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论文范文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原馥庭身居海岛,心系大陆,无时不在思念故土。两岸隔绝数十年,骨肉生死难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难见亲人一面,于1989年,与夫人携晚辈到香港,同在大陆的子女团聚六天,以慰天各一方,梦寐思念之情。1993年,两岸关系初晴,冰山渐消,原馥庭回到离别44年的和井村扫墓祭祖。此后他几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家乡父老的热烈欢迎。

原馥庭亲眼见到祖国大陆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山西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丰衣足食并日益提高的事实,甚为感动。1998年他参观万家寨引黄济晋水利工程时,赋诗盛赞山西党政领导其功不在禹下:“石楼临晴空,南眺出千里,人怜山气佳,予叹禹功美。”参加山西大学承办的“近代史研讨会”后,他赴五台山参观,途经忻口见抗日战场遗迹,回想此役有4万余官兵为国牺牲,至感悲痛,泣不成声。此后,友人邀他再游五台山,他即往婉谢,不忍再看忻口伤心之地。他说:“忻口战役坚持23天,牵制日军速战速决三月亡华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从容西迁,功不可没。是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敌寇的典型之战,后人不可忘记。”

大陆之行更激发起原老的爱乡爱国热情,决心在两岸文化交流上尽绵薄之力助乡报国。十余年来,他不顾年高体弱,亲友劝阻,不遗余力,贡献颇多,概而述之主要为:

关心故乡修志,寄赠海外志书。他闻知间断50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编修地方志工作,在山西率先复兴,即去博物院档案馆联系,将该馆收藏的两种《河津县志》影印,寄给河津县志办公室参考。之后,他又到台北各图书馆、科研机构、大学、机关团体查询,把这些单位收存的山西各朝代的府州县志目录,抄寄给省志办备查。全省各修志机构有需请他协助查录的资料,有求必应,皆能尽力而为。同时,他对新修的省市(地)县志也十分关心,给予很高评价,并介绍给在台同仁阅读。

搜捐三晋文献,丰富山西史料。近年台湾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学出版了不少山西重要文史书籍,古代有司马迁、司马光、王通、柳宗元、薛宣、傅山、徐润第、徐继畲等著作,近代有阎锡山、徐永昌、孔祥熙等遗书及六卷本《阎锡山年谱》、二十卷本《阎锡山档案》(已出版十二卷),原馥庭皆或购或影印复印,寄赠给山西省图书馆、社科院、史志院等山西境内有关专家学者。此外,在台晋人也有不少著述,如卫聚贤著《甲骨文考》《山西票号》《中国人发现美洲》,达鉴三著《法显首先发现美洲》,郭荣生著《清末山西留学生》《孔祥熙传》《民国以来的山西省政府》,乔家才著《山西行政区划古今谈》《汾河》等。另有山西文献社出版的《山西名贤辑要》《山西献徵》,“国史馆”编印的《阎锡山要电》,“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徐永昌日记》等也都分别寄赠山西文史机构和个人。

把为山西收集史料视为己任,时刻放在心上,点滴不漏。有一年他去美国探亲,游加州圣荷西公园,见百年前广东籍华侨在园内修建的五圣宫里供奉有关公塑像,即买下已印入明信片的彩照寄给我。附上说明,先在广州《神州民俗》,后在《山西老年》发表。

精心办刊编书,赞美山西古今。1999年他接任山西同乡会会刊《山西文献》总编辑后,在业已大为改进的基础上明确办刊主旨为“宣扬中华文化,报道山西文史,介绍三晋山川名胜、风俗民情,发扬山西精神”,在加强晋台文化交流,深化学术研究,沟通两岸信息等诸多方面成效明显。现在已有山西专家学者张海云、刘伟毅、张余、邱文选、员创生等50余人在该刊发表文章。该刊每期封面都用彩照介绍山西一处名胜古迹。

为了让海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山西、认识山西,原馥庭与李仙舟先生合作,在山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协助下,以台北市山西同乡会、财团法人台北市山西文联基金会和山西文献社名义,选择台湾海峡两岸百余作者文章,编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名为《表里山河话三晋》的图书,内容包括山西概览、三晋揽胜、史海钩沉、经济广角、黄土风情、名特撷萃。该书出版后免费赠予世界各地,收到预期效果。

参加学术研讨,宏扬山西文明。原馥庭先生虽一生从政,但是文化底蕴深厚,学识渊博。晚年时他对三晋文史情有独钟,作了大量调研工作。为同家乡学者交流,他多次应邀参加学术研讨会。1993年,在山西大学主办的“近代史研讨会”上,他就海外乡亲对国家建设发展的见解作了简要介绍。2000年,他在临汾参加了“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论文题为《帝位传贤允执厥中》,并在发言时讲述了长子县县名与尧帝的关系。因年迈,近四五年省内的几个研讨会没亲身参加,但都提交了高水平的论文。侯马“晋文化研讨会”的论文题为《晋原史事与信义》。他为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徐继畲思想会”提交的论文为《纪念先知先觉的乡贤徐松龛先生》,为运城“关公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为《台胞崇拜关公概况》。

发现北魏石塔,购权宣传由来。1998年末原馥庭陪我和定襄县河边民俗馆馆长张建新参观台北博物馆时,见主展厅最醒目处的大玻璃罩内立着已载入《世界美术全集》的北魏石佛塔,有塔身,无塔刹(顶),标明原在山西朔县。猛然想起“”前,我在朔县参观崇福寺时,县文化局长雷云贵同志曾告诉我,寺内原有一北魏石雕佛塔,是1500年前的国宝。1937年日军侵占朔县城时被日军盗抢,装箱运走时,一爱国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把塔刹(顶)藏起,解放后献给国家。我欲拍塔身照,不准,急也没法,不料一个月后收到原老寄来彩色石塔塔身照,并说明可在大陆报刊发表。原来那天参观后,原老随即进行调查,得知:侵朔日军中有一东京本原寺和尚,懂得石塔价值,即与同伙合谋把石塔盗运东京。虽丢了塔刹,仍视为战利品宣扬,《朝日新闻》报道,京都大学教授村田治郎、山野清一和奈良的小川晴阳鉴定、座谈,然后收藏在皇室博物馆,日本投降后交还中国,逃离大陆时带到台湾。

原先生洞悉原委后,自费向有关部门购买了这个石佛塔照片的发表权。我以《北魏千佛石塔是怎样身首异处的?》为题,撰文在《党史文汇》刊登,几家报刊转载。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明代；山西进士；地理分布

明代山西进士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才群体是考察山西文化发达与否的一项重要的指标，明代山西进士的研究对全面认识山西科举史和明代科举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明代山西进士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宣德《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王欣欣《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王振芳、吴海丽《明代山西进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及其成因》和王尚义、徐宏平1988年发表的《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的相关部分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笔者认为这些成果在结论或者方法上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于是撰写本文再作探讨，希望准确反映明代山西进士的总体状况。

一、明代山西进士数量概述

明代山西进士总数究竟有多少？王欣欣认为“有1254人”吴宣德认为有“1139人”。但笔者依据明代《进士登科录》、《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等科举文献，以“在山西乡试中式”作为确定山西进士的主要依据，对明代山西进士进行了逐科逐人的考证确认，得出与以上结论不同的结果。据笔者统计在明代所开88科进士考试中，明代山西进士共中式1109人，并且，88科全部有山西举人中式，无一科空白。若从不同时段的进士分布考察，可分为三个时段。自洪武四年至成化二年为第一时段共历29科，共考中进士184人，占山西进士总数的16.56%，每科平均考中6.34人。成化五年至嘉靖三十二年为第二时段共历29科，共考中进士422人，占山西进士总数的37.98%，每科平均考中14.55人。自嘉靖三十五年至明亡为第三时段共历30科，共考中进士505人，占山西进士总数的45.45%，平均每科录取16.83人。明代山西进士在第一、二、三时段所占比例分别为16.56%、37.98%、45.45%，可知山西进士在时间分布上大体呈直线上升趋势。

二、明代山西进士地理分布特点

关于明代山西进士地理分布，吴宣德认为：平阳府431人，太原府299人，汾州府81人，潞安府80人，大同府71人，辽州25人，泽州132人，沁州18人，其他2人。而笔者得出了与吴宣德不同的结果，之所以出现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进士总数的统计上没有达成一致，吴宣德认为有“1139人”，而笔者经逐科逐人确认为1109人，总数不相同，其地理分布数自然就不能完全相同。其二，确认地理分布的依据也有所不同，笔者依照明代制度采用的是以乡试地点为定的原则将进士划分到各府。下面笔者将明代山西进士分布情况以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山西进士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和普遍性的两个特点：

（一）不平衡性，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南多北少。地处山西南部的平阳府、潞安府、沁州和泽州，这两府两直隶州共有624名进士，占明代山西进士总数56.27%。地处中部的太原府、汾州府以及直隶州辽州共有406人，占明代山西进士总数的36.61%。地处北部的大同府共有进士70人，占6.31%。

（二）普遍性，各府州中明代均有进士分布。在山西所属共4府3个直隶州中均有进士分布，且其中有416人集中平阳府，占总数的37．51%；其次是太原府318人，占总数的28.67%；以下依次是泽州117人，占总数的10.55%；潞安府74人，占总数的6.67%；大同府70人，占总数的6.31%；，汾州府58人，占总数的5.23%，辽州和沁州分别以30人和17人占总数的2.71%、1.53%。

三、明代山西进士地理分布特点成因

明代山西进士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与明代山西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诸多方面紧密结合的。下面通过表格的形式来直观的反映部分影响地理分布的原因。

宏观上来看，由表可呈现地处山西南部的平阳府、潞安府、沁州和泽州，这两府两直隶州共有编户2924里，占明代山西编户总里数的67.81%；拥有儒学所57，占明代山西儒学总数的52.78%。地处中部的太原府、汾州府以及直隶州辽州共有编户1264 里，占明代山西编户总里数的29.31%；拥有儒学38 所，占明代山西儒学总数的35.19%。地处北部的大同府共有编户124 里，占明代山西编户总里数的2.88%；拥有儒学13 所，占明代山西儒学总数的12.04%。上述分布与进士在南部最多、中部次之、北部最少的地理分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也说明，进士数量与设学率和编户数量成正比。

微观上以分府情况看，在设学数与进士数成正比的关系的基础上也有例外，其中泽州和潞安府虽然在设学数量上不及大同府，但是因为泽州和潞安府地处山西南部，大同府地处晋北地区，山西南部地区历来农业商业比较发达，交通便利，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所以成为山西人才发达的地区。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进士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其中又以进士科一枝独秀，它在从隋创立到清结止的漫长发展岁月里，成为大多数读书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同时，某地区考中进士的多少，也往往成为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明代是科举制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进士科考试的兴盛时期，就山西而言，也是文化相对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笔者对明代山西进士的初步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山地区的文化发展状况，及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垂作历史经验，以供我们今天参考。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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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天仙庙正殿内的破败景象（左） 失窃后的石狮空底座（中） 失窃前的石狮（右）

2014年9月，山西壶关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仙庙失窃，一对石狮子被盗。事实上，这起案件只是壶关文保危局的冰山一角――因缺乏文保资金，壶关大量古建筑损毁严重。

就在同一个月，壶关县城以西的一座石山上突兀地立起一座仿古阁楼――高望阁。这座高近70米的仿古阁楼被当地官员称为“新文物”，耗资4000余万元，相当于“2014年壶关县财政的十分之一”。

一边，缺少维修资金，文物险象环生;另一边，斥巨资建新文物，壶关缘何如此矛盾？

壶关文保危局

创建于960年的天仙庙位于壶关晋庄镇庄头村，属国保文物，山西文物专家称其为“研究元代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的实物资料”。然而，颇具价值的天仙庙未能躲过贼手――2014年9月26日深夜，天仙庙两尊石狮子被10余名盗贼掳走。

天仙庙石狮子失窃并非孤例――2011年，壶关骞堡村关帝庙的一对清代石狮柱础失窃，至今下落不明。壶关文物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说，壶关古建筑构件失窃严重，“老房子里刻有精美砖雕的照壁被盗贼连夜整体搬走。”

壶关因拥有788处文物而被誉为山西的“文物大县”，然而，这里文保状况堪忧。

本刊记者现场走访发现，天仙庙一副破败模样，正殿屋顶变形，东西配殿近半数坍塌。文物保护员杨国华说，已对庙宇采取抢救措施“用彩钢给正殿搭一个简易棚”;至今，三久碇魈逋旯ぐ肽暧杏啵文物保护员郭宏志说，消防、安防、技防设施尚未安装。

《山西省文物保护员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文物保护员应为55岁以下的男性公民，身体健康，行动方便。而天仙庙3名文物保护员中，一人为59岁，另一人为70岁;三久砦奈锉；ぴ焙驴圃蛳帜59岁，且行走艰难。

市、县保文物更是面临险境。14处市保文物中有12处需要抢险，县保及县保以下文保单位大量古建筑坍塌严重。

知情人说，近年来，壶关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对国保、省保文物进行修缮，但这些钱“都是从国家和省里争取来的资金”，县里“投入很少”。

壶关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下称壶关文广局）局长李国祥将险象环生的文物现状归咎于“缺钱”。他说，壶关是部级贫困县，财政是“吃饭财政”，保工资、保运转已属不易，“文保资金靠县里解决，承受不了。”

壶关文广局干部穆元（化名）对此并不完全赞同，他坚称“不重视”才是文保危机的主因。

“文物保护不易出成绩，投入1000万元（修缮文物），看不到什么。”他说，正因为“漠视”，县财政在安排资金时不会优先考虑文物，“县里领导一提起文物保护就头疼。”

天仙庙失窃案发生后，壶关政府开始尝试破解文保难题。

李国祥告诉本刊记者，2015年，壶关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文保责任书，各乡镇政府再与文物所属行政村签订责任书。责任书中规定：乡镇、村要采取各种形式筹措资金，对存在隐患的古建筑，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或委托专业队伍开展古建筑日常维护工作。

山西文物局一位官员对这种做法心有疑虑，“村干部大多身兼多职，有精力顾及文物？村里自行修缮文物，是否会违背‘修旧如旧’的原则？”

“空壶”的旅游手笔

天仙庙石狮子失窃案发生的同一月，壶关政府投资数千万元建设的“高望阁”主体完工。这座“新文物”突兀地立在县城西边的栲栳山上。

据壶关住建局副局长张建立介绍，高望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5层，地下2层，高68.3米，总建筑面积8464平方米。

高望阁很快引来非议――山西文物局一位官员说，壶关政府在搞“弃旧文物，造新文物”，这种做法损害了文物的尊严。

对于外界的指摘，张建立一脸无奈，他说修建“高望阁”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告诉本刊记者，壶关地下缺资源，地上缺水，是个“空壶”。据其回忆，2000年之前，当地居民用水都是问题，“早上毛巾在水里沾一下，全家人都用它抹一把脸，就算洗脸了。”2000年之后，县里打了三眼深800米的水井，居民生活用水勉强够用，但工业、农业用水还是一个难题。张建立说，这些年，曾先后有几家大企业来壶关投资建厂，但一打听水的情况“人家就不来了”。

张建立说，没有产业支撑，当地经济就无法发展。县里领导挖空心思找经济增长点，最后决定发展旅游。

壶关县城以东60公里处有一个旅游区――太行山大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区（下简称大峡谷旅游区），该旅游区占地225平方公里，被誉为“千里太行第一峡”。 仿古建筑高望阁被山西文物专家定义为“假文物”（武刚 /摄）

据壶关县一位官员回忆：1998年，大峡谷旅游区推出第一个景点十八盘。其后几年，由于缺乏资金，壶关政府一直无力对大峡谷旅游区进行大规模开发。2001年5月27日，壶关政府将旅游区内的10个景点公开拍卖，10位私人老板以数万或数十万元的价格，获得了这些景点的开发经营权。

经历10余年发展，大峡谷旅游区已小有名气，但10多个小景区及10余名私人老板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管理不规范、投入不到位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终结混乱状况，壶关政府决定对大峡谷旅游区动一次大手术――2013年初，“太行山大峡谷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山西常平集团占40%股份，长治市和壶关县政府占60%。2013年3月24日，原有的10家景区经营者及3家宾馆经营单位退出，由太行山大峡谷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1亿元接管。

旅游资源整合后，大峡谷旅游区有了明显产出――2013年，接待游客162.05万人次，景区收入2500万元;2014年，接待游客220.19万人次，景区收入4300万元。

尝到甜头，壶关政府觉得旅游“有利可图”，县里领导就想在壶关县城再造一个能产出的旅游景点，把高望阁和大峡谷旅游区整合在一起，把游客留住。

新文物“运动”

修建“高望阁”的想法已经孕育多年。

当地一位官员回忆，2003年至今，壶关5任县委书记都曾想在县城附近建一个标志性建筑，“在这个建筑里面布展，让游人了解壶关的历史文化”。

2010年12月9日，壶关政协召开会议对“标志性建筑”进行讨论。

当时参会人员建议：在县城建一个能集中展示壶关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的“缩影”景观。很多人提议，可以在县城以西的栲栳山上建设一座文化阁楼，突出高、大、奇，吸引眼球。

前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标志性建筑有了大概的轮廓，但因县里财政紧张，迟迟未能实施。

张建立说，2012年，这座标志性建筑被暂定为“文昌阁”，“预计投资3000万元，在栲栳山顶建文昌阁及农家乐度假村，计划于2012年3月开工，2013年底完工。”

然而，直到2013年，“文昌阁”才开工，建设过程并不顺利。“名义上由县政府出资，其实都是施工方先垫付。”壶关住建局工作人员李志（化名）说，“工程进行中，施工方资金出现了问题，只能时断时续，缓慢推进。”

2014年9月，文昌阁主体才勉强完工，并更名为“高望阁”。壶关住建局一位干部说，当地县志有记载，栲栳山上曾有个高望堡村，村子附近有过一座阁楼，“叫‘高望阁’可以让建筑物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就是造一个新文物。”

在山西，“各地都在建新文物，几乎县县都有。”山西文物局一位官员说。据他讲，长治襄垣县曾有一座“文峰塔”，1940年毁于战火。2012年，襄垣政府投资1500万元重建“文峰塔”，塔高51米，钢架结构，内有地下展厅、电梯、楼梯等设施。

现在，高望阁以南300米的山顶上还存有两座古庙遗址，李志说，县里原打算重建这两座古庙，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这个计划被搁置。

按照规划，壶关以“高望阁”为中心还将打造一个西山文化园区，“占地100亩，园区内还要建美术馆、两座古庙遗址、农家乐、宾馆、游乐项目。”李志说。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庙 开发 旅游资源 博物馆 国学讲堂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028-01

文庙，也称孔庙、夫子庙、圣庙、文昌阁等，全称叫“文宣王庙”。《释名·释宫室》中注释:“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1}文庙原是为纪念、祭拜孔子而建立的，是中国古代供奉和祭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地方。

山西省文庙资源众多，多达176处，经过历史的洗涤，近况参差不齐，有一些保存很好，但绝大部分已经在风雨和人为因素下摇摇欲坠{2}。如何开发数量众多的文庙，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经过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的实地调查，认为山西的文庙旅游资源开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层次进行。

一、作为旅游资源开发

在山西省的176处文庙资源当中，有一批文庙级别高、面积大、建筑群保护好，又有良好的旅游资源集群，这类文庙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开发。这类资源以平遥文庙为代表。平遥文庙是目前山西省文庙开发中最为成功的一例，它的成功既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也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平遥文庙坐落于平遥古城东南隅城隍庙街120号，坐北向南，总面积35811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3472.3平方米，庙区占地8649.6平方米。庙宇建筑规模宏阔，布局疏朗，中央部分为文庙，左为东学，右为西学，三个建筑群并立组合而成，其价值非常高。其价值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平遥文庙是第五批国保单位，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庙；文庙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是中国孔庙中唯一的金代建筑；平遥文庙保存的“文”系建筑群也是中国最为完整的；文庙殿内塑有孔子、“四配”、“十哲”以及“七十二贤人”像，是目前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孔子及塑像群；此外，文庙科举博物馆里面保存了一张状元试卷，是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上仅存的；同时，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更是为文庙增添了光彩。

平遥文庙所在的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其涵盖的旅游资源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古城墙、日升昌、县衙、明清古街、华北第一镖局等20处景点，文庙和这些旅游资源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如果在旅游线路安排时，可以先参观文庙，然后是晋商文化、古城墙，游客会有渐入佳境的感觉。

二、作为博物馆开发

中国文庙历史悠久，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是“庙馆合一”甚至“庙退馆进”阶段{3}。这个时期文庙的“庙”的功能逐渐退缩，而“馆”开始出现，并逐步占据了“庙”的地位，在山西典型的就是太原文庙。

太原文庙建于清光绪8年（公元1882年），位于迎泽区上官巷东端。太原文庙可谓是最早的一批改为博物馆用途的建筑群，早在民国8年即1919年就被辟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后来还曾做过民众教育馆，1953年改为山西省博物馆，直至省博物馆另址重建。今天的文庙占地面积31000平方米，现在中轴线基本保留了原有建筑的格局，199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成立山西省民俗博物馆。

今天，博物馆中轴线上大成殿陈列有“千秋孔子展”，供奉有孔子、四配和十二哲木主神位的塑像，而两侧的厢房则作为博物馆的展馆部分。一批又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展览在此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这一类文庙资源因处在城市区域中心，人口众多，而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却缺少文物和历史价值，资源特色也不够鲜明，已经不可能当作单纯的旅游资源开发，也不可能以旅游养资源，因此开发时可以“中留大道、占领两厢”。无疑，太原文庙的开发是比较成功的。

三、作为国学讲堂开发

文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功能。现今开发的文庙几乎完全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存在，游客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有机会领会到文庙几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完全没有发挥它所具有的教育作用，没有完成它的文化传承。

自2004年首次祭孔以来，对孔子对儒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新的高潮，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太原文庙的国学大讲堂就是因此而生，每周都会有免费的国学大讲堂对市民免费开放。当然，单纯的大讲堂从覆盖面上来说太小了，不过这只是文庙的教化功能的第一步。

而这个开发恰恰是适用于大批文庙的，如果各地的文庙都能逐步开展类似的活动，那我们的文化就会传承下去。如果以文庙的国学讲堂为凭借，让国学走出宫墙，走进社区，走向学校，引导市民和学子学习儒家修身齐家的典范、孔子风清气正的楷模和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那文庙的价值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文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305）

注释：

{1}刘熙.四部丛刊初编·经部之释名卷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9:23.

{2}吉丽娜.山西文庙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11.

{3}唐红炬.文庙的保护与利用：应在冲突中寻求和谐[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6）:7

（作者单位：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山西太原 030032）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他就是山西省五台县人阎宗临。

受鲁迅影响走出国门

阎宗临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1924年毕业于崞县中学。是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他，独自借钱来到北京闯荡。他一边求学，一边兼任《国风报》副刊校对，因而认识了山西同乡高长虹。高长虹当时是青年文学社团“狂飚社”的负责人，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由此阎宗临经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到鲁迅家中探讨问题，聆听他的教诲。一次，阎宗临就青年读书问题请教鲁迅，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番话，对阎宗临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萌发了“走出国门去读外国书”的强烈愿望。

1925年12月，阎宗临得到了山西同乡景梅久的帮助，将自己的愿望转化为实践，毅然加入了赴欧洲勤工俭学队伍。他先到法国巴黎，边打工边学习法文，推过土车，做过油漆工，在实验室做过勤杂工和实验助理员。两年后到了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工作，不久由勤杂工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有了一点积蓄后，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中国文化讲师。1936年，阎宗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深得导师和学友赞赏。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与美丽而贤惠的中国女子梁佩云结为伉俪。

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共耗时12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的一天，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发现在《名理探》一书中，夹着一份题为《身见录》的欧洲游记的中文稿件，不禁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再仔细一看，在《身见录》作者“自序”中又看到这样的文字：“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顿时，阎宗临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兴奋：“啊！这竟是200多年前一位中国同胞（而且是山西同乡）的文稿，今天让我看到，莫非天意！”阎宗临连忙找来照相机和胶卷，对《身见录》文稿全部拍照下来。

阎宗临怀着极浓的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身见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对于文稿内容、作者身份以及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国家关系、历史事件乃至人名、地名等，都一一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身见录>校注》等专著，对这部稀世之作进行详尽的介绍。这部沉睡多年的、由山西人编撰的、中国首部欧洲游记的神秘面纱被阎宗临亲手揭开，终于被世人所知悉。

《身见录》作者樊守义，山西平阳（今运城市新绛县）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乾隆十八年（1753年）逝世，享年71岁。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新航线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派使节多罗来华处理“礼节问题”方面的纠纷，清廷给予嘉宾礼遇。但多罗傲慢无礼，态度不端，擅自在南京所谓《禁约》。康熙皇帝大为不满，御批《禁约》说：“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为了澄清是非，阐明我方的观点和态度，康熙皇帝派遣在朝廷供职的法国人艾若瑟赴罗马交涉，并指定“虔事真主”的山西人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艾若瑟、樊守义二人自澳门乘轮船动身西行。目标既定，日夜兼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8月初，抵达欧洲的葡萄牙，登陆游览，拜见葡萄牙国王，受到优待。居住4个月后，于次年元月告别葡国。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两个月后进入意大利国界。2月下旬，行至利古里亚。此后开始走陆路，经名城比萨，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两天后，教皇克来蒙第十一世即接见了中国使者，悉知了他们的来意，并给予优厚待遇。在教皇的特许下，艾若瑟、樊守义二人参观了宫殿房宇、皇家园林、御用书库等，接着又参观了梵蒂冈宫。在罗马留住的5个月期间，樊守义仔细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地理、民俗等各方面情况。告别罗马时，教皇再次接见了他们，亲自为他们赐福，并赏赐一些“圣物”。

艾若瑟、樊守义在回程途中，又考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行至非洲南端好望角时，艾若瑟不幸逝世。樊守义不畏艰辛独自前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6月13日回到广东。从他奉命赴欧洲到回国，历时13年。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所遣使臣。樊守义回归后，随即被召北上，于9月11日，在热河叩见康熙皇帝。皇上对于樊守义“赐见赐问良久”。樊守义将往返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体会详细报告皇帝，特别是禀报了在欧洲蒙各国元首接见和礼遇的情况。康熙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

樊守义出使欧洲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朝野许多人纷纷向他询问欧洲风土人情。樊守义遂将亲身经历“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巅末，为记其略云。”于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就这样诞生了。

《身见录》被发现，有相当的偶然性。《身见录》在中国未曾刊行，由于不明的原因被带往欧洲，又被夹在罗马国立图书馆的图书中长期“沉睡”，通过正常的图书目录检索，是根本无法查到的，所以说它被发现是很偶然的。但也有必然性，因为它的发现者阎宗临是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意志坚韧、治学严谨的学者。在欧洲，他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努力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并关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切人和事。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兢兢业业，永不懈怠，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如果把《身见录》比喻成一枚甘甜的果实，与其说是上苍赐给他的，不如说是他在浩瀚的森林中辛苦寻觅到的。

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12年，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收获，是有幸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过，加深了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同时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研究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阎宗临对史料的钻研非常严格。为了阅读第一手材料，曾刻苦学习拉丁文;为了写博士论文，曾七次到梵蒂冈核对资料，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为了研究一个重要的学者，同时对其对立面也进行研究，以期不失于偏颇。正因为他有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精神，才会获得“品端学粹之士”赞誉，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推出一项又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

结识罗曼・罗兰并曾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指点、教诲，使得阎宗临成为旅欧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个。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阎宗临出国前就很敬仰他。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文学院教授、阎宗临的导师迪・米南克有一天通知阎宗临，说罗曼・罗兰要找一位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了解鲁迅作品《阿Q正传》，他推荐阎宗临承担这项工作。于是，1929年11月底的一个周末，阎第一次到罗曼・罗兰的家，用法文互相介绍之后，罗曼・罗兰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我没想到米南克给我推荐了一位从鲁迅身边来的人为我讲鲁迅的作品，我该好好谢谢他才对。”

从此，阎宗临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回国前夕。初期，阎宗临根据大师的要求，尽可能详尽地介绍鲁迅本人及其作品;接着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地介绍中国的汉字和文化。彼此的交流，变成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探讨。阎宗临解答了大师对中国问题的一切提问，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于欧洲文化方面，求得大师的指点教导。他们一老一少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忘却了互相间在年龄和地位方面的差别，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阎宗临诚挚地对大师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年轻人，在中国能有幸常去鲁迅先生家听他的教导，没有想过到瑞士又能在您身边工作，从中领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

得知阎宗临已经离开中国4年多，罗曼・罗兰说：“临，这4年多你学了法语，打过工，又进大学读书，是该长大了。”阎宗临向大师倾诉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想把罗曼・罗兰的著作《米开朗琪罗传》翻译成中文。大师很高兴地答应了，说：“你帮我了解鲁迅笔下的阿Q，我帮你了解罗曼的米开朗琪罗。”实际上，翻译《米开朗琪罗传》是一项大“工程”，比想象的要艰难的多。阎宗临从文字上看，似乎懂得了，但一深入又觉得欠缺理解，于是不得不放下翻译工作，先去了解米开朗琪罗其人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师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不必着急。”1931年秋天，阎宗临向大师出示《米开朗琪罗传》的第一部分译稿。大师翻开第一页，高兴而仔细地看着阎宗临工工整整的小楷字，赞叹不已。隔了一年，阎宗临再次拜访罗曼・罗兰，介绍了鲁迅的作品《故乡》，并介绍鲁迅的儿时朋友闰土。在讨论中，罗曼・罗兰感慨万千，总说悔不能亲自结识鲁迅，到中国看看。1934年秋，阎宗临做博士论文时，继续与罗曼・罗兰联系，向他介绍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谈及翻译之事，大师总是表示愿意帮助解决有关问题。1936年，阎宗临终于完成《米开朗琪罗传》的翻译工作，并获得了罗曼・罗兰亲自撰写的序言。1937年，阎宗临在回国之前再次拜会罗曼・罗兰，向大师禀告已和上海联系妥当出版事宜;大师表示祝贺，并表示希望尽早得到《米开朗琪罗传》的中文本。阎宗临告诉他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大师再三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分别时，阎宗临向大师赠送了自己在剑桥拍摄的照片，大师则向阎宗临提供可以与他永久联系的地址――法国中部的故乡小镇克拉姆西。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8岁。阎宗临闻讯悲痛万分！他说：“我对不起他！我万万没想到《米开朗琪罗传》中文书稿和罗曼・罗兰那无价的序言会毁于日寇燃起的上海战火。而这些，罗曼・罗兰完全蒙在鼓里！”不过，阎宗临从大师身上所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却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回归华夏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宗临毅然放弃心爱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携新婚妻子梁佩云，回国投身抗战洪流。

回国后，阎宗临应邀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大专院校停办。1938年春，阎宗临携夫人至汉口，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下属机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工作，为学员讲授近代史课程。不久，南下流徙，辗转于广西、广东等省，曾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任教。先后担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并先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5日在太原病逝，终年75岁。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宗临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巨大。早期主要是从事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在战乱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了两部文化史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此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论文，如《论法国民族与其文化》《欧洲封建时代的“献礼”》《西班牙历史上的特性》《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质》等。

阎宗临后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交流史，代表作有：《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阎宗临晚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地方文史方面，写了不少笺注，有《身见录》笺注、《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佛国记》笺注。

1998年9月，在阎宗临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文集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有些文稿以前虽发表过，但已难以寻觅;有些文稿不曾发表，罕为人知。如今结集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陕西与山西都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它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其文化的原创性、多元性、厚土性[1]都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陕西和山西文化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品位和气质？为什么陕西和山西文化历久而弥新，在强烈的地域性、历史性特色中又总是蕴含着一种自然的传承与现代活力？从人文地理的视野的角度来看，这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时空交融汇合的必然结果。

作为地道的陕北人，此次去仅隔一条黄河的山西进行实地调研，通过深入生活，向当地民间艺人学习山西民歌，并收集了大量的原生态民歌和相关的资料，与自己从小就耳濡目染的陕北民歌进行对比。

在对陕北民歌、晋北民歌了解与熟知、揣摩的基础上，试图以现代的人文地理学、艺术文化社会学等为理论依据和方法，对两地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两岸，即陕北民歌、晋北民歌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从而对两地民歌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承与创新做出一些理论的思考与思索。

一、 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回顾与理论要点

现代人文地理学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兴起的一门现代综合性、边缘化学科，它以人类社会和地理的空间关系（即“人地关系”）为核心，着重研究人文地理环境的空间结构等地理特征，并研究这些地理特征对该区域内的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变化的相应影响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和衍生作用。

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概括的说，该学科大致经历了从描述到解释、再到预测的过程[2]。

德国人李德尔在他的《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一书中，探讨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现代的人文地理学侧重于分析不同民族的人类文化在空间上的衍生、流变关系。从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角度，解释各种文化要素于不同地区的区域地理特征之间的互动影响与交互作用，强调文化的空间组合机能和地域系统特征，突出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对人地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

二、现代人文地理学视野中的陕北、晋北民歌

从音乐艺术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承认音乐艺术与地理环境的相关性。具体到此次课题的关键点，就是陕北民歌、晋北民歌与其所以存之地域环境的密切相关性，它包括民歌创作者、真实传唱者诞生、生存的地域风貌，创作者、传承者分布的地理特征，具体民歌作品的地域风格[3]。

（一）陕北、晋北民歌的历史渊源及其产生的地域条件

1.陕北民歌的历史渊源及其产生的地域条件

陕北地处陕西省北部，包括榆林与延安两市，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这里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融合交流。历史上陕北一直是半农半牧，直到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所以，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陕北还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及、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年，指挥新中国的革命运动，在这里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可以说没有陕北时期，就没有后来的新中国。

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劳动人民最亲近的生活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陕北民歌流传于陕北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陕北人们用拦羊嗓子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民歌种类很多，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信天游旋律自由，曲调高亢嘹亮，这与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陕北地区长时间以来，生活条件艰苦，人们生活压抑，但这里的人们不为环境的艰苦所困惑，他们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们通过歌声来发泄内心的感受，也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陕北地区沟壑纵横，一个山头到另外一地的距离都会很远，这里的民歌只有高亢嘹亮悠长，才能传的更远[4]。论文联盟

2.晋北民歌的历史渊源及其产生的地域条件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活动遗址之一。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许家窑人等的遗址在山西境内达二百多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在山西更是多达上千处。悠久的历史给这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据统计，已经收集到的民歌就达两万多首。山西民歌分为晋南、晋东南、晋北和晋中四个音乐色彩区。

晋北民歌是山西民歌中很有特色的一个代表。晋北地区包括河曲、保德、偏关等地，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内蒙和陕北的交界地，所以晋北民歌自然也就会受到其他地区民歌的影响，带有一定的文化区域融合性，晋北民歌音调高亢，音程跳跃性大，有塞上高原特有的辽阔、雄浑之感，以憨直、泼辣、朴素与抒情见长，是老百姓在劳作时口头传唱或对唱的歌曲。

晋北民歌的都具有高亢、嘹亮、悠长、舒展等特点，富有山野风味。晋北地处黄土高原，历史上十年九旱，人民以农耕为本，交通闭塞，饥寒情况严重，许多青年人“走西口”过生活，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俗文化环境，孕育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河曲民歌。这里的民歌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那里的人们见什么，唱什么，喜欢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人们在歌曲中运用了排比、反复、比兴、重叠、双关、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表现歌曲，抒发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晋北民歌的曲调优美，旋律简单，音程跳度大，节奏自由，口语化的修饰很多，音调高亢且嘹亮，具有浓郁的山野风格。

（二）陕北与晋北地理环境综述及两者间的比较

陕北地处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一带。包括延安地区，榆林地区等。榆林地区包括绥德、佳县、米脂、横山、子洲、清涧等12个县，延安地区包括宝塔区、延长县、延川县、子长县、安塞县、志丹县、吴起县等12个县。这里土原、沟壑、沙漠遍布，是黄土高原的中心区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黄河纵贯全境，自然植被稀薄，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常年干旱少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陕北的东边与山西隔黄河相望，西部毗邻甘肃、宁夏两省，南边与关中接壤，北部之外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位置。这种独特的地貌和气候条件影响着这里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晋北是指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省北部地区，包括：朔州、大同、忻州和吕梁北部，地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北部，多为高地山区，属于黄土高原地带。晋北西部与陕北的榆林地区隔黄河相望，东部邻河北省的张家口和保定，南邻山西晋中地区，北邻内蒙古自治区。海拔基本都在1200米以上。晋北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各种自然灾害很多，其中主要以干旱、大风、霜冻、冰雹等最为严重。由于长期缺乏植被保护，加上夏季经常会有集中性的暴雨，在流水侵蚀下地面分割的非常破碎，形成了沟壑交错期间的塬、墚、峁、沟地貌。民众生活在多山地丘陵的生存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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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与晋北两地同处于黄土高原，隔黄河相望。两地的地理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多山川沟壑起伏交错的塬、峁、沟、墚地貌。北部均与内蒙古鄂尔多斯毗邻。交通落后，文化相对闭塞，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干旱少雨，自然灾害多。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必然使两地人们产生了许多相似的生活习惯。

（三）陕北、晋北的地理环境对两地民歌的影响与比较

任何地方的民歌都会有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影响，从一些陕北民歌和晋北民歌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有关陕北和晋北地理环境的痕迹。民歌作为生存于斯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表达渠道，无疑在在表达方式和内容上会受到所处的环境的制约[5]。

如陕北民歌《脚夫调》，就充分显示了当地的地貌特征。因为黄土高原地带交通不便，山路很多，人们运输东西主要依靠马、驴等牲畜，也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脚夫。脚夫们长年走山路，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行为不能按时，又不能和亲人相聚在一起，为了给乏味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排忧解愁，从而就产生了脚夫调这一种很有特色的民歌种类。脚夫调的音乐通常起伏较大，大起大落的旋律线正好就像是对陕北黄土高原地貌的描述。

晋北民歌中也有许多反映出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如晋北民歌《那是个谁》、《山高路远见不上》、《?不见妹妹山挡住了》，歌曲描写了年轻人内心对爱情的向往，但通过歌词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当地的地貌特征。

总体说来，陕北民歌生活气息浓，拖腔较长，自由奔放，高亢有力，而山西民歌形式短小、曲调优美、旋律简单、音程跳度大、节奏自由。前者大气，后者委婉；前者跌岩起伏，后者嘹亮舒展；前者是优美的抒情与凄苦的咏叹构成了永远的交响，后者似一阵清风侵入人们的心田[6]。

三、陕北、晋北民歌在当代延续、流传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出现的流变

音乐艺术就是对人的生命活动最直接、最贴切的反映。通过以上对陕北、晋北民歌形式和内容方面诸多阐释和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人文地理学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对于我们在认识和把握民歌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护、研究、发扬光大民歌文化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7]。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5] 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蒋婵.[M].2008（6）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路德坤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个朋友，亦文亦武，博古通今；快人快语，嫉恶如仇。上一次为他写序的那本书，是他以前从政的心得。而眼前这本书，更多的则是他对未来的思考。只要看看这本书的标题，就大致能感到这本书的分量和沉重。

最早是在《新晋商》杂志上读到路德坤的文章，其中有篇《五问山西煤商》，让人久久不能忘记。笔笔忧患，字字滴血。山西是个能源大省，更是个文化大省，但与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不能比的是，文化资源的开发过于迟缓。煤炭资源是有限而不可再生的，晋人，“吃”完煤之后“吃”什么？一个超常思维的提议――吃晋文化。作者真诚呼吁，山西的新晋商、煤商们投资文化产业。之前之后，《新晋商》为他设了专栏，影响渐渐扩大，特别是谈及文化的篇章，角度独到，观点新颖，深受读者的好评。

《山西“吃煤”之后》，其实是路德坤对现实社会多年思考的结晶。其中第一部分“晋山、晋水、晋文化篇”，是作者对于山西文化景观审视性的一些观览与思索。与一般游记不同的是，作者把他所看到的，始终归结到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做好文化产业的课题上来。无论是以李世民、武则天为代表的李氏文化，还是明末清初的傅山大师；无论是高君宇、石评梅，还是曾任太钢第一任董事长的阎锡山；无论是太原的城市文化，还是美丽的塞外名胜花园屯……一人一事一地，总能让路德坤想得更远更深，如何开发，如何保护，总会想出一些开发点子，总要为未来的当地文化发展“支招”。浓厚的晋文化，让这位生于甘肃靖远、在太原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外来者，比许多山西人，包括我，还要为之自豪，为之兴奋。这是一种无以自解的情结，一种深入骨髓的爱恋，山西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拳拳之心，在对位于太原晋源区的蒙山大佛的关注上，尤可睹见。这座发现不久的世界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大佛，让路德坤为之欣喜若狂，他多次前去考察，竟先后发现其三大神奇之处。他多方呼吁，不仅在游记中予以大力推介，还在报纸上多次撰文。作为太原市一名政协委员，他提出将其定名为中国太原蒙山大佛的建议，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以至在对豪华婚礼的批评中，他竟联想到若是煤商们能将多多少少的闲余资金用到蒙山大佛等历史文物的保护开发上，岂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一大幸事、一大亮点！将蒙山大佛打造成太原走向世界的新名片，已经成了让路德坤不舍昼夜、寝食难安的弘誓大愿。佛若有灵，也一定会为之动容。如真的到了那一天，路德坤居功至伟！

在对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上，路德坤不仅有言，而且有行。蒙山大佛自不必说，举几件小事也可感知一二。一本反映山西5000年古文明的《华夏之根》，路先生不仅自己读过3次，还写出鉴赏文章。并且自费买了几十本，亲自送给关注山西文化建设的朋友。这还不够，他又建言有关部门，将此书与《立秋》《一把酸枣》光盘，作为对外交流的赠送礼品，以使更多的人能进一步了解山西。在观看了三晋民歌盛会《归途》之后，他又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诸如应增加《走西口》这出折子戏，应下大力气提高演唱感染力等等。路德坤从何时起开始如此痴迷地关注晋商文化，我们尚不得知，但作为一名外省籍的太原市民，他这份百折不回的研究热情足以让我们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路德坤从事的不是那种书斋型研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现实，投向社会，以期有所改变。在晋文化上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满怀热忱。在书中汇集的近几年来的一些提案中，既有关于在法院、检察院系统设立历史文化博物院（馆）的建议，也有取消“农民工”这让9亿人心痛的称号的呐喊；既有中华民族应有自己的“感恩节”的进言，也有对离退休党员及大病重病生活困难党员减少收缴党费的呼吁；甚至对降低废品回收员交租赁喷新费这些很难让人注意到的问题也念念不忘。2008年春晚，众人演唱一首《农民工之歌》。节目虽然赢得了普遍赞誉，但路德坤对“农民工”这一称谓却越想越无法接受，如鲠在喉，如芒在背。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路先生之说，则蕴含着一种对农民的深情大意。令人警醒，令人感动。特别是路德坤能始终保持的这份对现实生活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也一样令人钦佩，令人深思。

曾获全国优秀公安局长、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路德坤，现在担任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他在全国最早倡导警察文化，在《我与警察文化》一书的序言里，我曾对他的这种倡导表达了我的敬佩之情。现在本书的第四部分“重调息讼春风暖篇”，可以称之为“诉讼文化”。作为太原市政法系统城市发展八个创新课题之一，重调息讼旨在改变民事审判方式，构建和谐诉讼文化。作为这一创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路德坤在他关于重调息讼的论文中和人物、法庭的采访中，把他的思考一览无余地告给了大家。他还将高建群著的《最后的民间》一书中十二回精彩案例与调解文化结合起来，将之作为民间调解、司法调解的范例来推荐。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证明，可以看出路德坤大胆创新的职业精神，也可看出他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质。

与路德坤交往多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人。文化改变生活，国学丰富精神。他对儒家文化、晋商文化深有研究。像对南怀瑾先生的著作的认识，他也有深入的思考。对南怀瑾大师的讲述、语录，摘其扼要，撷其精华，林林总总，竟有19篇之多，冠之以《听，南怀瑾大师的讲述精彩语录》，显示出了他对大师的偏爱。从政之余，他日常的阅读量很大。除了文化书籍以外，他还读史，读现实题材小说。在对小说的阅读中，他不是沉迷于故事，而是跳出来，分析其中的为人处事之原则，并摘录其中的精彩语录。好文共享，好言共赏。

路德坤为人热情，处世积极，甘于奉献，其心可鉴。作为政法系统的一名领导干部，作为多年的朋友，路德坤的工作虽然繁忙，但却能抽出时间，发奋读书，勤于思考，积水成海、聚沙成塔，以至汇集成册，得到广泛好评，实属难能可贵。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地域文学史 研究现状 古代文学教学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

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

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

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

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小芒.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的地域性策略［J］.赣南师范学院学，2008，（1）：133-135.

山西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肖华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