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体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困惑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日益成熟的器官移植技术使得身患器质性疾病而濒临死亡的病人看到了重获生命乃至康复的希望。据了解,目前全球每年都有近7万人接受器官移植,许多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而得到救治,再现生命的光彩。[1]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迅速,自1960年完成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走过了

52年的发展历程。在器官移植数量上,我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器官移植技术应用最普遍的国家之一。但是毋庸置疑,在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和法律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涉及伦理、宗教、哲学、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在通过立法规制器官移植行为时表现得十分慎重,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已明显滞后。

我国于2006年3月由卫生部专门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2007年3月由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又于2011年2月25日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从法律上对器官买卖行为予以惩治,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与广泛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多例器官“交叉移植”、服刑人员申请捐献器官以及死刑犯是否有捐献尸体或尸体器官权利等问题,因无法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文和立法解释,而被搁置或叫停。如何界定、规范、处理这类法律事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以及伦理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体器官移植医学实践与法律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困惑

困惑一:“交叉换肾”是否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只限于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之间进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多例器官“交叉移植”现象。如何界定、规范、处理这种法律事件,防止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以及伦理问题,已成为当今器官移植中面临的新的法律困惑。

2007年12月,来自湖南的两名尿毒症患者急需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各自家庭的所有亲人均未能与患者配型成功,但两个家庭中各自肾源提供者恰恰能与对方匹配,只要彼此交换,双方就都能得到最好的手术效果。然而,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以8∶1的表决结果否定了“交叉换肾”的请求,理由是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移植只限于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之间进行,《条例》中没有规定允许来自不同家庭人员之间进行“交叉换肾”。但是,2008年1月,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在基于相同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认为双方家庭已经形成了“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使这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肾移植手术最终完成。尽管“交叉换肾”手术成功,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的人重获了生命,且双方家庭均表示满意,但卫生部已经通过新闻媒体表示将对此事件予以深究,显然表明有关法律问题仍悬而未决。[2]

类似事例在我国不止一两件,对于“交叉换肾”问题,目前我国器官移植所依据的基本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允许,只在《条例》中规定“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可以进行器官移植,而“交叉换肾”是否符合“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还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为“交叉换肾”提供了法律和逻辑上的可能,而有的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两个陌生的家庭不符合“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由于《条例》中规定的条款有很大的模糊性,给其解释和具体操作留下诸多灰色空间与边缘地带,现实中由此产生的争议与法律困惑在所难免。

困惑二:服刑人员能否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

2009年6月发生的“马启长案”引起了服刑人员能否自愿捐献自己的人体器官的伦理争议,而不能捐献的根本原因还是目前我国法律对此类现象没有明文规定。最终,仅依据司狱字(2006)第194号文件,内有批复称:“在国家对罪犯自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作出规定前,不宜在罪犯中开展类似工作。”就拒绝了马启征为弟弟马启长捐献肾脏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服刑人员和普通人一样,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具有按照法律规定和自己的意志捐献器官的权利,任何人无 权干涉。并且,《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只要是自愿、无偿,在知情同意情况下,就享有捐献其活体器官的权利,可以书面形式表示其捐献意愿,捐献给自己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该项权利的享有主体具有普遍性,服刑人员也是国家的公民,理应有捐献器官的民事权利。虽然服刑人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刑法》第54条规

定中规定的政治权利没有包括罪犯捐献器官的权利。罪犯在服刑时,监狱依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权,但犯人所享有的其他民事权利没有而且不应当被剥夺。因此,从法理上讲,对服刑人员捐献自己器官的权利,我国法律并没有剥夺或限制的规定,服刑人员应与普通人一样依法享有捐献自己器官的权利。从伦理上看,中国人家庭观念特别强,尤其是家庭某一成员的健康问题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因此,当某一家庭成员面临灾难,其他家庭成员义不容辞地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体现了生命伦理互助的基本原则。正如马启征所说,“为了弟弟,风险再大也要争取权利。” 当然,拒绝马启征为弟弟马启长捐肾也不是没有依据的。我国目前有尿毒症患者大约150万,但每年只能做4000~5000例肾移植,[3]正如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所说:“只有1%左右的人能实现移植的愿望。”然而,现有的捐献方式无法提供大量肾源,国外的器官买卖组织也将中国作为器官供应来源。因此,虽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了活体器官移植只限于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之间进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规定了“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罪”严禁器官买卖,实际上这股暗流仍然难以杜绝。面对如此不对等的供求关系,如果允许服刑人员捐献器 官,可能造成服刑人员的器官在权力操控下进行利益交换,由此将损害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又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两难的选择急需出台相关法律条文,以解决具体实践中所面临的法律困境。

困惑三:死刑犯是否有捐献器官的权利

2004年9月,因家庭纠纷而对岳母及其家人怀恨在心的徐智华携铁锤潜入岳母家中,将岳母杀害。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智华死刑,徐智华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十分后悔,多次提出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或者遗体来赎罪。但按现行法律规定,法院无权处理死刑犯的遗体,也没有义务处理遗体的善后事宜。因此,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

此后,类似“徐智华案”的事件还有发生,2005年3月,关押在濮阳市看守所的死刑犯王继辉偶然看到河南省濮阳市一位18岁的高三学生张红伟突患肾衰竭的报道,第二天即向看守所申请捐肾。不久,另一名在押死刑犯张玉海也向看守所提出了捐肾的申请。4月13日,负责肾移植手术的濮阳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对王继辉、张玉海分别进行了配型化验。配型结果表明,王继辉的血型和抗原、抗体与张红伟的完全相同,基本具备肾脏移植的条件,该院决定为张红伟实施肾移植手术。然而,由于国内尚无二审期间死刑犯捐肾的先例,法院没有批准王继辉捐献肾脏的请求。[4]

由于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和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均没有对服刑人员和死刑犯是否能够捐献器官做出法律规定,“马启长案”、“徐智华案”以及“上海赵二德案”凸显了国家在服刑人员捐献器官方面的法律尴尬。于是,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死刑犯捐献器官的行为一旦被鼓励,那么死刑犯的权利就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不能被排除:死刑犯的决定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由于死刑犯的特殊处境及社会、公众等施加的压力,死刑犯可能被欺骗、强制捐献器官。因此,应当禁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如果允许利用,那么,“器官出售将成为正常做法,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将会不正常的上升,并且被处决者的器官将会被任意利用。”[5]还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死刑犯捐献活体器官在伦理学上得不到辩护,因而建议停止利用其器官。[6]

与此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死刑犯生前已经表达了捐献的意愿,那么应当尊重其自我决定权。这也能为死刑犯提供一种赎罪的方式,这不仅对本人、家属来说是一种善举,而且会让他本人,尤其是亲属走出罪名的阴影,得到精神上的解放,继续正常安稳的生活。如果禁止其捐献尸体器官,会使他带着遗憾和痛苦离开世界。同时,也会使一些器官衰竭、濒临死亡的患者因得不到移植器官而死去。所以,禁止死刑犯捐献器官不符合有利、不伤害原则。[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死刑犯身上部分器官通过捐献在别人身上继 续存活,得以部分保留死刑犯肉体,将会导致死刑的执行具有不完整性,难以平民愤,并且背离了保留死刑的目的。而且,当科技发展到人的所有器官都有移植价值,特别是人脑也可以移植时,如果一个死刑犯欲捐献全部肉体救他人,又该如何界定这个死刑犯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诸如此类的争论说明,目前我国法律有关死刑犯能否捐献器

官尚无明文规定,立法的滞后不应成为法律空白的借口,相反,我们应当积极学习和研究各国已经成熟的立法,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展开系统理论探讨,使得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法律漏洞变小,使业已形成的法律空白得到填补。

三、关于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法规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器官移植不断发展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却不够完善,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这对器官移植进一步开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应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适时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法》,并在该法中,专门对“交叉换肾”问题、服刑人员及死刑犯捐献活体器官等问题做出规定。

1. 补充完善有关“交叉换肾”方面的相关立法

“交叉换肾”案例的出现,对我国现有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在“交叉换肾”方面立法滞后,缺乏直接的法律规定。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只规定了活体器官移植限于在配偶、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之间进行,对于两个家庭之间互换肾脏没有规定。而本着禁止器官买卖和无偿捐献的原则、以挽救两个家庭中濒临死亡的病人生命为目的而进行的器官“交叉移植”,从伦理角度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伦理是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东西,它只能转化为具有普遍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才具有可操作性和稳定的规范性。

笔者认为人的生命健康权是第一位的人权,因此,为拯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同时缓解我国在器官供应来源方面的短缺压力,可以附条件地允许“交叉换肾”。如,通过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添加新的解释,在没有器官买卖和自愿无偿的前提下,由于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尸体捐献者或者有血缘关系的捐献者,才允许亲属以外的第三者捐献活体器官;并且,该捐献必须在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监督下进行,这样“交叉换肾”就可以在法律的监督下正常开展了。

2. 附条件允许服刑人员捐献活体器官

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是平等、自主的主体,只有自己才具有处分自己利益的最高权利,“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是最高的者”。[1]服刑人员和普通人一样拥有捐献其活体器官的权利。虽然服刑人员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刑法》第54条规定的政治权利没有包括罪犯捐献器官的权利。 笔者认为从保护服刑人员权利的角度出发,并在避免与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目的构成冲突的前提下,应该附条件地允许服刑人员捐献其活体器官,即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补充规定“在自愿、无偿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签署知情同意书,允许服刑人员将活体器官捐献给自己的配偶或直系血亲”,并应强调捐献行为不含“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因帮扶形成的亲情关系”两种情况。这样规定一方面有利于医疗机构伦理审查,鉴！别真伪;另一方面亲属关系简单明了,难以作假,可以有效杜绝器官买卖,保护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还应规定国家负有协助义务,比如将服刑人员安全移送至医院,并保证器官移植的整个过程安全有效。

3. 附条件允许死刑犯捐献尸体器官

由于死刑犯人身自由被剥夺,难以独立行使自愿捐献器官的权利,其自由意志也难以真正得到有效尊重和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严格禁止死刑犯的活体器官移植,而对死刑犯尸体器官移植,应严格审查后附条件允许,今后5年要逐步禁止。

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关于死刑犯尸体器官可供利用的司法性文件《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是司法部在1984年颁布的,这一规定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还存在很多漏洞。该文件规定了以下几种死刑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的条件:(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在上述三条中,强调自愿是符合伦理原则的,但是,如果死刑犯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而其死后经家属同意就捐献的,这样做符合伦理吗?如符合伦理是否应当通过法律予以确定?并且,文件中的上述规定应该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 ,若违反了规定,又应由谁来处罚及具体的处罚措施是什么等问题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人体器官移植法》,因此,死刑犯尸体器官移植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和灰色地带。这一方面导致了死刑犯想捐自己的器官又捐不出去,另一方面则给文件的执行带来困扰,一不小 心即会导致文件实施上的异化和扭曲。所以,对文件和条例

的修改完善刻不容缓,并且应当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死刑犯捐献尸体器官做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死刑犯可以自愿无偿捐献自己的尸体器官,但应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经过严格审查后进行:(1)如果生前确属出于本人真实意愿的,捐献决定应当以知情同意的书面形式呈现,未经本人书面同意,原则上不能将其尸体用于解剖或器官移植。(2)如果在执行前没有征求被执行人的同意,或未明确表示的,也可以在执行后及时征求被执行人近亲属的意见。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应遵照继承人的自由意志,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行,以确保死刑犯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和利益。(3)如果死刑犯生前表示不愿捐献器官的,则不能摘取。此外,在执行过程中,应规定由检察机关或公证机关对死刑犯器官捐赠协议的签署、器官的摘取、捐赠受益等环节的实施情况进行必要的法律监督,以杜绝权力的滥用,切实保障死刑犯这一特殊群体在器官移植中的权利。[7]

参考文献:

[1]刘长秋. 刑法视野下的器官移植 [J].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9,(2).

[2]李娜玲.关于非亲属间活体器官“交叉换肾”的法律思考[J].河北法学,2011,(5).

[3]杨品娥.刘俊荣. 服刑人员捐献器官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解析[J].医学与社会,2010,(7).

[4]死刑犯捐器官为何难如愿[EB/OL].,2005-05-30.

[5]WhitneyHinkle. Giving Until It Hurts Prisoners Are Not the Answer to the National Organ Shortage, Ind. L. Rev., 2002,35(2).

[6]邱仁宗.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理学上能否得到辩护[J].医学与哲学, 1999, (3).

[7]徐为霞.死刑犯器官移植问题研究[J].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