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能负担,绝对高科技

斯坦福大学教授吉姆·帕蒂尔的课程《绝对能负担的设计》，可谓极具突破性和杀伤力。运用多学科协作的教学方式，他鼓励大学生们走近贫困地区，交流、移情、发现、动手……设计既便宜又适用，并能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的产品。而且，学生们的这些设计必须能卖出穷人绝对能负担的价钱。

五彩斑斓的楼梯，花花绿绿的陈设，开放空间，墙上贴着白纸、设计图样和无数的便利贴——这看起来像是给成人准备的游戏室。

但吉姆·帕蒂尔（Jim Patell）可不是带着他的学生在玩游戏。这里是斯坦福大学设计思维研究院，这所学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室，学生们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勤奋地用笔记本电脑记下课堂要点；而是围坐一起，热烈讨论，碰撞思想。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甚至是迥异的专业背景，但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设计思维研究院的独特文化。“我们提倡跨学科，设计是一种协同作业。”吉姆·帕蒂尔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也是《绝对能负担的设计》（Design for Extreme Affordability）课程的创始人之一。这门课，每期只招收40名学生，在5个月的时间里，学生们会被分到不同的小组，与课程的全球伙伴配对，并真正走进当地，了解贫困社区的需求，然后为特定需求给出解决方案。10年来，近400名学生与27个全球伙伴合作，在18个国家开展了90个项目。

每期课程的名额为40人，但是如今，他们能够收到数倍于原定名额的申请。

强大购买力被激发

真正伟大的老师，不仅教授知识，还会给他学生的生命注入活力和激情，鼓励他们去影响这个世界。

吉姆·帕蒂尔就是这样的老师。在《绝对能负担的设计》课程中，他和他的教师团队不要求学生提交作业，也不会正儿八经地来一场考试。在不是教室的教室的墙上，贴着一些图画，展现的是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泊尔、卢旺达和东南亚地区的自给农业。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画面，就是给学生们的考卷——他们需要用商业和工业头脑，为欠发达地区甚至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地区设计产品，而且，注意了，你的设计得要卖得出价钱。

课程被划分为两个阶段。课程的第一周，学生们就得真的做出点什么了。他们被要求用20美元以内的原材料，比如，胶带、防水布和泡沫盒，在帕蒂尔家的后院里模拟收集季风带来的雨水。小组的最终目标是收集到尽可能多的雨水；在观察制作、检查储水器模型的互动过程中，学生们也是在向彼此学习。

第一阶段的最后几周，学生们差不多掌握了调查需求和模型制作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便会带着已学到的设计思维，与课程的合作伙伴一起，前往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归来后，课程的第二阶段才算正式开始，学生们带着他们的实地感受，和自己的同伴一起交流、探讨，修正他们之前的设计方案，确定他们准备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服务。之后，还要和老师、其他团队一起进行几轮的设计评估，在批评和疑问中完善他们的设计方案和商业计划。课程不同的小组之间，没有秘密和竞争关系，他们在分享中学习，一起讨论，互相帮助。

旨在减少新生儿死亡数量的低成本的婴儿保温箱；为印度和非洲穷人设计的太阳能设备；为农民设计的低价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是10年来学生们交出的课程作业。当然，它们也是已经投产的商品。

设计出便宜好用的产品并不容易，它需要结合前沿科技和广泛使用的产品，以节约成本。前几年名噪一时的D·light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两名对帮助穷人怀有热情的学生，在设计思维研究院的课程学习中碰上，致力于为贫困地区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太阳能灯具，以替代有安全隐患的煤油或柴油灯。D·light售价25美元，对日均收入1美元的消费群体来说，似乎过于昂贵。但是D·light小组很快发现，由于照明效果提升，人们能在晚上做更多工作，收入因此得到增加。看到D·light的好处后，贫困地区的村民都倾心于这款灯，跃跃欲试。“如果你能给他们把账算清楚，他们也可以成为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D·light发明人之一，也是斯坦福设计思维研究院曾经的学生Tozun说。

将终端用户看作消费者，而非简单的受助对象，正是他们在帕蒂尔的课堂上学到的成功经验。

设计口腔清洁步骤，无厘头？

帕蒂尔不是课堂上唯一的老师。事实上，他有一个教师团队，通常由七个人组成。

这些老师和课堂招募的学生一样，均来自不同的专业，比如，商学、设计、公共政策、机械、药学，其中还包括身处业界的社会企业家。教机械工程历史的老师戴夫·比奇（Dave Beach）说，和这群人在一起合作，所能迸发出的激情和点子，远远超过一人独处，或者仅仅和自己学科的同事们沟通。而且，设计思维研究院的合作没有头衔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只要想法有价值，每个人的贡献都一样重要。

“跨学科合作”听起来确实很美，但实践起来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先不说教师团队的磨合，甚至连给这群报名的学生找到一个大家都能上课的时间都很困难。“开设一门真正的跨学科课程，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一种挑战。不同学院有不同的评分体系，不同的注册系统。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仅仅给学机械的学生开课呢？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费劲心思，鼓捣什么跨学科？”帕蒂尔说。帕蒂尔和他的同事们有自己的打算。让学科背景不同的学生聚在一起，为同一个问题出谋划策，可以直观地让学生们感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这是设计思维的精髓之一。在设计思维方法中，一切都围绕着“人到底需要什么”进行，再加入市场价值与技术可行性的要素，进行反复测试和修正。

“我们需要新鲜的眼光和孩童般的好奇心，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帕蒂尔发现，商学院的学生习惯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视角研究问题；药学的学生则想着疾病的传播媒介和治疗方案；国际政策的学生喜欢用“竞争性利益团体”来解释问题……他们用不同的框架、思维方式，甚至是不同的词汇来表达、沟通。这样，在头脑风暴之前，学生们就已经能获得不同的看法。

移情，移情！

“我们先不学尖端技术。我们先从移情开始，了解我们的用户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课程的终极考题，其实质是这样一道填空题：我们的用户需要一种更好的方法去_______，因为______。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认为他们应该如此，而是你通过与他们生活、对话，了解到他们可以如此。

在课程伊始，学生们要做一个简单的练习——重新设计他们的口腔清洁步骤。这有点无厘头，但实际上是为了传递这样的信息：你不是为自己设计产品，你的用户和你的差别比你想象的大得多。生活中很多司空见惯的东西，很多习以为常的经验，其实在别人那里，完全就不一样。“比如，钱包、牙刷，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需要它，但通过我们的练习你会发现，就是在你身边站着的这个人，和你差不多大，和你来自同一所学校，拥有和你相近的社会经济地位。但就是在这些诸如‘怎么刷牙’的日常小事上，他都可能和你截然不同。”特别是在《绝对能负担的设计》课程里，学生们的目标客户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区，此时的差异，不简单来自个体，更来自不同的文化、地域和政治体系。帕蒂尔认为，对设计师来说，最难的一课，就是时刻记住我们不是为自己设计。学生们必须仔细聆听，用心观察，真诚询问，向当地人了解那些让他们感到好奇的元素。

这个过程，有点像人类学里的“田野调查”法，学生们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调查场域，他们既不能自负地假定自己了解当地人的喜好，也不能将产品功能走向的决定权，完全交给当地人。他们需要移情，了解合作伙伴的需求和焦虑，开发产品模型，制定适合特定文化的具有可行性的计划；同时，他们也需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当地人指出那些他们囿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未曾想到的解决方案。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亚书·科恩（Joshua Cohen）说，项目的重点是“移情驱动”的研究，这要求学生们理解他们设计对象的每个个体。“没什么设计能随随便便成功。每个产品诞生的背后都有一大堆故事。在设计阶段，我们会遇到一大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后的最后，我们总会迎来灵光一闪问题解决的时刻。我管它叫‘创造性’事故。”

帕蒂尔坚持设计思维行胜于言，不管怎样，学生们必须和自己的用户一起工作，动手去做，反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