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外来工子女社会认同的内隐研究

【摘 要】 目的：考察深圳外来工子女对深圳社会认同的内隐态度。方法：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及常用研究指标内隐联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设计了自我-地域IAT（self-region IAT，IAT1）与地域-偏爱IAT（region-favouritism IAT，IAT2）两个测验，对深圳某校初一学生采用整群抽样，有效样本119名，其中深圳户籍87名和非深圳户籍32名，对他们的社会认同进行了内隐研究。结果：（1）自我-地域IAT显示，深圳户籍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1242±271）ms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890±165)ms，非深圳户籍被试不一致部分反应时(1016±127)ms短于一致部分反应时(1097±196)ms；地域-偏爱IAT显示，深圳户籍被试和非深圳户籍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966±185）ms、（1021±133）ms］均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789±108）ms、（819±84）ms］。（2）对非深圳户籍样本的方差分析显示，父亲的职业为脑力劳动者（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被试的身份认同测验得分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

【关键词】社会认同；IAT测验；外来工子女；对照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2、C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2-0917-05

自Tajfel等20世纪70年代提出社会认同理论以来，该理论已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已脱离欧洲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境界，取得了全球社会心理学宏论的地位，尤其是社会认同的动机和影响颇受关注，但社会认同理论也有几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包括对社会认同的内隐过程的分析、对比较策略的选择、在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的研究等［1-2］ 。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流动弱势群体对社会的认同与缔造和谐社会、社会秩序、团队纪律等重要社会建设目标都有着密切关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其流动人口已超过110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该群体及其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颇受社会关注。如陈美芬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敏感，易感情用事，自卑感较强，有较大的依赖性，遇事烦恼自扰，抑郁压抑等［3］。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相对处于“社会处境不利”地位，关注他们的社会认同状况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目前国内，特别是内地，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多［4-5］，迄今也未见对外来工初中子女进行社会认同的研究。根据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12-18岁阶段为角色同一性对角色混乱发展阶段，所以本文选取此年龄阶段的学生作为被试，采用测量内隐认知的IAT内隐联结测验对深圳外来工子女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了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深圳某学校初一学生143人，剔出部分资料不全者后有效样本为119人。其中男生50人，女生69人；深圳户籍（在深圳出生且父母双方均为深圳户籍）87人，非深圳户籍（在深圳居住时间不超过1年且父母均非深圳户籍）32人；年龄在11-15岁之间，平均年龄12±2岁。

1.2工具

内隐联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6］ IAT程序采用美国Inquisit专业软件运行，在对该软件进行必要汉化后，实验采用集体电脑施测，每个被试单独完成两个测验。程序记录被试每次按键反应时及按键正误。

从理论上讲，由于内隐联想测验是对内隐态度进行间接测量，可以有效避免自我矫饰和印象整饰等作用，因而可以敏感地反映内隐态度的差异［7］。本研究借鉴Greenwald等在2002年改进后的IAT测验［8］，并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设计了两个IAT测验：自我-地域IAT(self-region IAT，IAT1)和地域-偏爱IAT（region-favouritism IAT，IAT2）。测验共分为7个阶段，其中第4个阶段重复阶段3，第7个阶段重复阶段6，第4和第7阶段得到的结果为计算IAT分数的依据，其余为练习。总体上看，IAT的重测信度在0.6左右，分半信度在r=8.89到0.92之间。本实验研究的是被试对深圳的认同问题，所以在IAT1中，我-深圳/非我-外地为不一致，同理在IAT2中，深圳-积极属性/外地-消极属性为一致，外地-积极属性/深圳-消极属性为不一致。

1.3 实验刺激词的选取

概念词和地域词的选取参考相关实验研究［9］，属性词的选取参考黄希庭和张蜀林研究［10］中的562个形容词，随机选取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98个，经初中生喜好度调查选出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10个，最后从筛选出的属性词中随机选取积极属性词和消极属性词各8个作为实验刺激词。内隐联结测验的刺激词见表1。

1.4实验程序

测验共分为7个阶段，其中第4个阶段重复阶段3，第7阶段重复阶段6，第4和第7阶段得到的结果为计算IAT分数的根据，其余为练习（见表2）。在表2中，联合辨别实验1可以是一致任务或是不一致任务(根据编号是单数或双数安排)；联合辨别实验2的实验内容(一致任务或是不一致任务)安排与联合实验1的实验内容安排相反。本实验探讨被试对深圳的认同问题，在IAT1中，我-深圳/非我-外地为一致，我-外地/非我-深圳为不一致。在IAT2中，深圳-积极属性/外地-消极属性为一致，外地-积极属性/深圳-消极属性为不一致。

1.5数据处理

按照 Greenwald有关 IAT实验处理模式，对数据进行如下整理：被试反应时间长于 3000 毫秒或少于 300 毫秒，记为 3000 毫秒或 300 毫秒；每组前两次测验为基线而不纳入数据分析；IAT 测验错误率超过 20 %给予剔除。为保证 IAT所获得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对IAT1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在转换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处理。非一致联合部分7（表2中实验顺序7）反应时与一致联合部分4（表2中实验顺序4）反应时之差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并以此作为内隐效应值。值越大，效应越大。对转换后的数据用统计软件SPSS12.0统计分析，进行均值比较、t检验、相关分析与方差分析。

2 结果

2.1自我-地域IAT和地域-偏爱IAT测试结果

不一致联合部分7（表2中实验顺序7）反应时与一致联合部分4（表2中实验顺序4）反应时之差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即为测验的内隐效应反应时大小，对内隐效应反应时进行对数转换即得内隐效应值。该值越大，内隐效应越大。具体数据见表3。表3显示在自我-地域IAT( IAT1)中，深户被试的不一致部分反应时长于一致部分反应时，非深户被试不一致部分反应时短于一致部分反应时。对两者在不一致与一致部分反应时的对数转换分数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两者的反应时差异显著。对于IAT1，深圳户籍被试和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均显著（P

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深圳户籍与非深圳户籍被试在自我-地域IAT（IAT1）与地域-偏爱IAT（IAT2）上的内隐效应值（不一致部分反应时与一致部分反应时的对数分数的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深圳户籍学生与非深圳户籍学生在IAT1的内隐效应有显著差异（P

2.2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影响因素，采用多元方差分析来考察IAT1、IAT2内隐效应的来深月数主效应、父亲职业主效应、父亲受教育程度主效应。结果表明：对于IAT1（自我-地域），来深月数主效应、父亲职业主效应、父亲受教育程度主效应均显著（P

为了研究不同父亲职业和不同父亲受教育程度之间的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对其进行了多重比较，见表5。表5显示：父亲职业不同在IAT1中表现出差异。其中，父亲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者的内隐效应高于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P=0.040）或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0.002）者的内隐效应，且差异显著；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者的内隐效应高于父亲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P

对于IAT1，父亲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高于父亲为高中或中专（P

父亲职业： 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商业、服务业人员；5-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类；6-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7-军人；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父亲受教育程度（按照组成人数降序排列）：1-本科或大专；2-硕士；3-高中或中专；4-博士； 5-初中；6-小学或以下

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深圳户籍的初中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身份认同，外地户籍的初中生没有表现出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否深圳户籍的被试都表现出了对深圳的内隐偏爱效应。

本文IAT1结果显示，深圳户籍的学生更倾向于把自己归类于深圳人，说明深圳户籍的学生对自己是深圳人这一认识已进入图式，并且对深圳产生内隐偏爱效应。这与Tajfel 等人关于社会认同论的描述相符合。而非深圳户籍的学生没有表现出对深圳人身份的认同，但是表现出了对深圳的内隐偏爱效应，并且IAT1（自我-地域）与IAT2（地域-偏爱）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与Tajfel 等人关于社会认同论的描述不符合。究其原因，可能与实验程序有关。从样本数据与被试完成测验后的反馈来看，被试往往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比较认真，到后面就对测试产生厌倦。由于测验是一个重复性的操作，到第二个IAT测验时，被试的耐性受到考验。第二个测验的正确率没有第一个测验的高。有学者提出：“如果同时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内隐联想测验，而且其中有重复的部分（如共同的目标概念或属性概念），对重复部分往往只需练习一次，在接下来的测验中只要其反应方式不变，一般不再进行练习［11］”。而本实验中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处理，这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

对非深圳户籍被试的内隐效应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来深月数、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是IAT1（自我-地域）内隐效应的影响因素。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是IAT2（地域-偏爱）的影响因素，而来深月数的影响不显著。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其人口结构有其特殊性。根据户籍特征划分，深圳人口主要包括常住和暂住两大类，属于后者的外来务工人员的适龄子女入学是跟随父母在流入地就学。研究表明他们并没有对深圳产生认同感，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埃里克森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经过一系列阶段的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目标，任务和冲突。角色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发展阶段是童年向成熟迈进的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不能获得同一性，那么这个人就会产生“角色混乱”或消极的自我意向， 这一阶段没有得到发展的人将会出现“同一性危机”。如果没有处理好，不仅对个人，也是对社会的挑战。初中生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本研究表明户籍因素对地域身份认同有显著主效应，那么如何改进户籍制度，在政策层面上使居民安居乐业是值得思考的。

本文对父亲不同职业、不同学历的非深圳户籍学生在内隐效应上的多重比较表明，父亲职业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被试的内隐效应与大部分其他被试的有更强的自我深圳身份认同。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人员一般为不需要高知识含量的体力劳动者，社会声望与地位较低。而从事这些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可能从他们父亲的职业得不到太多的自尊提升，根据自尊假设，这使他们的深圳人身份认同效应与其他学生有差异。另外，父亲不同职业之间差异在IAT2地域偏爱内隐效应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关于父亲不同学历之间内隐效应的多重比较，对于IAT1，父亲为本科学历的与父亲为高中或中专、初中的非深户被试的内隐效应显著不同；对于IAT2，父亲为硕士学历的与父亲为初中学历的显著不同。这说明，父亲的学历程度高与低影响非深圳户籍学生的对深圳的内隐社会认同。学历高，社会声望高，自尊得到提高，这个结果也支持了社会认同的自尊假设。如前所述，户籍是影响被试对深圳人身份的内隐认同的因素。自2002年开始，深圳对出国留学和内地来深工作的高级人才给予了户籍优惠待遇，这些户籍优惠待遇对于非深圳户籍学生的深圳人身份确实有促进作用。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言，“我是哪里人”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本研究显示他们没有表现出对深圳的内隐社会认同，那么他们认同的是何种地域身份呢？在没有内隐认同的前提下为什么表现出明显的内隐偏爱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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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0收稿，2008-06-13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