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丹 独立女人的三重面具

她是纳博科夫《洛丽塔》、雷蒙德・卡佛《你在圣佛朗西斯科做什么？》在中国的最早译者，而后远走纽约，成为资深内衣设计师，又因一个BBS，重新拿起笔，写起了小说。于晓丹给自己戴上三重面具，却依然不失本真与自然。

于晓丹穿暗格子棉布衫，一头短发，白皮肤，眼睛有光彩。她屈着腿蜷在沙发上，放松，是个平静下来的文艺女青年。平静下来了，便不会有惊愕，只是淡而有趣地，说些文人间的八卦，是非曲直，她有她的评判，但都不尖刻。

最近她出了一本白色封面的书，《内秀》，关于她在纽约做内衣设计师的生活，却不炫目不叫嚣，是下午窝在沙发里看到昏然入睡、醒来再读也不觉得突兀的书。黄佟佟为她写了一篇《白粥生活》，“写得简单比写得好要困难―因为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是你的炫耀欲，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读于晓丹的文章有这点好，你看不到一点炫技之向，火气全无，读得非常舒服。”

她确是沉实的，洁净的，温笃像一碗白粥。

《洛丽塔》，珠玉在前

故事的开始，是个早熟、敏感的女孩，六七岁时开始给小男孩写诗，常常暗自祈祷那个他没有保留，“现在拿出来再看的话真令人想死。”她的青春期没有和家人一起度过，日子被亲戚家的环境分成两个极端：一端是深宅大院，有警卫把守，需要按门铃，再穿过长长的走廊；另一端是胡同，上厕所要到马路上的公共卫生间。“好像也挺适应的，很随意的日子。”

这样的女孩，最初并未想到会为他人做嫁衣，从事翻译， 她自然是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抒发自己的生命，“读书时候参加文学社，听见学校大喇叭里头播报我写的东西，很得意。”只不过在文学领域，她的运气始终不怎么好，二十一岁写的《死情》原定发表在《人民文学》，已经编好，却赶上之前那期因马原的《亮出你的舌苔》，《人民文学》停刊，她的小说两年之后才重获发表的机会，但“已经没意思了”。

外语学院毕业之后她被分到社科院，做《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每周上两次班，每次半天，工作轻松。彼时正值思想解放，所有人都张开了触角，渴求新鲜的东西，一有新书，书店外便排起长龙，《外国文学动态》经常介绍国外最新的作家作品，诱惑着人想看到全书，便有出版社编辑整天蹲在外文所，逢人便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想翻译的？”于晓丹答了《洛丽塔》，迅速开工，“我觉得译纳博科夫这么一本‘大’书应该要五年工夫，因为赶工，一年多就译完了。”

虽有父女相恋这种状似大不韪情节，《洛丽塔》并不让她觉得突兀，“纳博科夫都计算好了，铺垫充分，节奏张弛有度。那时中国最热是伤痕文学，每一篇都铆足了劲让你哭，但纳博科夫的小说太冷静，他会让你的情绪跟着他，好像要陷落了、感动了，又把你拉出来。他是文字上的游戏者，与我们的传统文学太不一样了。”

她呆在没有暖气、又朝北的宿舍楼里，翻译完《洛丽塔》，掉了十斤，一个本来圆润的女孩，变成了个瘦削的女人。译者是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书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也不像许多作家那样，每天收到以麻袋计的信，想着拿到稿费就行了，能印证它销量还不错的，是出现了盗版。”而后她翻译了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是卡佛在中国的最早译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她感受到了社会上的变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奔，特别分裂。许多人下海经商，在社科院蹲点的出版社编辑不再热切问要不要翻译某部作品，而是说‘咱们攒一个什么吧’，或者说‘你再翻译一遍《生活中不可承受之轻》吧，反正有人买。’我常常犹豫：是不是也要成为‘攒’的一分子？”

她也攒过，为台湾一家出版社做一套生活方式的书，还把一部影视剧改写成了小说。“我挣了点钱，可觉得太无聊了。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脱落得斑驳的墙皮，感觉已经没有人再珍惜这个地方。世界都乱了套，价值观也要崩溃了，加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我觉得，必须要走，再不走就窒息了。”

本可以在体制内寻求安稳，她不要。1995年底，她去了美国。

内衣的秘密

这样纤弱的女人，竟然到了纽约，进入了工业化高速运转的内衣行业。“我从小对服装有兴趣，带我长大的阿姨靠给人织毛衣为生，常带我去‘取活’，领回毛线，放回织好的毛衣。但从来没敢想以后会做服装。那么多美术功底好的人，都挤不进工艺美院，我就别做梦了。但脱离了环境的禁锢，到美国之后，我就想什么梦都要做一下。”

两次申请，进了纽约时装学院，每周上五天课，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没有基础，各种材料需要不小花费，周六还要去打工，在一家小翻译公司做事，习惯了社科院的悠闲，她脸上立刻暴出两个脓包，还总被老板催促“吃饭能不能快点？”毕业之后，进入内衣公司工作，之所以在众多服装门类中选择内衣，“因为喜欢它的质料轻且柔软，又注重细节。内衣的式样都简单，但如何让每一件都不一样，就在于对细节的关注。”

初期在小公司，拳打脚踢，什么都做，经常拿着展示板去跟客户谈，观看自己的设计被直接地反映。“难伺候极了，尤其是私有品牌，就是百货公司自有的牌子，它不做设计，只从设计公司购买，常提一堆要求，从图案到款式到布料，还总是改来改去。”

但这个过程，对她来说没有痛苦，没有拧巴，用“高兴”更为合适。出国已经使她抛弃了许多东西，再失去点什么，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立刻发现，我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比如在地铁上看到自己设计的图案，商店里看到自己设计的衣服，你必须要和社会打交道，而非继续享受那些独属于私密的东西。”

对于晓丹来说，内衣的含义远大于我们日常关于内衣的定义。“如果跟不同国家的人说‘我是个lingerie设计师’，得到的反应会很不同。中国人会探讨文胸和底裤，因为他们概念中内衣就是这两种；美国人的脑中多数会浮现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T台秀，以及波涛汹涌的模特们；英国人想到的，更多是橱窗里那些薄、透、软……充满性诱惑的小东西；法国人最理智，他们往往会接着问一句：‘内衣的哪一个类型？’真正的内衣，除了文胸和底裤，还包括日内衣、睡衣、家居服以及塑身衣。”

她至今不太明白国内出产的内衣，常要用繁复的蕾丝，作出许多褶皱，将罩杯包得凹凸不平，在轻薄的外衣下形成奇怪的膨起。“内衣最重要的该是减法，即使加装饰，也要加在不影响内衣基本功能的地方，譬如加在文胸的两翼。如果要加在罩杯上，一定要用最细腻最平滑的蕾丝，而非粗糙的、颗粒特别大的那种。包括内裤的缝合应该用什么样的针法，商标缝上去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一定不能硌到皮肤；染色对蕾丝效果的影响……内衣的昂贵，就在于投入巨大精力来关注这样的细节。”

一个女人，该拥有多少件内衣呢？于晓丹的答案如下：一是全罩型，搭配带领或者不开领口的外衣；二是半杯型，适合领口较大的外衣；三是平杯型，穿在一字领口下；四是无吊带型，搭配无肩外衣；五是Plunge，特制深V又能挤出的内衣，搭配V字领；六是T恤文胸，搭配贴身T恤，要求既不露身体特征又不露文胸痕迹。

“既然是内衣，自然应该穿在内里，为外衣服务。比如颜色，基本颜色一定是黑色白色与裸色，进到美国任何一家百货公司的内衣区，文胸和内裤的部分，最大比例的一定是这三种颜色，顶多配一款当季流行色，但国内的内衣店往往五颜六色夺人眼球，店员告诉我，最好卖的是金色和红色。”

“国外的内衣将普通尺寸和大尺寸分得很清楚，只有大尺寸内衣才会特别强调功能性，譬如收拢或上提。内地出产的内衣，似乎将功能性强调得太重了，比如塑身，我很惊讶紧身衣在国内有这么大市场。也许还是源于欧美女性骨子里的那种‘不在乎’吧，不那么在乎自己身体是否有男性目光下的吸引力，反而有了种随意自然的气质。”

做了十年内衣设计师，职业病是见人先揣测内衣是否穿得合适。“看明星走红毯，我特别关注她们的内衣会不会露出来，前阵子看大学生电影节，有个女星的内裤露了出来，好想告诉她穿个低腰内裤，还见过女星的衣服褶皱下，清楚显示出胸贴的形状，真想帮她弄一下啊！”

她曾为Maidenform、Elle、Vera Wang Princess、Vanity Fair等内衣或睡衣品牌担任设计师，《穿Prada的女魔头》之后，时装工业的残酷已露出一角，于晓丹也曾经历，比如“刚刚被一家公司挖走，不到一个月就被解聘”，或者被资本家老板骂到狗血淋头。但内衣设计中，依然有她寻找的美好，比如摩挲那些出产于日本、英国的绝美蕾丝，比如为了工作深夜乘火车从巴黎到米兰，经过阿尔卑斯山时，看到窗外神话般的景色，叫人想起济慈和雪莱的诗。

在更成熟的商业社会，人不会有太多负面情绪。“曾经我和一个设计师品位完全不同，老板让我们俩为同一个品牌做设计，我很抵触，就跟朋友抱怨，说那个设计师的爸爸是开卡车的，懂什么设计；这位朋友立即反驳：我父亲也是工人。我突然发现，自己还陷在中国传统思维的漩涡里，依靠出身划分三六九等，这些年来，这种潜意识慢慢消磨了，所以这次回国，我发现很多人依然有这样的观念，他自以为成功，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看演出一定不能坐在五排之后……还好我到了美国，少了许多负担。”

在那样的世界，不会有一个IT富豪问邓文迪，“我们都知道你过得是很富豪的生活，能跟我们讲讲具体是什么样的富豪吗？”也不会有人写了一本书，专门用一章来讲述自己如何买Armani，还得意自己被称为“Armani Girl”。她的名片显示她已经到了Senior那一档，这意味着她在纽约可以过着中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看到喜欢的衣服，不用担心不够钱。“我的好衣服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她说。

《1980的情人》：记忆是有力量的东西

内衣设计师的日子持续到2006年，一个大学同学建了个BBS，她上去看，“好像所有的青春记忆都回来了，那个过去跟我当时忙碌却优越、辛苦却不痛苦的内衣设计师的生活，跟纽约不细腻却活色生香的生活大相径庭。它像一团荆棘，让我感到了久违的心疼。二十年前的人，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那种滋味太迷人了，‘现实’立刻变得无足轻重。”很快，她辞去内衣公司的工作，开始全力写作《1980的情人》。

“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上世纪80年代就想起沸腾的文学、思想的解放，但更日常的生活，譬如如何恋爱，年轻人之间的小伎俩小阴谋，我没有读到过，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也有同学说这不像他的经历，但我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的小院，每个人之间的差异都很大，有人当过兵、插过队，进了学校依然叱咤风云；有的则一路初中、高中读来，还懵懵懂懂，无法进去前者的圈子，好像过得乱七八糟，依然要面临许多青春期的问题。”

“也许真的是十年设计师生活让境遇变了，文学已成了背景，我越来越不能欣赏那些曲折叠沓、似是而非的形式，越来越排斥伪浪漫、伪传统、伪历史的表述方式，而更喜欢朴素直白、迎头而上又内心敦厚的东西。时下很多作品，最让我痛心的，就是好端端的一个故事不能好好地讲，而是被作者用各种各样所谓的‘形式’糟蹋了。我愿意做点我认为对的尝试。”她说，这其中也有纳博科夫的影响，有《洛丽塔》珠玉在前，“让我在文学上有另外一种反省。”

十万字长篇中，从未有作者跳出来抒发感情，只是几个年轻男女的故事，感情克制，细节充沛。“好像是一种还原，小说中人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甚至提到食堂外面经过了一辆车，都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记忆是特别有力量的东西，我至今提到这部小说，还是觉得有点难过。”然而“我觉得作家还是要痛的，不是你痛就是让别人痛，总要痛一点。世界已经歌舞升平，人们躲进物质或宗教中寻求安慰，文学应该发现一个比上帝更有力量的东西。”

在文字中“痛苦”的于晓丹，却说那段写作的时光，是最舒心的日子，“一边写作一边给一些内衣品牌做兼职，不用早起，不用定闹钟。”现在她有一个教在纽约大学中文的先生，“他是个没有负面情绪的人，特别阳光。”有朋友说他们的结合，是她“终于修成了正果”，而一个阳光的伴侣、一份安稳的感情，也让她有了安全感来继续一边兼职设计一边写作的日子。

这次回到国内，她惊讶于，每个人面具的厚重。“比如不少老朋友会看我的微博，但他不会点击‘关注她’，我在关注他，但他一定要做出‘我不关注你’的姿势。我很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那个年代有其表演性质，但它是裸的，摆明了‘我要当一个什么’，但如今这种表演更盛，有些我当时就认识的人，读他如今的文字，我常不由自主地笑出来。他一定要用某种身份，譬如古玩专家、古典文学专家，来装饰自己。” 这当然没必要。她说纽约也有这样的风气：进入餐馆，男人一定要按规定的程式脱掉西服外套，把它搭在手臂上，要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将商标看似无意实则用心地显露出来。“我热爱那个城市，就是因为它给我自由，让我也可以不那样生活。”

可以不那样生活的于晓丹，在不惑之年，做了肆意的生活家。这或许是她的第四副面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