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

摘要：明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始终问绕着倭寇问题这一主题。双方由于彼此沟通了解较少，因而摩擦不断增加。在对日外交失败后，明太祖不得不将重心转向武力抗倭和经济封锁，中日关系彻底恶化。

关键词：明朝洪武时期 日本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明，改元洪武。此时全国的统一大业还未最终完成，社会经济亟需休养生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外交上，明太祖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中日关系因为涉及倭寇问题，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所谈，仅是明太祖在位时期明同日本之间的关系，以为读者提供中日古代关系史中的某些具体资料，以及有益的思考。

明初，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部逃窜海岛。形成海盗．常与倭寇配合劫掠沿海郡县。明太祖担心他们的联合会形成大的隐患，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寇问题。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明太祖派杨载出使日本。其目的有二，一是树立天朝威严，望其宾服；二是要“诘以人寇之故”。此行杨载见到了南朝的怀良亲王并赐其国书。对于倭寇问题，明太祖言词较为严厉：“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负其王。”条怀良亲王见书大怒，斩杀明使五人，拘囚正使杨载、吴文华，三个月后才放他们回国。

可见洪武时期的中日关系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在日本建武三年(1336年)的时候，足利尊氏赶走醍醐天皇后。拥立光明天皇，受封征夷大将军，建立室町幕府，是为北朝。而醍醐天皇逃入吉野山，并建立了南朝政权，开始与室町幕府相对抗。在对峙时期，日本国内各派势力林立，全国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所以倭寇背后的支持势力多而杂，很难受到有力的控制；而刚刚建立的大明，对日本的局势和国情知之甚少，主观上认为倭寇问题日本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去解决，但结果却是大肆纵容，而这是一种很不友好的表现，因此产生误会在所难免。给两国的正常交往带来了阻碍。

因为大明刚刚建立，局势未稳，国内战事仍在继续．明太祖很难抽调足够的兵力对付倭寇，所以即使是外交受阻，倭患愈炽，他也没有放弃外交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莱州府同知赵秩受命赴日。虽然赵携来的诏书有严责之意：“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挠我民。”怀良亲王却改变了态度，对赵秩“礼遇甚优”。这个看似很难理解的变化，其根本原因不是赵秩的威武不屈、正言危辞，而是当时日本北九州岛的形势正向不利于南朝的方向变化，怀良担心扩大与明的争端，带来麻烦。与此同时，明太祖还派遣杨载送还明朝海防前线所捕获的日本海盗及僧侣十五人以示宽大。作为回应．怀良“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出使队伍在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抵达南京，受到了明太祖的接见。

在与日使的谈话中，明太祖察觉到怀良只是日本一亲王而不是国王，深感对日信息的缺乏。这时恰好元末至中国的日僧椿庭海寿到南京挂锡于天界寺。明太祖立即召见，询问日本四方之遐迩，皇运之治乱，始知日本处于分裂状态。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实情，并与北朝足利将军发生联系，明太祖“命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

分析明太祖的想法，‘主要是南朝看似积极但却有些反复的外交回应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果．怀良仍然回避了倭寇问题，没有对明廷作出任何承诺。这就使得寻找日本国内另一实力集团与之协商变得迫在眉睫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洪武朝的对日外交一直都没有和正真的日本国王――天皇产生关联，而又因为“议其俗尚禅教．宜选高僧说其归顺”，所以僧侣在明日交往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日本政局纷乱，祖阐一行于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三十日由五岛到达博多后，被怀良留居圣福寺。当北朝今川氏的军队攻入博多后，“良怀已出奔。新设守土臣，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然终勿释”。九月克勤发书给京都天台座主尊道求助。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尊道收到书信后呈交足利义满，足利义满大惊，急遣使赶赴征西府召祖阐一行至京都。于六月二十九日到京的祖阐一行备受礼遇，“一遵圣训，敷演正教，听者耸楞，以为中华禅伯，亟白于王，请主天龙禅寺。阐等以无上命，辞之。为宣国家威德，罔间内外，且申所以来使之意。王悦。具表遣使随阐等人贡”。

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南北朝的使者随祖阐同时到达南京。五月甲午，足利义满的使者僧人椿庭海寿奉表进马，明太祖命受之。第二天，南朝僧人宣闻溪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却之”。这样，日本南北双方就都和明发生了交聘关系。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日后对日本来贡的处理原则：有国书的接受．无国书的拒绝。这是因为日本当时的许多较有实力的势力看到与明贸易可获巨利，常常假冒日本国使赴明进行贸易。而明太祖由于没有再派使赴日。弄不清不断来明的日使是哪方面的代表，只好以国书为其依据。

日使的私贡是对明朝的经济和政治欺骗，而更为重要的是倭寇这一实质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在洪武七年(1374年)之后，明太祖经过与日本南北方的联系，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已知日本无一方愿意对禁止倭寇做出努力．因此决心加强海防．以武力制止倭寇扰边。

倭患未除而私贡频繁．让明廷对日本的不满逐渐加深。对于私贡问题，明太祖曾责问多次。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也许是忍耐到了一定的限度，他以无国书为由-拒绝了怀良所遣僧人如瑶的进贡，并命礼部尚书质问日本国王和将军“肆侮邻邦．纵民为盗”的过失，“示以欲征之意”。面对责问和威吓，怀良的态度很强硬，不但闭口不谈倭寇问题，更在回信中讥讽挖苦明太祖：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这让明太祖甚为愠怒，但鉴于元军征日惨败的前车之鉴，始终没有对日用兵，只是加大了武力打击倭寇的力度。中日关系也从此转冷。

客观来看，倭寇的成因复杂，让怀良一人对其负责，确实有失公允。但当时的信息沟通实在有限。怀良从没有进行辩解，说明自己的难处，祖阐之后明太祖再没有派使者出使过日本，于是明廷察言观行的结果也就是一味的责问、威胁了。可见彼此的不了解和不平等造成了相互的不信任，双方误会也不断加深。

而真正使得中日关系彻底恶化的却是发生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林贤一案。史书记载：“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这无疑使明太祖勃然大怒，决意切断明日间的政治和贸易关系，“专以防海为务”。当年四月明太祖“命周德兴至福建。相度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郡形势．凡卫所不当要害者移置之，筑城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

于是洪武后期的中日关系也就围绕着倭寇和海禁这两个问题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倭寇和海禁其实又可以看作一个问题。倭寇的产生部分原因是中日正常的贸易满足不了日本社会的需求，而海禁恰恰禁止了中日的一切贸易。洪武二十七年(1397年)正月，明太祖颁令扩大禁海范围，使二十几个与明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中断了对明贸易，日本失去了从南洋各港口贩回明货的条件。严格的禁海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这也是洪武后期倭患加重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明太祖在其上台之初，本着和平友好的原则与日接触，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倭患，但因为日本局势不明，很难靠单一势力禁倭，所以不得不放弃外交努力。而日本方面对待明朝的态度和方式大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很容易让对日本的情况了解不多的明廷产生误解。所幸因为种种考虑，摩擦并没有升级成战争。洪武时期的对日政策虽然影响了以后的君主，但随着明朝国力的发展，日本的统一，中日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