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法治建设

摘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和分析这些成就和经验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言献策，需要弄清四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即：新中国法治建设探索和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性，而且它们是有机统一的；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共性和内在特点；不应人为地将历时性的法治建设整体割裂为两个30年的对立；必须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整体中加以考量。

关键词：新中国；法治建设；政治发展；两个30年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047―05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并且切实加强法治文明的建设，事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法治是一个历久常新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老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过明确的阐述，党中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都有明确的指示。但它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横行时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而且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关系、新观念，需要法治建设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回顾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和认真思考。

一、如何认识新中国法治建设探索和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终于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笔者认为，60年来，探索、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思想主题的一贯性决定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一贯性，决定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必定始终指向“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主题，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性质和特征决定的。当然，历史主题的一贯性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法治建设的线性发展。事实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一个目标和一个主题的指引下，通过不同阶段的探索和建设，逐渐实现法治建设的科学认知，不断趋向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从法治进步的意义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废除反动法统，批判旧中国的旧法制，创立社会主义新法制的新秩序、新理念，形成并建设人民民主法制。在这一时期，国家革故鼎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摒弃了剥削阶级的旧法制思想，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依法创立了国家的政权制度和政府运行的法律制度，完成了司法改造运动；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等等。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拨乱反正，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树立法律权威并将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和实践目标。当时，国家法治建设百废待兴，尤其是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认同亟待提升。在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现行宪法的制定，恢复了国家政治运行的法制化，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两手抓”；克服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决心，并加强了实践力度，建立健全了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重建并完善了法学、政治学等法治教育体系；等等。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准备、形成和确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一时期，加强了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等等。第四个阶段，主要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一时期，科学规划了法治建设新格局，实现了法治建设的新发展；确立了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深化全民普法，认真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效地实现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公正建设日新月异，整体良好的法治环境不断生成；等等。

当然，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经历了徘徊和低潮时期，甚至产生某些严重倒退。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也为我们当前和以后的法治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进步的阶段和挫折的时期都应该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其发展状况的时代反映，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和完善的客观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贯性和阶段性非但并不矛盾，而且是彼此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

二、如何理解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特点

60年来，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既经历了坎坷和曲折，更取得了进步与成就。不论是艰苦探索时期，还是蓬勃发展阶段，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些基本共性和内在特点。

其一，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_3’因为法治具有阶级属性，因此任何复杂法治形态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如果抹杀了法治建设的阶级性，那么就等于舍弃了法治文明本身，也就意味着将无法科学地认识和说明法治国家。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法治建设，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是现代法治的先进形态。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享有不同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机制来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形式，是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法、法律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是人民自主管理国家的有效途径。法治和法治理念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这就保证了其本质的先进性和利益代表的最广泛性。离开这一基础属性，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切成果将不复存在。

其二，复杂性。法治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治理模式，也不是一种孤立的法律制度结构，更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唯一载体。它的存在既离不开政治发展 和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无法脱离任一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因此它的建设发展是各种客观要素、历史传统和先进经验的综合体，是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对此，西方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认为：“法是人的行为的一种秩序。一种‘秩序’是许多规则的一个体系。法并不意味着像有时所说的一个规则，它是具有那种我们理解为体系的统一性的一系列规则。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就不可能了解法的性质。将法律秩序的各个特殊规则联结起来的那些关系，对法律的性质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明确理解构成法律秩序的那些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了解法的性质。”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紧紧依靠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和根本矛盾，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而不断改革提升法治建设的结构和水平。在战略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结构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构筑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有机统一；在内容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包含了法治理念、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司法体制和人权保护等多维内容；在发展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布局中；在前景上，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文明、开放和进步的政治文明载体。这些都得益于法治建设体系的复杂性，更得益于复杂体系内目标、结构、动力和方法各要素的有序排列、互动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复杂性既是多元性的体现，又是一体化的表征，更是层次性和进步性的指代。

其三，民族性。西方历史法学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曾经指出：“对于法律来说，一如语言，并无决然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一般性取向一般，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与发展。此种发展，如同其最为初始的情形，循随同一内在必然性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消亡……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而丧失了这种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最为宝贵的部分”。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列宁也肯定“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显然，作为社会主义和法治文明的交汇和载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证明，任何抛弃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他国法治模式的尝试，必然会陷入法治思想和制度选择的混乱，阻碍中国的法治进步，甚至在世界法治文化之林中失去自立之地。现时代，强调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民族性，就是要突出我国法治建设的中国实际，即“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只有把握清楚了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自身特色和自我定位，才能够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其四，动态性。不同社会形态和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法治建设都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以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基础。这意味着，不同社会结构因素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法治建设发生变化。对于法治建设而言，这种动态变化既体现为法治内容在进步性地按量递增，而且也可能表现为法治要素的结构，性调整甚至缩减，但最终都会反映在法治建设的文明化。这是法治动态性必备的量变和质变。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动态性特征。在其发展历史中，既有高速发展时期，也有低潮挫折时期；既有制度确立和增长时期，也有制度修正和削弱情况；既有不同建设要素的突飞猛进，也有各个发展要素的协调并进；既有法制探索的量变递增带来的理念、制度和行为的质变需要，又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质变引发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司法体制改革的量变发展。总之，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摸索和思考中不断推进的，始终处于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态协调发展的良性探索之中。

三、如何看待法治建设过程中两个30年的问题

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暨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时间发展的意识中，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将新中国发展的前后两个30年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经验和规律总结的需要，它可以提供新的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重要对比参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来看，正确地认识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需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第一，新中国60年，不是两个30年的简单相加，而是从一个平台到一个新平台的历史性飞跃。第二，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_8j。对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动摇，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动摇。

要坚持好这“两个不动摇”就要求我们：一是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法治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在法治探索的螺旋式发展结构中逐渐进步并最终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过程，是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指引下不断深化各项法治建设内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二是不能用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成就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的法制成就，应该客观地认识到没有人民民主法制的建设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法律思想的树立就没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正确选择，没有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伟大创建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当代成果，没有法制建设的徘徊、踯躅与挫折就没有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三是不能用建国之初法治建设的特点来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新变化与新创建。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是奠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现实基础，是党和国家在总结前30年法制建设的成就、规律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先进观念、可靠制度和有效机制的综合体，是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时代代表，是世界法治文明的最新成就。

客观而科学地看待上述前后两个30年的发展，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法治建设的群众基础，即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入手，更新和完善法治理念的公平感；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法治建设的制度完善，即利用法律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与人治遗毒、和腐败现象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需要我们更加注重中国法治建设的国际化，即自信而广泛地与世界各国进行法治建设的 经验交流和理论探讨，将社会主义法治的先进理念、制度优势和群众认同介绍给全世界，既批判西方法治的普世主义，又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环境。前后两个30年的变化，恰恰说明了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承前启后、不断进步的文明化过程，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未来法治建设中最应依赖的法治模式、法治文化和法治传统。

四、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核心。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这一总体布局的四大建设之一，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范畴。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一再强调民主政治在国家建设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优良状态，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的必然结果，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塑造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合格主体，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体系内容，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发现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生动力，运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合理机制，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然选择。政治生活的一切实际都必须将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文明化作为建设主题，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靠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自我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和基层民主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与和谐……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过程中探求、实践和实现的具体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思想和实践方向，立足我国政治建设和民主发展的基本情况，围绕上述核心建设任务，逐步探索、勇于开拓、整合经验、不断推进的科学的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能够引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阶级本质和根本政治制度，又根据我国政治生活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最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建设内容和发展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一种治理模式，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出来的先进的现代治理模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追求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而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追求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方式方法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程序化、稳定化和普遍性的内在需要。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具体建设内容。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但能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明，而且能够影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成效。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主体的理性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主体文明的现实趋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普及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的直接体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健全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法律机制的系统化，是社会主义政治行为文明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可靠化，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文明的合理表征。除此以外，法治建设的上述内容不但具有抽象的文明化形态，而且能够在现实中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平稳运行。例如，法治精神可以塑造公民意识，法律制度可以完善社会制度，守法公民可以扩展政治稳定，法治行为则可以实现政治互谅和公平博弈，等等，这一切也都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意图实现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