的交易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集团利润的最大化，提高其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有助于企业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2.关联交易的消极影响。

大量的关联交易会使上市公司的经营丧失市场独立性而过分倚重关联企业的扶持，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关联交易可能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关联交易还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此外，关联企业利用转让定价等形式进行关联避税，关联交易还可能造成某种程度的市场垄断等等。

可见，关联交易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无论是公司法、证券法、税法、会计准则都对关联交易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以遏制其“恶”的一面。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各种问题及潜在风险向监管机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实现有效监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国外关联交易监管的基本原则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深石原则。二是揭开面纱原则。三是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一）关联交易监管的具体措施

1.重大交易股东大会批准制度。公司重大关联交易要经过股东大会审批，香港联交所规定针对关联交易的不同数额和对企业经营影响程度不同由不同部门审批，不但可以提高关联交易审批效率而且可以降低关联交易对企业的影响。

2.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是指除董事关系外与公司没有任何其他关系的外部董事。独立董事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作用，可以在公司重大投资、资产处置、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事项、利润分配等问题上牵制控股股东，使其不能为所欲为，任意侵害小股东的利益。

3.表决权排除制度。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时，该股东及其人均不得按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

4.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制度。即当企业发生重大关联交易时，借助独立报告披露制度，从第三方专业且中立角度客观地发表评价并且披露该评价，用以辅助中小投资者评估该项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

（二）关联交易的事后救济制度

1.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和撤销制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必须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合法，如果决议在程序或内容上存在瑕疵，监管机构可以否认其效力。如果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达成显示公平的关联交易决议，任何股东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或宣布无效。

2.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当公司合法权益收到不法侵害时，公司管理者拒绝和怠于行使权利，股东可以代表公司行使诉讼权利。

3.控股股东赔偿义务。当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各种形式的不公允关联交易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时，控股股东应赔偿上市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

三、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对策

1.建章立制，制定上市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内容应该包括关联交易的管理机构和部门职责，明确关联方的认定方法和关联交易的交易类型，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关联股东、董事的回避制度，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以及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等。

2.加强管理，确保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跨国上市公司规模庞大，参与关联交易管理的人员众多，很难仅依靠制度规范关联交易管理，组织下属分、子公司人员学习，对把握政策、将制度落到实处有重要意义。

3.合理测算，提高上限准确度。《上市规则》要求，如果发行人持续性关联交易实际执行结果超过年度豁免上限；或更新有关协议，或重大修订协议条款，发行人必须遵守有关申报、公告、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此项规定的目的是如果持续性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与获得批准的上限出现较大偏差，不管这种偏差是超过还是低于上限，都意味着在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数量、价格等计算基准方面，修改了已订立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包括已获豁免），将引发上市公司一系列的批准和披露责任。

4. 依托科技，建设客户信息平台。通过在客户信息平台中维护往来单位信息卡，包括单位全称、香港准则关联人士分类、国际准则关联人士分类等客户信息，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使每个往来单位获得一个合法的单位编号。按编号规则可以判断其是否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可以为关联交易的准确反映提供可靠的保证。

5.提高认识，设置专用会计科目。为了报表准确、直观地反映关联交易事项，设置专用会计科目核算关联交易的发生额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做法。

总之，作为上市公司来讲，身为证券市场中的一个细胞，就要严格遵守相关规范，提高小股东对公司关联交易的肯定程度，降低关联交易审批通过风险。

参考文献：

[1]王小星.关联方披露准则研究.现代经济.2007.6（8）：112-113.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关联方；法律规制

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是指商业银行及其附属公司与其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在关联交易中，交易双方存在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等关联关系，可能影响交易一方的独立判断，从而产生不公允的交易条件，以致损害商业银行、股东、存款人等相关利益人的权益。加强关联交易法律规制，对于维护商业银行利益、保障金融安全、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商业银行关联交易产生的背景

在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关联交易是一个陌生的概念。20(只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标志着监管部门旗帜鲜明地将关联交易规制明示为商业银行法律规制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关联交易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满足以下环境要求:

第一，银行成为市场主体，能够以自己的独立意志做出商业判断，参与市场竞争，这是法律规制意义上关联交易存在的前提。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成为市场主体，能够以自己意志行事，才可能发生不公允的关联交易。

第二，股权多元化使得商业银行控股股东恶意影响商业银行利益成为可能。典型的关联交易是商业银行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随着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接纳民营资本，商业银行股权呈现多元化状态，关联交易行为逐渐增多，影响商业银行权益乃至加剧金融安全的风险。

第三，综合化经营步伐加快，为银行关联方实施关联交易行为、转移风险、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空间。综合化经营的意义在于资源共享，降低成本，风险配置，增强竞争力，而关联交易恰恰可以起到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为综合化经营的普遍现象。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开展跨行业经营，可能滋生一些新的风险，如关联交易风险、信息披露风险和利益冲突等。

二、我国银行业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目前，我国专门规范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规定主要是《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关联交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界定了包括关联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内的关联方范围，定义了授信、资产转移和向商业银行提供服务三类关联交易，并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内部管理提出了要求，使得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有规可循，对于规范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具有重要意义。但就内容而言，《管理办法》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完善，否则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并将减弱规制的作用。

（一）内部人概念过于宽泛

《管理办法》第二章对关联方进行了界定，其中第七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商业银行的内部人包括商业银行的董事、总行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商业银行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据此规定，内部人的范围十分宽泛。银行在授信审批过程中需经过经办客户经理、公司银行部经理、专业审贷官、所在分支行的分管行长和主管行长、总行专业审贷官及总行专家审贷会成员等等，如果按照“参与”的尺度来界定关联方，商业银行绝大多数员工及其近亲属恐怕都应纳入此范围，统计的工作量非常大，再加上人员变动、岗位轮换等原因，导致统计需要时时更新，操作难度很大。这不仅徒增经营管理成本，也偏离了关联交易规则的立法本意。

（二）近亲属的范围较宽泛

《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上述规定，将近亲属界定为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及姻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近亲属的规定相比要宽泛许多。因此，建议参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缩小近亲属范围。

（三）银行的关联授信额度没有考虑各银行的不同情况

商业银行这种关联授信额度上的比例控制有一定弊端，就我国银行体系而言，各类银行在规模上相差很大。因此，建议在比例限制的基础上，参照我国香港地区《银行业条例》的有关规定，如银行对单一关联股东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100万港元，对关联贷款的数量加以限制。

（四）对违规从事关联交易相关责任方的处罚过轻

《管理办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关联交易的法律责任，但总体来说，相关处罚过轻。例如，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商业银行控股股东迫使银行违规从事关联交易，情节严重可以被责令转让股权。这样的规定只是让其失去了从该银行通过非公平关联交易攫取私利的机会，相对于其获得的利益而言，根本算不上处罚，不足以约束银行股东从事非公平关联交易的动机。因此，建议一方面加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还须确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最终形成商业银行的自律行为。

三、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风险防范

（一）完善立法，依法规范金融业关联交易

目前我国还缺乏针对关联交易的专业性监管法规，首先，应弥补查处、惩戒环节立法漏洞，加强该环节的可操作性，使惩罚落到实处。其次，应当充实程序法，明确赋予因银行业关联交易而受损的小股东、银行客户、存款人的相应诉权，为其提供合法的司法救济手段，而不能重蹈证券纠纷中股民无法提讼的覆辙。第三，除专门法律、法规外，还须在公司法、证券法、银行法、不正当竞争法等领域统筹规划关联交易的相关内容，使其协调统一，从而形成完备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

（二）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

充分披露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可提高金融监管机构对重大金融业关联交易的理解和把握，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市场纪律，还可以发挥社会监督，尤其是媒体和其他专业分析人士的监督作用，应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和准确性、完整性制定明确的法规细则，鼓励金融机构及时、可靠和有效地披露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三）完善细化拟入股企业的股东资格审查，限制明显追求正常股权利益之外收益的企业的进入

对于拟入股企业，除了要审查其有关盈利情况、净资产及对外投资情况以及入股资金来源外，还应关注拟入股企业的组织形式、公司治理的健全程度、关联关系的复杂程度、行业背景及主业是否明确、授信及其履约情况等。应结合企业的治理是否健全、主业是否明确、声誉是否良好、关联关系是否复杂等作出恰当判断。

（四）加强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

要对银行业进行有效监管，还必须在微观层面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完善银行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只有银行内部形成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外部监督才可能发挥效用。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应当要求金融机构在其制定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中必须建立一套符合会计准则和法律的监测、监督和管理重大的关联交易的程序，促使金融机构高度关注关联交易及其潜在风险，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内容应当包括认定和监测重大金融业关联交易的统一框架，以便交易双方金融机构对金融业关联交易及其风险进行全面分析。

参考文献：

[1]朱亚.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研究[J].金融与保险,2009(1).

[2]向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机理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07(9).

[3]王华秀,朱方圆.银行业关联交易监管问题研究[J].法学论坛,2008(5).

[4]余保福.金融业关联交易规制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上海金融,2005(10).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关联交易;税务管理;现状;策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之间关联交易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税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话题。很多企业利用国家税务管理的漏洞，为了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细分下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与生存空间，与其他企业形成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而转让定价，躲避税收，企业之间原本公平的税务环境逐渐被打破，以利益化、集团化、模式化操纵下的税务管理面临新的危机与挑战。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化解企业利用关联交易避税所造成的管理风险，提高我国公平的税务管理环境，是本论文探讨的主要话题。

一、企业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弊端

一般而言，对于企业的关联交易可分成两种情况：正当关联交。易与非正当关联交易。正当关联交易即两个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形式与状态，那么相反的情况即可定义为非正当关联交易。对于两者之间的区别与性质差异的关键是目的不同，非正当关联交易以企业利益为主要价值导向，为了在税收环境中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而采取的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如对财务报表的“虚饰”，利润的自我转移与调整，逃税与避税，伪报与转让定价等手段，相对于企业而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短期经济利益来达到避税的行为，对于我国的税务管理机构而言，是以一种非正常逻辑与规律的手段在打破市场的平衡竞争关系。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对定价通过转移来逃避税收的主要做法包括利用不同区域之间的税率差异而将利润嫁接到税率小或者可以直接免税的相关企业，二是将盈利利润转移到亏损状态的企业或集团，实现企业自身税收负担的最小化。

二、当前关联交易税务管理现状

91年我国出台的税法规定了境外企业与之关联企业之间的税务关系，明确了两者之间以独立身份参与相关的价格条款。对于不以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以避税为目的业务收支关系，税务机关有对其进行调整的职责和权限。之后对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我国税务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与规定，进一步对于避税与逃税的做法与行为从境外企业扩大到了内地独资与合资企业。98年国家第一次提出通过预约定价的形式解决定价转让问题。2002年，国家税收管理办法以细则的方式全面阐述了相关细则问题，并强调了对于打击避税的相关法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我国税务机关以法律和文件的形式对于企业的业务关系、转让定价方式、反避税行为做了越为细致的规定，对关联交易的做法做了相关约束，这些举措可以看得出国家对于逃税避税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我国之前的经济体制问题，最初国家对于关联交易的管理范围大多集中在一些境外企业或者具有跨国性质的内外合资企业。随着近些年对于税收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开始从境外企业的管理范围逐渐缩小到了内地企业，但由于该项工作的起步时间较晚，因此目前对于整个管理体系的监管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对于当前出现的很多因关联交易行为而导致的避税问题稍有准备不足。

1.定价转让关系的法律监管力度不足，信息机制不健全。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于涉及到以避税为目的非正当的定价转让关系处罚力度不够，使得这一行为愈演愈烈。当前税务机关没有针对避税的相关信息获取工作形成全管控、全覆盖的网络体系，因此没有办法针对定价转让关系开展相关的情报调查与信息采集，也就客观上纵容了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的发生。

2.法律规定存在监管方不全的漏洞。在税法规程明文规定了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关系往来的管理机构为市级以上税务部门，而对于关联交易的复杂行为以及不断错综变化的利益关系，单单依靠市级以上税务管理部门去管理与调整显然力度不够，更基础的工作还是来自于基层税务部门进行的管控与调节。

3.税务机关未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关联交易，人员配置缺乏。我国目前税务管理部门虽然认识到关联交易不正常的转让定避税问题，但却没有在组织系统内部形成一定的共识，并未成立专门负责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部门。仅仅依靠个别科室的兼职人员进行管理，显然配置力度不足。这主要还是由于税务管理人员的认识还是基于之前对于境外企业的层面，而却忽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因避税的转让定价问题已经出现在了社会的诸多企业之间。此外，对于开展该类工作需要的知识综合性强，且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困难性，对于管理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而目前我国税务机关该类人员的素质无法适应这一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的经验两边存在短缺。

4.对关联交易的税务管理宣传力度不够。由于我国当前税务部门对于关联交易的不正当定价行为存在一定错误认识，主观调整意愿不够强烈，因此所导致的税法宣传手段与力度都略显单薄。没有针对关联交易进行专项税法的宣传与普及，企业对于关联交易的申报与认识均存在一定缺陷。

三、改善关联交易税务管理策略

1.从税务机关角度来讲。第一，税务机关明确职责分工，提高监管密度。规程规定的关联交易申报与受理、管理与认定均由市级以上的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作者认为这一做法并未从职责上明确管理的范围与管理的职责。对于涉及到像认定申报、日常管理等基础性工作应交基层税务管理部门进行。而对于关联交易的定价调整问题、审查问题则应交给市级以上部门。对于基层部门关于关联交易认定过程中存在的定价争议问题可以提交市级部门备案或调整。建立与健全基层部门与上级部门相结合的关联交易管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与管理的密度。第二，提高税务机关管理人员认识水平与业务素质。对于上文提到关联交易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对于管理人员的素质与业务要求是非常高的。而我国相关税务机构对于企业关联交易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不过硬，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的水平与效率。相关税务部门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组织内部成立专门负责关联交易的监管部门，配备相关高素质的懂经济、懂会计、懂税务等综合性人才。第三，建立全方位的信息获取渠道，形成网络化管理体系。目前由于对于关联交易的定价转让问题，缺乏一定的信息比对渠道，使得关联交易的定价调整工作难以进行。可比信息的拓宽有助于提高转让定价调整工作的效率，因此税务部门应该努力建立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实时获取不同部门动态信息的网络采集体系。

2.从企业角度来讲。第一，企业做好关联交易界定。国内各类型纳税企业，应当对其自身所关联的企业以及其关联交易，都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税务管理规程》等，进行严格的关联界定。进而针对关联界定，对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认定，针对关联交易行为进一步展开税务管理工作。第二，企业做好关联交易的申报。申报和接受税务机关的审核，这两项工作是每个企业都必须做的，承担着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在对自身所辖关联企业界定、关联交易活动界定之后，在顺利完成本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清卡、抄报税、清缴等工作之后，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最新财税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申报自身的关联交易及详细内容，如有不懂之处应及时询问税务机关或者税务师事务所，接受税务的指导，接受税务机关的审核，以及税务管理部门的复查。这些都是为了规范企业自身的经营运行，也是为了避免企业由于没有及时申报关联交易或者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而使企业或者集团陷入发展乃至生存的困境。第三，企业做好预约定价管理工作。企业应主动与当地、国家税务机关相关的管理部门去完善预约定价的管理事务。这一行为应在关联交易的经营活动发生之前，在整个经营活动的开端阶段，就要设置预约定价的环节，由专人提前向税务机关提出预约定价管理的申请。国家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企业及关联企业，透过确凿覆盖关联交易经营活动中的转让定价基本原则、转让定价明细计算办法，制定管理企业在所指定的期间内，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并且将税收管理相关问题进行细化列举；要签订预约定价合同（协议），包含预约定价方案，相关研究分析，预约定价合同（协议）的撰写、申请、审核及批准一系列流程，以及流程内需要盖章签字的部门，预约定价合同（协议）的调整编辑等各方面内容。未将关联交易及时申报审核，不论是企业的无心之过，还是企业不懂不通该项业务，亦或是企业的有心之为，凡通过与税务机关提前进行预约定价，这种方式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将企业关联交易经营活动的相关税务管理，由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控制，有效的预防了个别企业逃避税收风险，也积极的规避了转让定价滥用的行为。

3.从国家角度来说。第一，加强审计。审计机构是中立、客观的机构，应当积极对所审计企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进行掌握，利用技术手段及时发现虚假盈利行为，保护国家经济财产。首先，仔细复核。审计人员要像刑警一样具有敏锐的思维和缜密的检查思路。对于关联交易的审计，可以从各类交易事项的发生时间、交易金额、交易频率、交易参与人员等方面，对企业是否有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进行判断。其次，划定重点。审计人员要根据经验以及相关数据，利用技术手段，划定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的审计重点。由于该类交易发生隐秘，审计工作有所难度。审计人员可将企业有刻意隐瞒倾向的交易做详细记录并列入重点内；可将往年企业高层领导会议的记录、财务报表等纸质内容进行审核，同时可找职工访谈、查阅职工名册等方法，考虑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审查交易。审计人员要紧抓重点交易事项的细节，来判断交易的真实性，深挖交易双方的关联性，排除或者找出企业粉饰报表、虚增收入、虚构关联方等行为。尤其要查找会计档案，仔细审核原始凭证，尤其要对年终猛增收入的交易、目的不很明确的交易、不正常额度的非主营业务收入交易等交易事项，审计人员要认真审核其原因和纳税结果。第二，加强立法。我国税务管理部门应针对我国相关的税法与章程规范关联交易的管理程序与管理体系，对于关联企业的认定采取内外结合的形式，向管理人员、股东了解关联企业的隶属信息与基本情况；加强对关联企业认定的途径与工作方式，如审查年稿，审查交易的行为与相关股东的情况，以确定是否存在新的关联关系。第三，完善税务机关对于关联交易管理流程。管理部门应完善关联交易管理流程，从基层税务部门逐渐细化职责与分工，建立协同的管理理念，对关联企业的关联与嵌套关联关系、关系的审查和核查、关联企业的登记与申报工作进行全面全方位的管理。同时明确上下关系的管理定位职责，不越层级，对于基层管理出现的定价转让问题，有争议的可以提请上级部门进行调整与审查，以立法为前提，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管理工作的开展。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中资跨国集团在“走出去”时，需要更加关注“后BEPS时代”国际税收规则的新发展，充分了解所投资国家的税制，建立和完善全球转让定价政策，提高风险分析和识别能力，健全风险管控机制，掌握必要的自助及求助措施，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和损失。公司正在开展BEPS项目，随着项目开展，通过梳理公司的关联交易业务类型和流程，制定转让定价管理办法和具体关联交易类型的转让定价细则。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对于即将迎来的应对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量，对于规避税收风险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李乃省 单位: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乐山市地方税务局课题组.浅析关联交易的税务管理[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S1期.

[2]隋可索.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税务管理[J].两岸关系.1998(07).

[3]舒桂凤,黎军华.加强我国关联劳务交易税务管理的几点看法[J].涉外税务.2011(01).

[4]冯彩红.基于法理视角的关联交易税务管理与规范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

[5]施锐利.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税务管理[J].涉外税务,2007(08).

[6]舒桂凤,黎军华.加强我国关联劳务交易税务管理的几点看法[J].涉外税务,2011(01).

[7]陈冰.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税务管理[J].现代商业,2013(31).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6篇

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监管规制的国际比较

从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关联交易立法规制的比较情况来看，国际银行业关联交易的监管规制主要涵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关联方的明确界定

关联方的确认是认定和监管关联交易的基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核心原则评价方法》要求，法律或法规应对(关联交易)“有关系的或有联系的各方”有全面定义。监管机构可自主对银行与其他各方之间存在的关系作出判断。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其《监管政策手册CR-G-9关联贷款》之中规定，关联人士包括：(1)董事及其亲属；(2)以委员会(如信贷委员会)成员或个人身份负责批核贷款申请的雇员，以及该雇员的亲属；(3)控权人或小股东控权人；若该等控权人或小股东控权人属于个别人士，则包括其亲属；(4)认可机构或其任何控权人、小股东控权人或董事(若属个别人士，则包括其亲属)以董事、合伙人、经理或人身份而有利害关系的商号、合伙或非上市公司；(5)由认可机构的任何控权人、小股东控权人活动时(若属个别人士则包括其亲属)，担任担保人的个别人士、商号、合伙或非上市公司。

在新加坡，根据新加坡银行法令第29(1)(d)节规定，关联贷款的关联方包括：(1)银行的董事，(2)与银行或其任何一位董事有合伙、经理或关系的任何公司，或由任何一位董事作为其担保人的个人或公司；(3)董事无论是在合法或受益的情况下拥有超过50％股本的任何一家公司；或任何一家其董事控制了董事会决策的公司；但公司股票是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或其他由金管局批准的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以及这类上市公司的子公司除外；(4)任何被视为与银行有关系的公司。

总体来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关联方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实质标准均是根据是否存在对银行的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来确定，只是宽严程度有所不同。

关联交易的数量限制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核心原则评价方法》要求，一国法律或法规应规定，或者监管机构有责任规定银行对有关系和有联系各方的统一或单项授信额度，并在评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时从资本中扣减这类贷款，或要求这类贷款具备抵押。

国际银行业对关联交易的数量限制基本分为三类：一是限制单笔关联贷款比例或数量。如：波兰规定单笔贷款不超过总资本的25％，匈牙利为15％，新加坡对关系人的无担保贷款限制在5000新元以下。二是限制关联贷款总量比例。法国规定，若银行向拥有金融企业集团10％以上股份的股东提供贷款的数额超过自有资本金的5％，须在银行监管委员会备案。比利时规定，金融企业集团内信贷机构与其他成员开展的内部交易数额不得超过信贷机构自有资本金的25％。三是对单笔和总关联贷款都进行限制。《美国联邦储备法》第23A规定，联邦储备系统会员银行与单一附属公司的内部交易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10％，对其所有附属公司的内部交易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20％。

关联交易交易条件的公平性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原则10规定：“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核心原则评价方法》要求，法律和法规应规定，对有关系或有联系各方提供贷款的条件(如信贷评估、期限、利率、还款时间表和对抵押品的要求)不得优于对无联系方提供的同样贷款的条件。

美国《联邦储备法》23B条款特别强调，商业银行所从事的一切关联交易必须按照“常规交易条件”进行。此外该条款还对银行关联交易的担保物进行限制，将担保物性质按一定的信用等级与银行的授信额度挂钩。

在英国，银行可以按照商业原则为其董事和这些董事的关联人员提供贷款、准贷款和担保。商业原则的具体标准为：一是交易按照银行的正常业务程序；二是与非关联人士相比，此项贷款的条件并不优惠，金额也并不高。

新加坡金管局的《新加坡境内银行、金融持股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指引》第18条规定：

“此类贷款的条款和条件不得比同等情况下的非关联贷款优惠。”

台湾地区《银行法》第33条规定，银行为关联方担保授信，应有十足担保，其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同类授信对象。

此外，出于审慎监管的考虑，在对关联贷款要求采取与非关联贷款“一致的条件”或“不优于”的公平标准外，不少国家和地区还禁止无担保的关联贷款。

对完善我国关联交易监管规制的思考

关联方界定方面的完善

一是关联自然人界定需进一步完善。《办法》规定关联自然人包括商业银行的内部人及其近亲属，同时又明确“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这一规定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近亲属的界定相比要宽泛的多。从立法的原意来看，近亲属界定的宽泛取向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银行及存款人的利益，但在具体执行中，近亲属界定的宽泛导致关联法人界定中对“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确认也更为宽泛。从执行效果来看，目前涉及这一类型的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只能被动依靠银行内部人的主动申报，统计的准确性和监管的实际意义难以把握。而且部分外资银行的外籍员工从个人隐私角度对此提出质疑。

二是考虑将监事列入关联方。《管理办法》在关联自然人的界定范围中未包括“监事”，事实上监事通过列席董事会发表意见对银行的内部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常监管实践中也有银行主动来咨询是否应将监事列入关联自然人范围，因此从审慎监管角度出发可考虑将监事纳入关联自然人的范畴。

关联交易数量限制方面的完善

目前《办法》在对商业银行重大关联交易的界定(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占商业银行资本净额1％以上)和商业银行对同一关联方的贷款总额限定(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10％)方面都采取了限制相对比例的方式。这一安排并未考虑到不同类型银行之间资本差异情况。对于资本日趋庞大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言，重大关联交易和单一关联贷款总额的标准可能过松；相反，对于一些规模偏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法人银行而言，此标准可能过严从而影响到商业效率。建议在划分商业银行资本规模档次的基础上，设置差异化的监管数量标准并考虑在重大关联交易和单一或集团关联贷款总额的标准方面引入绝对数量限额。

关联交易公平交易条件方面的完善

一是细化公平交易条件的内涵。《办法》第3条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应当符合诚实信用及公允原则”，第4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应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这些交易条件方面的规定与国际银行业的监管理念基本一致，但相关表述过于原则化，尤其是交易条件没有明确界定，而授信类关联交易的交易条件内涵往往又十分丰富。建议适时予以细化，提高可操作性。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风险防范

一、前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综合经营发展成为必然趋势，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综合经营的典范必然深受欢迎。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内部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能够有效的减少交易成本，缩减交易费用，增强综合竞争实力，实现公司经济利益最大化。

但是，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存在着诸多风险。关联交易一旦失去控制或者操作不当，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甚至影响到公司的成败乃至我国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因此，研究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风险防范问题不仅有利于增强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竞争实力，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又好又快发展。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涵义

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所谓关联交易，主要是指关联方之间的交易[1]。

（二）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定

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金融市场的市场状况，控制和防范关联交易的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了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应该符合诚实信用及公允原则，应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银监会依法对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实施监督管理，确保关联交易的正常运行。《办法》对商业银行的部分关联交易行为做出了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并明确了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法律责任[2]。

为了规范关联方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财政部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取消了有关个别财务报表中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信息披露的豁免，进一步扩展了关联方的外延，“不能仅仅因为共同控制某合营企业，就将各合营者作为关联方”。同时，规定规定了关于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如在不影响财务报表阅读者正确理解关联方交易对财务报表影响的情况下，可合并披露；取消金额和相应比例的披露选择，要求企业必须披露其金额等。

三、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一）监管信息失真，增加财务风险

如果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存在着夸大财务报告利润的问题，就容易导致监管信息失真，加大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风险。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母公司向子公司拨付资金、子公司向母公司进行反向持股等相关操作，以达到资产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这样造成的问题是资本金的重复计算，容易导致信息失真，财务信息难以反映出公司的真实的运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这是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存在的财务风险。

（二）“牵一发而动全身”，增加公司经营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容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关联交易一方出现问题，容易牵扯到其他的关联方，这就增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利益整体，所以出现在这一链条上的其中的一个子公司出现危机，其他公司和母公司必然尽全力救援，这样就容易拖垮整个金融控股公司，导致危机的扩大化。即便是相关链条上的某一实体宣布破产，关联方也应承担该实体的相关债务，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关联交易方。

（三）影响公司独立经营能力及防范风险能力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容易影响到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以及风险防范能力，导致公司的脆弱性。过多的关联交易会使关联方之间相互依赖性加强，尤其是涉及到大股东。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围绕着关联交易方进行，从外部看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关联交易方之间也是独立的个体，从表面上看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实力看似强大，实则内部空虚，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3]。

四、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防范控制策略

（一）政府层面

政府在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防范控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快制定规制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机制，运用法律手段明确金融控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要想整顿金融市场，必须法律先行，有了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尽可能的将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降到最低。将金融控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金融控股股东尤其是大股东不仅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更要履行诚信的义务，不能欺诈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进一步防范风险，增强竞争实力。

第二，制定相应的规章条例，净化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市场。政府要建立健全防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风险的规章制度，出台比较具体的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防范条例，明确规定金融市场环境下的各项资金及业务比例，适当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同时，要完善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故意破坏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正常秩序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运用政府的威信力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正常发展。

（二）金融控股公司层面

首先，要建立健全风险隔离机制。金融控股公司要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定各个子公司的资金比例，在各个子公司之间建立起一道风险隔离机制，每个子公司内部设有独立的资金、财务管理部门和相应的管理团队，一旦某个子公司发生危机，不至于牵连到其他的子公司，避免风险扩大化，影响到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正常运转。

其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现关联交易的透明化。金融控股公司应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保证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透明化，为此，金融控股公司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信息披露部门，专门负责关联交易的内部核查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向外披露公司的控股结构变动状况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保证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的畅通性，不定期抽查公司关联交易的实况，同时，还要防范和禁止各个子公司的不正当交易，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在公司内部协商解决，对于情节严重的要合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使监管当局和投资者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成员的资本状况、利润水平以及真实风险作出准确判断[3]。

五、结论

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涉及到公司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冲突，再加上我国对于金融市场关联交易风险的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还存在着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可见，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风险防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为了更好的防范风险，还需要金融控股公司以及政府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

[2]银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3]谢仁鸿；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风险防范法律机制[D]；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8篇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日趋多元化，业务范围日益广泛，国有商业银行及其股东的关联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关联交易的规范与治理日益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各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会计准则中对关联交易的界定，在内涵和外延上差别较大。本文主要讨论对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有借鉴意义的一些规定和做法，与我国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

关联方的界定。关联方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概括方式，即通过抽象出关联方的一般特征，以此来判别关联方；另一种是列举方式，即将不同形式的关联方罗列出来。多数国家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体现了会计所遵循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缺点是在具体适用方面存在困难。对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有关关联方的定义来说，外延比较广泛，但对关联方界定的实质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经营决策具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人或实体，其本质是“对一方的经营和决策具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

我国对关联方的界定主要见于企业会计准则和沪深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趋同，我国也采用的是概括方式与列举方式相结合的立法体例。最新的《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将受国家控制的主体列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再豁免利润导向的主体披露它与其他受国家控制的主体之间的交易。香港联交所的上市规则的做法是对中国发行人单独进行专门的规范，不认为中国政府机关是中国发行人的关联人士，我国由于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如果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势必使企业披露成本大增，关联方的范围显得过于宽泛。因此，如何将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进行衔接，是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关联交易的界定。对于关联交易，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关联交易一词最早见于德国的法律，它一般是指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和义务的事项。日本、中国香港和国内却采用关联交易的提法，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自我交易”提法。此外，还有些国家虽未直接提及关联交易，但在公司法中存在“董事抵触利益交易”、“董事与公司间的利益反向的交易”等提法。《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规定关联方交易为：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相互转移资源或义务，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则定义为：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被认为是关联方交易，即使它们在会计上没有确认。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各国对关联交易的界定有两个特点。首先，关联交易发生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公平性不容易评价。其次，各国对关联交易的界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只要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资源或义务的转移，就应认为发生了关联方交易，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也不论在会计上是否得到确认。在实践中，关联方的识别是很困难的，关联交易本身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从我国相关法规对关联交易的定义看，《公司法》为关联交易的规范提供了原则性框架，会计准则和沪深资本市场《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定义进行了具体界定，虽然在表述上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二者的差异体现为：《上市规则》中对上市公司关联股东和关联自然人的定义较为宽泛，比如包括了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及自然人。《上市规则》中还引入了“潜在关联人”和“历史关联人”的定义：前者是指根据与上市公司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成为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后者是指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

银行股改中的关联交易

在股份制改革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相对简单，但在新批准部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入股保险公司以后，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如何妥善处理集团公司内关联交易将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政府通过国有投资公司（如中央汇金公司）对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并控股以后，对这些投资控股公司下属的金融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如何确认和规范将是一个新的课题。另一方面，在新的国际会计准则框架下，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应该作为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和规范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中央汇金公司成立后，其投资或注资的对象已经囊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并且在此过程中打造了建银投资、银河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投资实体。按照关联交易规范的有关规则，同受一个实体控制的企业属于关联方，这在国有商业银行境外上市过程中可能遇到法律和规则上的障碍。因此，理清像汇金这样的国家投资公司与其注资或控股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汇金公司作为准政府机构，其与中信、光大这类控股公司不同，是纯粹的控股公司，只负责控股、派出董事，而不从事商业经营。此类公司只要符合香港联交所关于中国政府机构的定义，其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将不被视为关联关系。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发行H股的实践看，各行均已得到香港联交所豁免披露其与同受汇金公司控制的金融企业之间的关联方关系的义务；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也都不将汇金公司视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关联方。

随着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推进，类似汇金公司这样的国家投资公司的平台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没有明确的界定，国有商业银行在进行关联交易规范和披露等方面都会显得无所适从。因此，目前关于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方面的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随着金融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银行控股公司、金融控股集团逐步浮出水面。目前工、农、中、建、交等商业银行已不是单纯的商业银行，随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将进一步发展，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发展成为各类金融控股集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目前的分业监管格局和现行会计法规及上市规则下，如何规范内部的关联交易也将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金融分业监管的格局为国有商业银行内关联交易规范带来了难度。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关联交易首先要受中国银监会的监管，中国银监会先后出台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来规范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披露和管理。此外，对于上市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还要受中国证监会的规范和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约束。从内容看，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并未超越证券市场原有的力度，只是将未上市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纳入监管范围。

其次，我国会计制度长期处于分割状态。我国执行的是分行业会计制度，商业银行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在90年代以来的会计制度改革过程中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会计准则，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目前仍仅在上市公司中实行。

第三，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发展，银行、保险、证券业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深化，金融业的关联交易问题可能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与一般企业不同的特点。这一趋势将使现行的有关一般企业关联交易的规范运用到金融业时显得不相适应。

银行与非金融国企的关联交易。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金融企业，因此，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应局限在其是否同受国家控制，而应考虑交易的本质是不是自主的市场行为。

银行关联交易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关联交易形式是关联方信贷、关联方担保等。目前在上市商业银行中，各家银行都能履行披露义务，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披露，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汇金公司与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银行做出的交易安排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影响较大。从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看，汇金公司与各家银行签订的期权合同及今后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转让与注资事项，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收益与资本金有重大影响；而财政部也安排社保基金理事会认购国有商业银行股份。虽然根据财政部及汇金公司的性质，这类交易可以豁免相关的披露程序，但是从重要性的角度来看，此类交易应在今后制定规范时予以关注。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为了实现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在改制和上市过程中通常采取了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措施，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国有商业银行与战略投资者当然地成为关联方。在战略合作协议的框架下，今后国有商业银行与战略投资者之间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交易都会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或者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通过集团内部其他金融企业转移不良贷款，保持其资产质量的关联交易仍然存在。目前已经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先通过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后通过核销等方法进行了处理，但今后发生的增量不良资产银行是否完全可以自主消化尚不明确。而未来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的可能前景，使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自身控股的机构来进行不良资产转让的空间是存在的，其规范问题也应予以明确。

第四，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集团内部有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多个实体，随着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进行的资金往来、证券买卖、咨询服务、担保等交易事项可能会更加突出。

国内对关联交易也制定了一些有关法规，但目前来看也有一些问题。

《公司法》和沪深上市规则对关联交易的规范。在公司法方面，我国原《公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定过于原则，过于简单，流于表面，而新《公司法》在关联方的范围、损害赔偿责任、利害关系人表决排除、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法人资格否认制度等多方面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范，为我国关联交易规范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范，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中，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版）》对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就主要是以强化披露为重点，在此基础上还引入了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并加强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审查方面的作用。因此可以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范总结为三部分，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无异议；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进行充分披露。

银行监管法规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规范。对于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商业银行法》第四十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问题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指引》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和董事的诚信和勤勉义务；第七条至第十条就股东与商业银行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关联交易的授权机构和程序。

另外，银监会先后出台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这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范已经从零散走向系统，由原则走向具体,其中《管理办法》对“一般关联交易”和“重大关联交易”的定义为现实中对关联交易的确认提供了实用的法律依据。不过，对于复杂的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来说，目前的规范还是不够的，规范的力度和针对性均不够。

多角度治理银行关联交易

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关联交易的法规和规章。证监会有必要协同银监会制定和完善上市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指引，并且在监管层面上加强协作，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完善执法环境。

其次，进一步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使国有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更加透明、公正。通过完善分类表决制度、独立董事制度、表决权回避制度等，使国有商业银行股东、存款人的利益免受不当关联交易的侵害，充分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三，深沪交易所的上市规则也应考虑到上市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特殊性，进一步完善上市规则。虽然银行类上市公司家数还不多，但其在A股市场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两市上市规则中应该充分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关联交易问题，进一步完善上市规则。这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以及银行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第四，从会计制度方面限制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可能，对持续性关联交易保持关注。企业会计准则均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利润确认进行了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对显失公允的价格部分，不得确认为当期利润，只能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且不得用于转增资本或弥补亏损。企业因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产生的溢价不得计入当期利润。但公司利润操纵的手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通过第三方对关联关系进行隐瞒，达到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目的。因此，必须从会计制度方面，对持续性关联交易保持高度关注。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关联交易；上市公司；交易成本

一、案例引入

科龙公司曾经创造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辉煌一时。但在2000年和2001年，科龙公司陷入了销售额急剧下降和亏损泥潭，两年亏损分别达到8.3亿元和15.6亿元。在2002年4月25日起，公司股票实行特别处理，并带上ST的帽子。面对这一形势，科龙电器的原股东将其所持有的20447.5755万法人股转让给顾雏军全资所有的格林柯尔公司，转让完成后，格林柯尔公司持有的科龙股份数达到20.64%。从这一刻开始，一场精心策划并持续数年的关联交易开始了。

2002年在江西南昌，没有任何实力进行投产的格林柯尔通过信口开河的承诺诈骗国有土地，骗取了本应由科龙电器全资子公司江西科龙获取的优惠土地使用权相关利益。2003年，顾雏军私自以科龙电器名义在广发银行开设秘密账户，并先后违法划转资金高达3.55亿元。2005年，没有实际履约能力的深圳格林柯尔通过关联交易从科龙电器中吸取17560.912万元的销售款，同时强买强卖，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强行出售制冷剂给科龙电器，诈骗贷款4080万元。

同时，为了掩盖罪行、防止东窗事发，顾雏军开始利用编制虚假银行收付款凭证、银行存款账簿记录、银行对账单等低劣手段，隐瞒每笔资金的转入转出，同时伪造公司印章，虚构科龙的销售收入，并且通过少提坏账准备，少计诉讼赔偿编制虚假财务报表。这些行为使得科龙电器的财务报告严重失事：2002、2003、2004年分别虚增利润达到1.2亿元、1.14亿元、1.49亿元。2005年7月29日晚，格林柯尔集团总裁、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被拘。

这是一例非常典型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开展关联交易牟取不正当利益、编制虚假财务报表并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案件。关联交易在公司的日常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对于上市企业来讲，最关心的就是该如何评价其开展这些交易的正当性。因此我们需要讨论：在法律上，是不是所有的关联交易都不被允许？合法关联的正当性何在？到底存在哪些形式的非公平关联交易？我国A股市场的现状又是如何的？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与厘清

从上面“法条链接”部分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公司从事不同的活动，“关联”二字的范围与界定也是不同的。具体地说，若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应当遵循《公司法》的规定。若从合法编制财务报表的角度出发，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的信息披露应当符合证监会的要求。而对于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它们更需要遵循上交所的指引。此外，《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管理办法》”）也对商业银行的关联方作出了界定。受篇幅所限，在此我们不可能作一一的摘抄，而只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更详细地参照运用，还需要读者自行对照法条。

2006 年《公司法》并未专门规定关联方的定义，但在第217条第4款对关联关系有所规定，并将关联方扩大到了实际控制人的范围。相比之下，证监会的《管理办法》对关联方的界定比《公司法》宽泛许多，增加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和自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以及潜在关联人，但未给出对关联方进行原则性判断的标准，且实质重于形式判断关联方的原则在实践中缺乏具体标准。此外，《商业银行管理办法》针对商业银行的特点，界定的内部人比起《管理办法》泛指的董事、监事、高管的范围要明确，更有针对性。而《企业会计准则》以“控制”和“重大影响”作为判断关联方的标准，相比《管理办法》，增加了实施重大影响的投资方，且不以持股5%以上作为能实施重大影响的界定，而是以对“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更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三、合法关联交易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同业竞争，这三个概念在公司和证券法律实务中经常出现。然而，法律对于这三类行为的态度并不相同。无论是民商法还是行政法甚至是刑法，对于内幕交易行为都是打击的，是一概受到禁止的。同业竞争行为所受到的“待遇”也有相似之处，《公司法》禁止高管实施同业竞争，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也是IPO过程中的一道硬伤。相反，关联交易却是中性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其中原因何在呢？

学者经研究后指出，正当关联交易能够起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作用。例如，对于一家刚刚起步的闭锁公司来说，他们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满意的交易对象，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却又都是在这个领域浸淫多年的行家，他们手上或许有着足够充分并且优质的资源可供企业使用――当然，是需要付出对价的。这样，对于这家公司来说，与关联方开展交易无疑能够帮助其迅速做大、做强，同时也没有损害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交易成本的降低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公司与其外部展开交易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进行尽职调查，同时还要费尽心机设计在合约中安排一系列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或许仍免不了遭遇“忽悠”。但若企业的交易对象是自家人，双方彼此熟悉、知根知底，很多环节也都可以省略跳过，这样企业便能腾出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去投入到其他日常经营活动中去了。当然，这儿我们也就无法避免“专杀熟人”的现象产生，我们提及了这一原因，只是为了证明合法关联交易有其正当性基础。[1]

四、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

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A股市场中，存在的非公平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上市公司担保获得（骗取）银行贷款；（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将资产、利润转移到受他或与他有关联的第三方所控制的私人公司中去，实现了“隧道挖掘”（Tunneling）；（3）上市公司为了取得再融资资格，通过大量的关联交易粉饰公司财务报表，从而达到“圈钱”的目的，进而再实施（2）中的隧道挖掘行为；（4）利用关联交易，降低上市公司利润，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5）配合二级市场题材炒作的需求，甚至借此买卖股票或收取好处，以牟取私利。

事实上，上市公司开展关联交易的类型还有许多种，但总结起来却可以划分为两类：粉饰报表、掏空利益。其中，掏空利益行为很好理解，中小股东受到损害的现象也很明显，因此普遍受到法律的禁止和投资者的反对。而粉饰报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应付政府监管的需要，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减轻税负、获得再融资资格之外，还包括实际控制人向公司输送利益以保留其上市公司外壳等。这些行为对于中小投资者的损害并不明显，人们有时甚至会认为向公司输送利益是一件好事。但资本市场当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其获得了本不应该属于它的再融资资格甚至上市地位时，一场新的掠夺也就开始了。

【参考文献】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范文第10篇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A+H上市的国内第六大商业银行。2015年营收 2014亿元、净利润580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9%；主要股东为招商局。

建立公司治理制度体系，_定清晰的职责边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招商银行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做出明确清晰的界定，职责相互之间不重叠、不交叉，无兼容地带，从制度上完善了董事会的成员组成、职责权限、议事和决策程序，以及对于董监高违反法律、法规或不尽职的，规定相应的处罚机制。董事会的运作特点是抓大事、抓方向、抓战略，发挥科学决策机制。董事会提出“效益、质量、规模均衡发展”的经营理念，高度重视经营管理重大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风险偏好政策、股权管理办法、资本规划、内部审计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高管薪酬管理办法等，从而在战略管理、资本管理、风险管理、高管考核激励、内部审计和关联交易等方面实施有效管控，带领招行取得了健康稳健的发展。

建立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公司治理高效、规范运作。建立了良好的民主决策机制，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确保各利益主体的权力得到执行，责任得到落实，利益得到保护。具体表现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首先是高管层要经过充分酝酿和论证，经过行长办公会听取专门的汇报后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提交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对重要事项进行专业研究和调研，并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和把关。重大事项经过专门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方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此，招行完善的逐层议事和授权体系，既保证了在议事过程中充分发挥民主决策，又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提高了决策效率，保障了经营绩效和股东的根本利益。

审时度势，进一步优化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和机制。2015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风险加速暴露的严峻环境下，董事会加大风险管控力度，根据严峻的外部形势和内部经营管理情况的变化趋势，及时修订完善风险偏好政策，引入风险偏好执行的问责机制，修订风险管理考核指标，修订股权管理办法，加强了经济下行周期下的风险管理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