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比较

内容提要税收竞争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本文从西方发达国家税率变化趋势和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税收竞争时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住选择的影响、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等方面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并时研究结果作出评论。

关键词　税收竞争　税率　要素流动性

一、引言

一般地，生产要素无成本地自由流动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条件之一。而公共经济学及国际经济学对税收竞争的一系列研究却表明：理论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会导致无效率的较低资本税率以及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即资本税率的“朝底竞赛(race to bottom)”(wilson，1999)。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推断：资本流动性越强，资本从源税越低、劳动所得税率相对于资本税率越高、大国与小国的税率差别越大；经济规模越大、经济集聚力量越强、外国所有权占经济的比例越高，资本流动性对资本税率的向下压力越小(Krogstrup,2004)。

税收是应对当前复杂经济形势的有力工具，我们有必要掌握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竞争实践研究的现状，借鉴其经验，为我国与他国进行有效的税收竞争与协调，以及在国内财政收支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有效结合提供经验参考。文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二节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的税率变化趋势，比较经济全球化对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第三节比较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政府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第四节从税收竞争影响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比较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第五节比较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最后是总结性评论。

二、发达国家税率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

(一)发达国家税率变化趋势

Mendoza等人(1994)定义资本税为所有没有正式对消费和劳动所得课征的税收，他们计算并发现，G7成员国1965年至1988年劳动的有效税率持续上升，资本税率没有明显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温和下降oDevereux等人(2002)发现1982年至2001年期间，收入转移成本的下降对G7和欧盟共18个国家的法定税率施加了向下的压力，企业所得的法定税率平均值从48％下降到35％，有效税率平均值从42％下降到33％，边际税率先升后降。其中，盈利较高项目的有效税率呈下降趋势，盈利较低和利润持平项目的有效税率比较稳定，流动性不强的资本税负基本不变，各国税制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竞争跨国公司的盈利项目。

1980年至1991年期间，12个OECD成员国的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率轻微上升，各国的边际税率有一定的收敛，其平均值几乎没变，也不存在对实际投资的税收竞争(Ruding Committee,1992)。Chennells和Griffith(1997)分析了10个OECD成员国1979年到1994年期间企业法定税率、边际税率和有效税率的变化，一部分国家的变化比较显著，一部分比较稳定，另一部分国家先升后降，总体上非常稳定。法定税率下降对税收收入几乎没有影响，1980年之后，各国边际税率温和下降，差异缩小。小国的税率是否比大国更低取决于经济开放度，资本流入国的税率并不一定低于资本流出国。Stewart和Webb(2003)应用协整理论得出，二战后19个OECD成员国1950年至2000年的企业税负总体上没有收敛现象，也不存在税率的“朝底竞赛”和各国之间的税收协调。

(二)经济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

全球化意味国际套利成本的下降，它通过影响税收、所得转移和社会服务供给来影响经济福利。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往往意味着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全球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包括效率效应和补偿效应。效率效应是指全球化加强了市场的公共品供给作用，减弱了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功能；补偿效应是指全球化增加了转移支付、公平等方面的公共开支需求，强化了政府功能(Schulzeand Urspung,1999)。

1、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税率下降的研究。税收竞争理论推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资本税负会下降，因为全球化提高了跨国公司对当地政府的谈判能力(Gilland Law,1989)，促使政府降低企业所得税。否则，跨国公司就可能外流到其他地区。Rodrik(1997)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来经济开放度，研究18个OECD成员国1965年至1992年的有效税率，发现劳动税率与经济开放度显著正相关，资本税率与经济开放度负相关，税负有从资本转移到劳动力的趋势。Rodrik的研究吻合欧盟委员会的观点，即经济开放导致的税收竞争使得税负从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恶化了欧洲的失业问题。

Swank(1998)用三种方法来测度资本的流动性：实际流入流出资本与GDP的比例、对资本账户交易的限制和更宽泛的外汇限制，他发现17个发达国家1966年至1993年，企业税负与资本流动l生的三种测度都显著负相关。Bretschger和Hettich(2002)分析14个OECD成员国1967年至199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全球化对企业税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税收和社会支出有所增加。

2、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税负上升的研究。政府的福利扩张有助于缓冲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不安全和社会不平等的冲击，增加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企业竞争力(Alesina and Perotti，1996)。由此，政府预算的扩张会部分抵消降低税收的压力。Garrett(1995)发现15个OECD成员国1967年至1990年期间，资本税的提高伴随贸易量的上升，资本税与全球化正相关。Adser6和Boix(2002)对65个国家1950年至1990年数据的分析也支持资本税率和经济开放度正相关。Quinn(1997)把64个国家分成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分析1958年至1989年的数据，结果都表明企业税负与金融自由化正相关。

Garrett和Mitchell(2001)利用1961年至1994年的数据评估全球化对18个OECD成员国的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过去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上升，金融开放深化，但全球市场的―体化既没有导致资本税率的下降，也没有使税负从资本转移到消费和劳动上。并且,FDI较大的国家其资本税负更重。Dreher(2006)综合23个变量来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利用1970年至2000年数据，采用广义矩(GMM)方法来避免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估计全球化对30个OECD成员国的综合影响，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削

弱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各国的资本税负还有所提高。

三、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

国家之间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国内各地为竞争流动要素会产生横向税收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为同一税基会产生纵向税收竞争。譬如，Goodspeed(2002)对13个OECD成员国1975年至1984年数据的分析就发现存在横向和纵向所得税竞争。

(一)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

瑞士各州的经济―体化程度甚于OECD各成员国，各州的个人所得税率差异较大，高收入人群根据财政激励来选择居住地。Kirchg?ssner和Pommerehne(1996)对瑞士26个州1977年至198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税收竞争对高收入人群的分布有显著效应，但各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并不多，纳税多的人的流动并没有导致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下降。Feld和Kirchg?ssner(2001)对瑞士最大的137个城市的分析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士联邦政府所得税、利息税和现收现付制的年金制对收入平等产生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各州之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社会福利并没有由于富人对居住地的选择而下降。Feld和Reulier(2005)通过瑞士各州1984年至1999年数据发现，各州之间所得税率相互依赖。本州税率越低，其他各州的加权平均税率就越低。对各州按收入分组讨论的结果是，对中偏上收入人群的税收竞争最强，最高收入―组次之，对收入最低一组的税收竞争最弱。

比利时的Flanders、Wallonia和Brussels三个地区在政治上相对自治，法定税率和税基规定相同，而税收审计和控制相对独立。Vandenbussche等人(2005)分析了比利时1993年至2002年12197家企业有效税率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和产业的有效税率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负重于资本密集型，旅游业、再循环产业和研发行业的税负轻于烟草部门，影响有效税率的因素还有企业规模、资金来源、资本结构和R&D的投入等。比利时的南部和北部地区存在税收竞争，其中，Wallonia地区的有效税率低于Fiandem地区，可能的原因是，Wallonia地区较高的失业率对FDI和国内企业的吸引力较低，当地政府的税收执法力度较弱。

Nelson(2002)利用集体投票的最大化模型分析美国1950年至1990年的年度数据，发现美国各州的香烟、汽油、啤酒、酒精饮料和保险的税收减免政策相互影响，横向效应显著，跨境市场潜力较大的州倾向于设置比邻州较低的税率来吸引外地顾客。同样，Rork(2003)控制了政治和财政因素后，发现1967年至1996年期间，美国各州的汽油、酒精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相互影响很大，但总体上不存在对营业税的竞争。

(二)财政分权下的纵向税收竞争

Hayashi和Boadway(2001)基于标准税收竞争理论框架，估计出加拿大联邦政府、安大略湖、魁北克和其余8省1963年至1996年营业税的设置函数，发现存在显著的横向和纵向税收竞争。联邦税率对各省税率的影响为负，各省之间税率的相互影响为正，较高的联邦税率使各省在同一税基上的增税更为困难，这种纵向负效应加剧了各省之间的横向税收竞争。而且，联邦税收对各省税收的纵向影响大于各省之间税收的横向影响。

Besley和Rosen(1998)研究美国联邦税率和地方税率1975年至1989年的年度数据，发现美国联邦税率上升伴随着各州税率的上升，如联邦汽油税每加仑提高10美分，州税对联邦税的响应是3.2美分，但并不明确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税率博弈时，是否作为博弈时的先行者。沿着Besley和Rosen的思路，Esteller-More和S016-Olle(2001)采用1987年至1996年的数据，通过研究美国各州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对联邦税率的反应来检验税收的垂直外部性，也发现联邦有效税率的上升对各州税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Devereux等人(2007)利用美国48个州1977年至1997年的数据，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香烟和汽油的横向和纵向货物税竞争，发现邻州税率对本州的影响取决于跨州利用税收差异的人口比率，这又取决于运输成本。联邦税对州税的影响机制是减少个人的商品需求，而货物需求弹性、跨境购物和走私的成本决定影响的力度。在香烟税上，各州之间的影响显著，从低税地区走私的可能性很重要；在汽油税上，各州之间的影响不显著，但存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纵向税收竞争。

四、税收竞争对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一)税收竞争对政府税收政策的影响

1、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反应。税收竞争使得政府之间的税收政策类似或者趋同。Whalley(1990)认为美国1986年的税制改革引发了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税制改革，许多国家的税制改革又相应地影响了美国的税改进程。Ahshuler和Goodspeed(2002)估计17个OECD成员国1968年至1996年的税收反应函数，发现在1986年即美国税制改革年之后，欧洲各国设置资本税率而不是劳动税率来相互博弈，欧洲各国对邻国和美国的资本税率变化的反应都为正，对美国税率变化的反应强于对邻国税率变化的反应。Griffith和Klemm(2004)回顾OECD成员国最近20年的税制改革和多边税收协议进程，并比较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发现各国的税制改革相互影响，多边税收协议与税收竞争无关，而与征税权利有关。Devereux等人(2008)研究21个OECD成员国1982年至1999年的数据发现，各国在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上的税收反应函数斜率为正，但不存在边际税率竞争，本国税率相对于邻国越高，对邻国税率下降的反应就越强。

2、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反应。Besley和Case(1995)研究了美国48个州1977年至1988年期间的政权更替与税率变化关系，发现执政者提高本州税率会增加下次落选的几率，而邻州税率上升则会提高本州执政者再当选的几率。所以，执政者为了再次当选，只有当邻州税率上升时，他们才有可能提高本州税率。Brueckner和Saavedra(2001)基于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美国波士顿地区70个城市1980年和1990年的财产税与其他经济变量，估计出各城市的税收反应函数，其斜率不为零表明税率设定存在策略。Buettner(1999,2001)先后分析了西德和德国各自治区1980年至1996年期间的税收竞争，结果表明相邻地区的营业税相互类似和影响。Reulier和Rocaboy(2005)认为导致地区之间税收策略性反应的两种机制是政府与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税基流动性，并以法国22个地区1986年至1999年为样

本来研究这两种机制。当税负主要由选民承担时，执政者从事基于信息的税收竞争，采取税收慎仿行为来最大化其再选机会，选民的信息越模糊，对政策好坏判别的困难越大，执政者越容易说明税收的合理性；当税负主要由企业来承担时，策略性税收反应的主要原因是税基流动性。

(二)税收竞争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1、理论上，有效税率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边际税率影响企业边际项目的投资决策。实体资源配置对税收高度敏感(Hines，1999)。FDI对税收也非常敏感。B6nassy-Quere等人(2003)利用FDI引力模型和11个OECD成员国1984年至2000年的双边FDI数据，控制引力和公共品供给等因素，分析FDI对跨国税率差异的敏感度。结果表明，高税收抑制了FDI的流入，税率差异对FDI的影响显著并且非线性，税率差异的缩小对FDI流入的影响小于税率差异扩大对FDI流m的影响。deMooij和Ederveen(2003)总结了25篇研究FDI与税收关系的文献，并在―个统一的定义和框架下来计算FDI的税率弹性，平均来说，东道国的税率下降1％，其FDI上升3.3％。

Mutti和Gruben(2004)基于投资60个国家的美国728家跨国公司的宏观产业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其税率弹性高于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税率弹性高于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并且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敏感。Razin等人(2005)提出一个税收竞争影响双边FDI的机制，采用Heckman方法，利用24个OECD成员国1981年至1998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母国税率对FDI的区位影响是第一位的，而东道国税率主要影响FDI的数量。Buettner和Ruf(2007)结合企业的区位偏好，分析税收对德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建立子公司的决策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市场规模和劳动成本影响区位决策，与Devereux和Grifrith(1998)一样，发现边际税率对企业的区位决策没有影响，法定税率的投资导向作用强于有效税率。

2、弱化税收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不完全竞争、贸易成本和规模经济导致的本国偏好(home bias)使得跨国公司倾向选择市场最大的国家。此时，大国可以课征较高税收而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这意味着资本的完全流动并不一定导致资本尤其是FDI对税收的高度敏感。Desai等人(2002)结合地区性质和企业所有权因素，利用美国1982年至199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东道国税率上升10％，美国对该国的FDI下降5％。Devereux和Griffith(1998)采用有效税率研究认为，如果―个企业决定进入一个外国市场，区位选择取决于投资的税后利润，而税收的区位效应却不太显著。以美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为例，英国的有效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美国企业选择英国的可能性会下降1个百分点，对德国和法国来说，相应的数字是3／4和1／3。

2002年欧盟8个新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的税收与GDP比率的平均值是35％，原15个欧盟成员国为41％，新成员国较低的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加大了原成员国对税收竞争加剧的担心。Jakubiak和Markiewicz(2005)利用1996年至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有效税率的反应，间接检验税收竞争对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欧盟8个新成员国的低税负优势不会影响原15国FDI的区位选择，劳动成本和双边贸易也不影响西欧国家的投资决策，对FDI的激励主要是市场潜力。因此，税收协调似乎没有必要。

五、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

(一)收入转移与税收竞争

l、企业收入转移与税收竞争。如果政府兼顾实际投资带来的利益和课税收入，企业的收入转移对经济福利的综合效应就不明确(Gordon and MacKie-Mason。1994)。因为收入转移提高了课税收入的税率弹胜，导致税收减免和法定税率向下而引发税收竞争，同时，收入转移也会使实际投资对税率的反应变弱。而Stowhase(2005)认为，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税收所得，则跨国公司的收入移不会增加税率向下的压力，只是降低了低税负地区的税基弹性，提高了高税负地区的税基弹性，两个地区的税率会趋同。

加拿大各省对企业的征税并不相同，企业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收入转移来减少企业所得税。Mintz和Smart(2004)研究了加拿大企业可以转移收入时的所得税问题，发现收入转移对投资、政府收入和税基弹性的影响取决于企业如何在各省之间配置收入。Altshuler和Grubea(2004)通过美国跨国公司的税后回报数据来分析与税收竞争相关的三个问题：(1)税收竞争与企业的收^转移，谁能更好地解释美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有效税率的下降；(2)为了吸引特定类型的外国资本，东道国是否更为积极地进行税收让利；(3)税收对美国制造业的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否上升。结果表明，1992年至1998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税率下降主要由税收竞争所主导，1998年至2000年，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收入转移行为；为了吸引特定类型的外国资本，东道国中的小国更为积极地进行税收减让；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对各国税率变得更为敏感。

2、个人收^转移行为研究。由于欧盟国家的纳税人可以在欧盟其他国家持有银行账户，导致利息所得税的课征存在困难，欧盟为此做出了许多协调努力。而Fuest和Weichenrieder(2002)认为税收征管协调对利息所得税的征收并不十分有效，原因在于纳税人可以通过企业形式持有金融资产而避税。如果税收竞争使得企业所得税低于个^所得税，纳税人就可以把收入从个人转移到企业。他们对15个OECD成员国1985年至1997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如果个人所得税税率上升1％，以企业形式持有的私人储蓄上升大约2.6％。

(二)经济集聚与税收竞争

经济集聚与税收竞争的相互关系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是本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理论上，受益于集聚力量的“核心国”可以课征较高的税收，收取经济集聚租金，同时能够留住流动要素(Kind et a11998)。Charlot和Paty(2006)以法国地区1993年至2002年的营业税为样本，研究税率与税基的关系，验证了确实存在可以课征的经济集聚租金。

Krogstrup(2004)第一个实证指出了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重要性。Krogstrup分析了14个欧盟国家1980年至2000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本流动性上升使得企业税负下降，而税收出口效应加大了本国企业税负。更

重要的是，经济规模越大，集聚力量越强，政府降低企业税负的压力越小，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税率很难进行“朝底竞赛”的原因。Hansson和Olofsdotter(2005)考虑到经济集聚因素，研究经济―体化对OECD成员国资本税收的效应。他们发现，贸易额上升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有效税率有负效应，而经济集聚对有效税率的影响为正，并且，较低的资本税率不一定导致较高的劳动税率。

Garretsen和Peeters(2007)以19个OECD成员国1981年至2001年的数据为样本，用FDI来资本流动性，研究资本流动性、经济集聚对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流动性上升导致企业税率的下降，其影响力度随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而变化，集聚力量较大的“核心国”可以课征更高的税收。Jametti等人(2007)利用瑞士213个自治区1998年至2002年的企业数据，检验经济集聚和税收对企业的区位效应。结果表明，低税率吸引而高税率阻碍企业的进入。但是，这种效应在地理集中的产业部门明显较弱，原因在于，经济集聚减弱了企业对地区税收差异的敏感度。

六、总结性评论

综上所述，尽管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基本上围绕税率与要素流动性的关系来展开。研究对象大多是OECD成员国，―个原因是OECD成员国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流人流出国，而OECD之外的资本流动更多地受政治不确定性、税收征收风险、与收入转移相关法律的执行力等影响，税收因素的影响较弱。尽管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是较低的资本税负，然而，上述的经验研究对于经济开放、―体化或全球化导致资本税负的下降没有统一的结论。税收竞争理论认为要素流动约束了税收工具的作用是正确的，但它进而推断资本套利压力会自动导致税收的“朝底竞赛”就不一定成为现实。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大量公债、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衰退的威胁等因素使得政府很难削减已经承诺的高水平预算开支，这部分抵消了降低税率的压力；第二，现实中的资本并不具有税收竞争理论所假设的充分流动性，资本流动性被夸大了。另外，大部分经验研究没有实证分析税收竞争的效率问题，即要素的流动性会导致无效率的低税率。其原因是对经济效率的评估存在困难。尽管我们可以分析资本实际税负水平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但是，如果不参照经济福利最优时的税率，就不能测定实际税率与福利最优税率之间的差距和资本流动性对税率的影响程度，也就不能准确表明资本税率的无效率主要是由资本流动下的税收竞争所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会影响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税收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其效力也会受到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我国面临的外部约束和内部条件逐步发生了变化，对外经济政策也相应地随之改变，从吸引FDI、加工贸易等措施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到重视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力，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产业竞争力等。其中，涉外税收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从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同时，我国与亚洲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税收竞争。因此，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应充分利用税收工具来吸引国际流动资本，灵活应对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变化，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本国居民福利。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