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谐社会的法治民主

时间:2022-09-29 04:31:11

建立和谐社会的法治民主

摘 要:缺乏法治保障的民主是杀死苏格拉底的元凶。我国在进行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认识到法治是通向民主的轨道,只有法治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且需要努力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条件以最终实现法治的民主这一目标。

关键词:雅典民主 民主 法治 法治的民主

西方文明史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象深刻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三:一、古希腊是民主政体;二、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三、苏格拉底没有犯任何罪行,将这三者作为前提条件进行推理,好像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出“苏格拉底应该被判死刑”这样的结论。但事实恰恰相反:公元前399年,雅典人民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后人想不通,“在这么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发生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呢?”疑点没有消除,所以人们印象深刻。

有人认为苏氏死于其对雅典民众和议会制度的蔑视,其对民众的权利和社会的公正漠不关心,尼采不是说过“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从未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也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死于雅典的司法,死于披着民主外衣的雅典司法。”更有人认为,苏格拉底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名”。显而易见,似乎所有对苏格拉底死因的解读中,都归于雅典的民主,或至少与雅典民主难脱干系。但正如何怀宏教授认为的,“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民主仍然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周永坤教授也认为,“民主是一个坏东西,但我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东西。”所以,在研读完《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相关的著述后,笔者倾向于认为,民主不应被轻易否定,虽然民主易导致多数人暴政;真正杀死苏格拉底的元凶也并非民主本身,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找到此因后,笔者面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就消除了先前的震惊和疑惑,只剩下理性的分析。当然,笔者希望通过这篇短文说明的,不是苏格拉底该不该被处死这一带有过浓个人主观感彩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具有典型性的案件,来试图论证民主必须是法治的,同时也是在民主似乎成了一种世界价值和通用语言之时对民主的反省。

一、如何看待雅典民主

“古代雅典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空前发达的社会”,雅典人享有民主和自治的权利。的确如此,民主是一种“雅典观念”。雅典民主又称为古代民主,其特点是“人民直接参政,遵循多数原则,自主决定城邦命运,也被称为直接民主”,它与近代民主、现代民主是不同的。但是任何一种民主形式,都内蕴着相同的价值,即人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雅典民主的主要内容――“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达的自由空前发达的最早社会”,具体表现在“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治理自己的平等权利”,“所以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的议会中投票和发言”。翻看希腊发展史,说雅典曾出现过民主的辉煌一点也不夸张,并持续达两百年之多,期间雅典公民的意愿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苏格拉底因思想自由而被雅典民众判了死刑。为什么?假如我们把苏格拉底之案拉回现代,接受现代法律的审判,也许他不会死。因为,苏格拉底的罪名有二:一是慢神,二是诱导青年。显而易见,这两项罪名都属于思想范畴,在现代法律中是不构成犯罪条件的;其次,现代法庭会考虑苏格拉底的申辩,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最终审判苏格拉底无罪的。虽然这样的假设有些荒谬,却恰恰证明了“由人民来统治”在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的同时,产生的是民众激情聚合而成的激情的民主。非理性是民主的自然属性。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一个以民主自居的社会中,民主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从国家政权的建构、政府权利的行使到司法审判,似乎只有与民主联姻才具有正当性。然而,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肯定民主并非可以适用于一切领域,民主也并非可以独霸某一领域。因为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的参与,为了更好地实现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不可避免。也因此,民主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一点从世界发展史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其真正实现和力所不及之处需要法治的配合。

雅典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苏格拉底之死,正是有民主而无法治造成的悲剧。

二、怎样理解法治的民主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此,笔者是这样进行自己的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关系,而“关系只能表现在观念之中”,如此,民主也就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不具有现实性的;民主要以观念形态转向现实状态就必须制度化,没有制度化的民主还处于非理性的阶段,其存在是不会长久的,以雅典民主的辉煌为例,辉煌走向衰败正因为其缺乏的恰恰是这种防止多数人犯错误的制度。

民主的核心是正义,如何使这种正义长存、民主长存呢?答案是,将民主制度化,制度化的手段是法治。即以法治来防止多数人犯错误,以法治来弥补民主的缺陷,保证民主的真正实现。

法治是理性的。从不同角度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法治涵义,如法治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等等。但总的说来,法治是与人治相斥的,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约束,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以其理性平息民主的激情,这是法治需要发挥的作用。具体运作起来,“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平台和一个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发展保驾护航”。“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现代民主社会很好地实践着这样一种支持和渗透。如为了达到真正的民主,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代表大多数的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多数人的意见并非法律,民主的内涵也决非“少数服从多数”所能涵盖,多数人也会犯错误。苏格拉底的死就是雅典民众犯的一个大错;美国宪法修正案正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犯错。

为了减少类似多数人犯错误的可能,为了避免如此民主的社会堕落为暴民社会的危险,现代社会都在践行着制度化的民主――法治,纵观世界各国各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后世的思想家、实践家都认为,只有法治才能制止多数人对正义的威胁。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也是以此为奋斗目标的。所不同的是,在西方并不存在民主法治化的这样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因为这两方面从来就没有分离过,法治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巩固的;然而,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我国没有生长出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土壤。

三、我国如何实现法治的民主

民主崇尚激情,法治崇尚理性。激情需要理性的约束,民主也迫切需要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季卫东教授曾言,“无论是权威民主还是共识民主,一旦失去了法治精神,就容不得人民提出具体的权利主张,就会堕落成专制的一种变态。”我国“”期间的大批判就是典型。当民主发展为专制时,它比真正的君主专制、独裁专制更可怕。

对雅典民主发展史,对法国大革命,对我国“”等进行反思后,我们并不能充分地否定哪种性质的理论或学说,但可以提出新的主张以供发展的实践去证实或证伪。法治的民主观就是反思之后的结论之一。在“民主”之前加上“法治”这一限定词,很好地表明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为我国法治建设指出了大的方向。那么,在我国如何实现法治的民主这一目标呢?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长期努力。限于篇幅,本文试提出简单的几方面。

首先,建设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

这是最基础的一环,因为计划经济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人治,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通过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的长期的运行,在我国社会中会逐渐地生长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权利义务观念、程序观念、契约协商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等,并深化之践行之。这些观念是孕育真正民主制度的最重要养料,是其赖以生长的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民主这一目标最缺少的。

其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具体做法方面,温家保总理在2004年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第二,政府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第三,政府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舆论监督。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多领域有待突破。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代的事情。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国家之间的权力制约机制,健全司法审查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实现法治的民主所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家机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以及积极推进的依法行政的实施等都是在为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做准备。有了好的政治环境,就可以为法律的真正实现提供最大的可能,为民主纳入法治轨道提供政治保障。

其三,在文化层面为上述观念的形成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基。

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尽可能避免空洞的说教和超出常识的夸大,而转向帮助人们建立起对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的尊重;帮助人们树立起正义的观念、公民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帮助人们建立起通过协商来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习惯;帮助人们形成严格遵守规则,一切按规则办事的习惯;培养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也就是使人们在内心深处生长出为一切违反规则的行为而感到耻辱的强烈的心理,正是这种耻辱心构成人们自律的动力;帮助人们从各种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补充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等等。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民主与法治,而要进行符合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的探索。笔者认为文化方面的工作尤为长期和艰巨,是我们努力的重心所在。

经过这种多方面、多层面的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才可能逐渐地“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

“只有‘安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安定的民主体制不能不以法治为前提”。所以,只有法治的民主才是真正有生命力、长期稳定的和权威的民主。苏格拉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们不应成为雅典悲剧的看客。

参考文献:

[1][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6.

[2]陈国刚.民主的审判:苏格拉底之死[J],法大评论,第二卷.

[3][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267.

[4]苏州大学周永坤教授的课堂讲稿.

[5][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三联书店,1998.

[6]刘军宁.从法治国到法治――政治中国[M].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7]季卫东.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8.

[8]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M].山东人们出版社,1999.

[9]季卫东.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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