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交城乐班习俗活动调查与研究

摘 要：山西的乐班历史久远，在当地民众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以交城县为调查和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婚丧嫁娶民俗活动梳理乐班的活动范围；从乐班的弃业与执业及技艺传承来探讨当前的生存状况，进而把握乐班在民间民众生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乐班；技艺；传承

交城位于山西中部地区，属吕梁市管辖，紧邻太原，距太原仅50余公里。地理位置较为重要。“交邑控恒霍，带河汾。自巨寇平，而风土民物生进于古，依然唐魏之风焉。”[1]自隋开皇16年至今已有1400余年的建县历史。明清以来，曾是全国著名的皮货加工集散地，有“交皮甲天下”之美称，县城大小商号250多座，商铺林立，号称“交城商邦”，是晋商辉煌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个世纪文明的积累构成了交城浓厚的人文氛围。

关于乐班在文献难以勾稽，仅在存留于交城阳渠村永福寺的《交邑平下三十三村用乐户章程碑记》[2]中对于当时的乐班活动的规模和价钱及招待规格记载较为详细，但并没有记载乐班的班社组织活动，勾稽民间的口述史可知，在清光绪年代至建国初期，凡是婚丧嫁娶、喜庆寿诞，请的都是东社冯德玉响乐班。[3]为进一步了解交城的乐班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动，我们特对当地乐班活动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较为详实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乐班的重要作用。

一、传统民俗活动的乐班

（一）交城乐班与冠婚丧祭庆贺活动

交城县与晋东南、晋北地区的乐班相比，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晋东南地区乐班除了参与贺生寿诞、红白喜事、节庆庙会等活动外，最重要的是在迎神赛社活动中装扮各色人物，在庙内主神对面的戏台上表演各种乐、舞、剧，用以祭神和娱人，这种戏在当地被称为“队戏”[4]。晋北地区也有类似是风俗，如大同、应县、朔州、五台、宁武、五寨、岢岚等地，广泛流行着的“赛戏”这种古老剧种，也属于迎神赛会中的演出。赛会中扮演诸般杂剧歌舞以酬神，而戏曲形成以后，演戏成为迎神赛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乐户就是赛戏的专业演出人员[5]。可以说，各地乐户所参与的日常民俗活动是相似的，不同的是，晋东南和晋北地区承担了“迎神赛会”这一重要活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交城县是没有这种活动的，但不能确定在整个山西省中部地区都不存在这种活动。

《交城县志》中就记载了打击乐、丝弦乐和吹奏乐[6] 这三种音乐类别。对照永福寺碑记内容，笔者推断，碑记中所载“吹手”演奏的应该就是笙、笛、箫、唢呐等吹奏乐器，“杂乐”应该是负责演奏打击乐器的乐户，而“鼓手”应是从打击乐中单独出来的一个重要类别，“丝弦细乐”则应是演奏胡琴、三弦、二股子、琵琶等器乐的音乐。这种打击乐与管乐的组合形式与娄烦的“鼓吹乐”类似，只是在其基础上加入了丝弦细乐，应该说是对“鼓吹乐”一种的继承和发展。

（二）交城乐班与葬礼

交城县的葬礼习俗并非由清代一直延续至今，《阳渠村志》载：“解放后曾一度取缔旧风俗、旧习惯。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推平各家坟墓。八十年代以后丧事又大操大办，粗细两班乐队，有四班以上者[7]。”

如今交城县的葬礼形式虽较清代有所变化，但也有不少旧风俗的遗留。阳渠村75岁的张进林老人是村里主办丧礼仪式的专门人员，也常到其他村子里帮忙办事，对葬礼的整个过程可谓了如指掌，从他的描述中，笔者详细了解到了在葬礼过程中乐班的参与情况。

报死安魂。“报死当天，亲人要抬纸轿前往村里的永福寺，乐班也要跟着报死的队伍一路吹打。队伍在经过有五道爷的地方会洒迷魂汤，意为‘迷上五道爷’，村民相信通过此法可以保证在逝者的灵魂经过这里时不会被拦路。到达永福寺后，报死的队伍不能走正门，而要从左面写有觉路的侧门通过，进阎王殿，点香，供上七星饼，烧纸轿、纸钱，并把所剩迷魂汤也洒在阎王殿[8]。”到此，报死仪式就算顺利完成了。

迎祭。老人说，迎祭时主家要准备一张八仙桌，儿女亲家来了就要抬出去迎接，后面跟着吹唢呐和击鼓的响工，亲家们把带来的祭礼放在八仙桌上，再由人抬回主家，响工也要跟着回去。每次有亲戚带着祭礼来都要反复这样的仪式。人们认为这样做就是让全村的百姓都能看到儿女亲家上的祭礼。

发丧。阳渠村位于交城县平川地区，发丧时间一般在中午。在发丧当天，送葬的队伍中除了灵柩、花圈以外也有吹打的队伍。“下葬的时候，要吹打一遍。围起墓子以后，也要吹打、放鞭炮[9]。”但整个丧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迎神。“下葬仪式完满结束以后，在回程的路上，响工们要吹打一路，意为‘迎神归家’[10]。”交城人认为，下葬之后逝者就可成神，与下葬之前的地位身份就不一样了。老人讲，“迎回神后，响工们还要在主家的院子里吹打一番，等主家给逝者的牌位上完香，贡献后，才能收工[11]。”至此，所有的葬礼仪式才算结束。

老人还讲到，前，乐班一次吹打所获的报酬在100元左右，而后，工钱逐渐上涨，现已达到千元[12]。当地人还有“紧七慢八”的说法，“紧”是指主家经济状况吃紧，“慢”则指主家比较富裕。经济实力有限的人家一般请七位乐人，分别是吹笙的一名，拉胡琴的一名，吹大唢呐的一名，吹小唢呐的一名，鼓手一名，敲梆子的一名，敲镲的一名。而富裕的人家会请八人组成的乐班，要比七人的乐班多一名敲铛铛（铛铛即为小锣）的艺人。

笔者还专门走访了村里一个主办葬礼的乐班，针对一些更为具体的情况对阳渠村某乐班经营者常原凯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交城县对吹打事宜没有太多规定，时间、地点、曲目、乐班规模、是否唱戏、报酬等内容，多与主家商量着办。一般老人去世都要唱戏，但如果逝者年纪尚轻或无儿无女、终身未婚，是不会请人唱戏的。乐班里的乐器通常有晋胡、两把笙，唢呐（一个人拿三把），梆子，镲，电子琴。但在上街行进过程中不会带电子琴[13]。这与张进林老的描述又有所不同，可见乐班的构成已经很灵活多样了。

据常原凯讲，“平时乐班在院子里吹打的时候多演奏晋剧中的折子戏，例如《走雪山》《教子》《金水桥》《忠保国》《祭江》《哭灵堂》等，每一曲的时长大约都在三十分钟左右，为大曲，如果主家有要求，也会唱戏。

二、山西交城乐班的生存状况

（一）乐班技艺的传承

乐人在过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学习技艺，但想要掌握这门技艺绝非易事，除了需要刻苦学习，还要有一定的天赋。在交城一带流行着“刮耳音”这样的说法，老一辈的吹打艺人中，大部分都有这一本事。我们采访的一位交城县的范老大爷年少时的学艺经历就比较典型。

范大爷讲到自己的学艺经历时说：“我15岁开始跟师傅学吹唢呐，主要是为了谋生，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跟师傅学是没有曲谱的，全靠口耳相传，听了师傅吹的曲子后，自己再练习。刚开始学的时候怕吹不好影响到邻居，常常一个人跑到庄稼地里靠着记忆吹曲，用我们的行话讲就是‘刮耳音’。想要干好这一行就必须有这种本领。只有某些时候师傅闲暇了或是心情不错，才会坐下来对徒弟进行一些指导，教着唱唱曲调，但曲调唱的都是宫、商、角、徵、羽，十分难学，而且吹曲不分小节，就是一口气往下吹，所以当学徒绝不是容易的事，靠的是天赋和艰辛的练习[14]。”而范大爷的儿子现在也是一名乐人，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爱吹吹打打，所以靠着兴趣自学成才。

（二）弃业与执业

交城县现在的乐班数量已经比较少了，但交城县以前还是有自己的乐班的。“改革开放前，交城的古城墙尚保存完整，交城自己的乐班就住在交城县城墙北面的城外，大约十几户人家，有吹唢呐的毛子（别称），有打板儿的夫子（别称），还有专门为乐班揽活儿的夺元儿（别称）等人，后来，打板儿的夫子在交城剧团干过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交城县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阶段，原有的古城墙被拆除，县城的面积扩大，处处都在兴建道路，原本地处交城县边缘位置的乐班所在地很快被吸纳进交城县内，乐班的成员们得到了拆迁的补偿款，稍稍富裕了一些，又因为住进了县城内，赚钱的机会多了，于是大多放下旧业，另谋出路了。他们的子女中几乎没有再继承他们旧业的，于是交城县里这样的乐班几乎已经绝迹了[15]。”那些曾经的乐人现在也大都辞世十几二十年多年，若还在世，都已是上百岁的老人了，他们大约是清末遗民或民国初期出生的人，应该是迫于生计才干起这一行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乐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另谋出路或是想要放弃乐人这一职业。以阳渠村为例，据原守发老人讲，“阳渠村在上世纪60、70年代有一群在俱乐部里搞文艺的人，后来组织起了乐班，相互帮忙揽活赚钱，例如有打鼓手陈世昌、拉胡篓子（二胡）的张五狗和打板儿的伍黑子，这些人现在大约都在60多岁，由于年纪渐长，年老体弱，有些甚至患有病症，干不了重活儿、累活儿，转业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依然在干此行当。他们之中没有人是领头的，也没有严格的职务划分，谁都可以揽活儿，然后叫齐了人就能去吹打，比较随意自由。每一次吹打下来，能领到10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报酬，分配的方式很简单，拉胡篓子的或是吹唢呐和笙的，难度大，出力多，所以分得的钱多一些，打板儿的、敲镲的乐人工作量小并且较为简单，分得的钱少一些。要是他们吹打的卖力，得到了主家的认可，主家还会给他们一些烟、酒和大馒头之类的东西作为犒赏。这些人除了揽活儿为人吹打以外，自家还会种些农田，由于现在的耕作方式比较进步，费力不大，庄稼种下以后事情就比较少了，可以由自家人代为照料，于是在以种田为主业的情况下，这些人可以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做吹打的生意，也算是干干副业，赚点余钱以改善生活，所以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都还算不错，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担忧[16]。”

还有像阳渠村常原凯这样的新一代乐人，从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组织起乐班并以此谋生。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错，有自家新盖的院子，院中有六七个房间，室内装潢较为讲究，家里各种电气化设备齐全，生活得较为富裕。

因此，无论是由于经济发展而放弃了做吹打艺人，还是由于个人爱好或生计的原因依旧坚守在这一行业，他们的弃业或执业都是自由的，也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其实现实的乐班在历史上称之为“乐户”，有学者指出，解放后，尤其是运动后，乐户贱民的身份地位才彻底被瓦解，通过阶级划分，乐户――这些从前不能与“士农工商”为伍的贱民，从此被赋予了农民的身份。而农民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作为良民的一员，因此拥有农民身份对于乐户而言，意味着他们与先前的贱民身份彻底断裂[17]。现在人们只把从事乐班的人当做普通行业中的一员，大家对这个行当没有了歧视。伴随着民俗活动的开展，乐班的重要作用不断的体现，民众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乐班，这也正是民俗活动的魅力所在。

注释：

[1]清光8年[1882] 夏肇庸撰《交城县志》卷首三。

[2]永福寺残碑，碑高147cm，宽71cm，厚17cm，碑顶长度为42cm。

[3]http：///blog/#m=0 老顽童的日志网易博客

[4]段友文，《“贱民”外史――晋东南“乐户”生存状况调查》，《民间文化期刊》，2000年第1期。

[5]刘文峰，肖宜悦，《宋金杂剧遗响，乐户代代传承――关于晋北赛戏的探析》，《四川戏剧》，2013年第1期。

[6]交城县志编写委员会，《交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661页。

[7]阳渠村志编写委员会，《阳渠村志》（内部资料），1995年，第69页

[8]张进林（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9]张进林（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10]交城县志编写委员会，《交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746页

[11]张进林（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12]张进林（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13]常原凯（男），30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14]范成（男），68岁，交城人县阳渠村村民，受访时间2013年6月10日，采访人原野菁

[15]原守发（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 受访时间2013年8月20日，采访人原野菁

[16]原守发（男），75岁，交城县阳渠村村民， 受访时间2013年8月20日，采访人原野菁

[17]闫钟，《论解放战争时期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交城县志编写委员会《交城县志》，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年.

[2]阳渠村志编写委员会《阳渠村志》（内部资料），1995年.

[3]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

[4]刘文峰 肖宜悦《宋金杂剧遗响，乐户代代传承――关于晋北赛戏的探析》，《四川戏剧》，2013年.

[5]闫钟《论解放战争时期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6]段友文《“贱民”外史――晋东南“乐户”生存状况调查》，《民间文化期刊》，2000年.

作者简介：石国伟（1974-），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理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戏曲民俗；原野菁（1991-），现就读于山西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