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农收入过低的原因及对策

时间:2022-09-29 09:55:13

农民工非农收入过低的原因及对策

【摘 要】 本文从“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流动的行业分布及工资收入的数据入手,重点分析了造成农民工工资收入过低的原因及危害,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对策建议。要提高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提升农民工素质;沿海地区应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产品品质;积极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支出;逐步取消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建立独立的农民工工会和三方协调机制。

【关键词】 农民工;非农收入较低;原因;对策

一、“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流动和工资水平分析

1、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新特点

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从行业分布上看近五年制造业和建筑业一直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2014年占到了53.6%,其中制造业占31.4%,建筑业占22.2%,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从业人员增加最快,占比11.3%,其它依次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等。各行业工作时间2010年平均每月工作26-27天左右,每天工作9小时,2014年每月工作25天左右,每天工作8.8小时,劳动时间长,强度大。

2、农民工的低工资状况

2015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研究表明,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析这些原因,主要还是收入低和社会保障差两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公开数据(表1)显示,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年增速放缓,但增速维持在10%左右的较高水平。由于农民工工资基数较低,平均月工资仅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60%左右。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

二、农民工收入过低的危害

1、农民工收入过低,导致农民工群体贫困化,社会地位边缘化

农民工收入处于社会平均线下从事非农生产的最低层次。他们只能穿最廉价的衣服,吃最便宜的食品,租住最简陋的房子,业余文化生活单调。此外,由于收入过低,农民工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农民工由于收入过低,交际面很窄,导致他们在城市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源极为有限。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缺乏关系或组织帮助,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用极端手段,不利于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稳定。

2、农民工收入过低,阻碍了农民市民化,不利于消化城市剩余产能,延缓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主要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刘易斯还估计,外出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大约30%以上,农民才会迁移城市;而当工资水平较低时,出于消极保护自己权利和理性考虑,农民工会返回农村。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只能在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上就业,接受较低的工资,而面对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接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失去了寻找高收入的机会。他们即使节衣缩食,也无力完成物质积累,无法在城市购房,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完成市民的转化。也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不能市民化,购房这一最大的需求首先受到抑制,紧接着装修、家电等一系列需求得不到有效挖掘,不利于消化城市大量过剩的工业产能,延缓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3、农民工收入过低,不利于农村发展资本的积累

调查显示,由于低工资、高房价和种种制度性限制,绝大多数农民工积累一些资金和技术后,终将返回农村。打工积累的资本是农村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2013-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月均收入的一半左右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居住开支,而另一半将是农村发展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打工收入返回农村不仅提高了农村的消费水平,还缓解了农村建房、子女教育、农业生产等方面资金短缺的矛盾。

三、农民工工资过低的原因

1、制度性原因

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农民工改变自己身份的诸多途径,如求学,招考等,也就从本质上阻碍了农民工从社会底层向国家机关、大型国企、事业单位等待遇较好的单位流动。此外,不同城市在就业管理制度上规定了就业资格,如学历,户籍;在社保、医疗、失业、工伤补助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里人的不同待遇,歧视外地求职者。在这些制度作用下,农民工进城几乎不可能进入国家机关,大型国企,留给他们的就业选择就只剩下了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差,报酬低的低端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等行业就业。

2、组织因素

我国的工会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有一定的不足,第一,农民工密集就业的中小企业工会组织职能不健全,甚至没有工会。农民工的组织维权成为盲区。第二,从工会的经费来源上看,个别单位工会经费来源于企业职工工资的按比例拨款,工会的行为要受到单位的财务制约,沦为企业行政的附庸,不可能为农民工维权。第三,农民工对工会缺乏信任,不愿意加入工会组织。

3、企业原因

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色,很多企业靠低工资实现生产的低成本。长期以来,这些企业都是在假设劳动力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安排生产,利润空间狭小。因此,在产品价格一定时,工资上涨,势必会造成企业成本大幅度增加,利润也随之会减少,甚至出现亏损。

4、农民工自身原因

农民工大多数都只有小学初中文化且缺乏职业技能训练,大多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与此相反,具有中高级以上的熟练工却成为企业努力争取的香饽饽。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企业转型的升级,这种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明显。再者,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严重影响了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据调查,目前跨省市流动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其信息获取主要靠亲戚、朋友或老乡介绍。由于信息渠道有限,致使农民不清楚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向那个城市流动最有效,不知道如何获取就业机会,更不知道如何推荐自己。

四、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对策建议

1、提高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提升农民工素质

提高农村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提升农民工素质,是企业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的需要,也是农民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教育这个根本抓起。首先,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增加农村教育投资力度。农村中小学、职业中学改扩建应纳入相关主管部门的年度投资规划,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其次,确保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发放,稳定高素质教师队伍,确保教学质量。再次,制定城乡间教师互换制度,制定政策鼓励城乡间教师的流动,农村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引进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选拔本地区优秀教师到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学成回乡任教。最后,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短期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技能;对农村学生实行免费的职业技术教育,对于农村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校内培训或认证,给以费用减免;尝试以多部门联合的方式,对从事非农产业的精准扶贫对象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确实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提高收入。

2、沿海地区应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产品品质

制造业先行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应着力提高产品设计和加工工艺,提高品质和售后服务,打造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定价能力,增加利润空间。一部分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应该尝试建立农民工的福利保障和提高机制,如率先向符合条件的工人提供住宿、孩子教育等福利,用制度激励的方式吸引高素质农民工。

3、积极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支出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一些如纺织、服装、塑料、水泥等传统产业已不具备竞争优势,有明显的产业转移动力。中西部地区要承接这些东部转移产业,首先要舍得投入,重点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产业创造硬件环境;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在土地管理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等方面对企业产业转移给予优惠,吸引产业转移。

4、逐步取消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

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遗留产物,应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进而逐步取消依附在城市户籍上的住房、医疗、教育、保险赔偿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福利措施。特别是探讨建立并推广将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购房补贴制度,为他们提供进城购房资金支持。这不仅能化解当前三四线城市巨大的商品房存量,还有利于加速农民工市民化。总之,要消除制度对农民工从事行业、工种、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歧视,同工同酬。

5、建立独立的农民工工会和三方协调机制

为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和维权难题,就要在农民工密集就业的行业如建筑、煤炭开采,制造等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建立财务独立的农民工会组织,提高农民工的话语权。其次,建立企业、政府、农民工工会三方协调机制,形成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我管理三结合的体系,是改善农民工管理现状的关键。即由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通过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共同处理所涉及诸如就业门槛、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劳动争议等问题,积极引导双方更好地实现其签订的集体合同和协议,指导帮助企业更好地通过协调机制来达到双方的目标。

目前,城市出现产能过剩,总的来讲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高达近1.7亿的农民工群体收入低下,市民化过程受阻导致。所以,只有多渠道提高农民工素质,消除限制农民工工资提高的各种障碍,加速农民市民化、居民化进程。在良好的市民化示范效应引导下,城乡人力资本才会有序流动,才能化解城市过剩产能,加速工业化进程,使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1] 史清华等.农民工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2] 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2(7)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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