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昕vs沈黎晖 英雄不再,摇滚不老

姜昕最近出了本《长发飞扬的日子》，写的是那段对于内地摇滚人来说，“闪亮的日子”。穿着皮夹克破洞牛仔裤，在Party上出尽风头。即便那时候，大部分人穷得一塌糊涂，常年口头排练，为吃顿炒菜心动不已。后来，盗版来了，网络来了，音乐人也不一样了。

如今，他们拥有各自的事业与感情。他们在大房子里忆苦思甜，憧憬有一天建立嬉皮村，汇聚几代摇滚人，在那里得到阳光、空气、水和音乐，以及幸福。

比比谁更苦

本意并非忆苦思甜，但说到那段日子，姜昕和沈黎晖却忍不住开始了“比苦大会”。

沈黎晖：写了那么多年，你这本书终于出了。

姜昕：《长发飞扬的日子》是我1999年写的，2001年开始在网上连载，内容写到张炬去世。2008年写了续集，最近为了出版成书，中间删改了不少，比如那些特愤青的东西，当年看好多事不顺眼，能连骂好几篇儿。现在年纪大了，觉得每个人都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不应该骂。

沈黎晖：骂也是你的权利。

姜昕：管好自己就行啦！书里还加了不少故事爆了不少料。比如当年摇滚乐手们都特穷，欧歌想买一套吉他弦，没钱，知道欧阳兜里有十块钱，就想把这钱拿过来，说咱俩打赌，我要把纱窗上那个臭大姐吃了，你这十块钱归我。欧阳不信，欧歌真站起来，拿起臭大姐，张嘴就咬了一半，绿汁儿都冒出来，爪子乱蹬，就这么咽了。欧阳不肯给，又不能赖账，怎么办？他说，我喝一杯自己的尿，咱们就算清了。后来他就真喝了。

沈黎晖：……就为十块钱！

姜昕：那会儿兜里有十块钱挺横的。我记得1997年你们清醒乐队出第一张唱片《好极了！？》时，显得一点都不苦，是圈里著名的贵族乐队。

沈黎晖：实际是苦里有乐。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圈儿里最有钱的乐队，连窦唯都专门来看过。我们乐队最初也特别穷，在四路居租了个小排练室，一个月房租二十多块钱都付不起。我都是骑自行车去，下大雨浇得跟落汤鸡似的，偶尔去个脏兮兮的小饭馆要个炒菜都是好日子了。说是排练，没鼓没贝斯，鼓手敲椅子，剩下的拿几把破吉他。

姜昕：你们还有几把吉他，我知道一个乐队租不起排练室，排练也没乐器，就口头排练，几个乐手都不想干了，主唱为了把大家拢一块想了个办法，说是排练完管饭。排完了主唱说，你们先去饭馆点菜，我马上就来。乐手们就去了，其中一个忘了拿包，又折回来了，一看主唱正馒头夹榨菜猛吃呢。问他干吗吃馒头？回答说我兜里就剩三十块钱，怕待会不够，先吃了能省两个菜钱。我自己也苦过，就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百块钱扛一个星期，靠稿费交了房租水电费。

沈黎晖：我最苦的时候其实是我二十出头，做印刷公司，一下子赔了三十万，我一边想着还钱一边搞乐队，扛了两年终于挣钱了，还了钱之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出张唱片。第一张唱片花了将近百万，光录音花了三四十万，很奢侈。那时我们乐队贝斯手刘维特有计谋，说咱们得把简历改改，别写咱们1989年就成立了，显得快十年了才出一张唱片，我们一定要说自己是崭新的，跟别人都不一样的。别人都留长头发，我们一定剪短；别人都穿特破，我们一定穿特好；别人封面都做得特灰暗，我们一定做得特亮。还好赶上了唱片业繁荣的尾巴，这张唱片我们赚了，那之后盗版就不可遏制了。

姜昕：天蝎文化就是因为盗版倒闭的。最早做我的《花开不败》很顺利，很快收回成本，1996年发了《再见张炬》，那是第一张集结了第二代摇滚乐手的唱片，老板郭大炜觉得肯定卖钱，跟某个音像公司签约的时候就没要四十万的保底，要了个特别高的分成，结果唱片上市，一星期内出了四版盗版，盗版商把零点的《爱不爱我》、郑钧的《回到拉萨》外加黑豹之前的歌都拼进来了，所有人都买盗版，公司迅速倒闭了。

沈黎晖：其实我们乐队能出来除了赶上最后的好时光，就是在包装上下了苦功，跟以前的乐队划清界线，立志开辟一个新时代。那之后新裤子、花儿、地下婴儿、麦田守望者……这拨乐队跟以前的就不一样了。

姜昕：确实，时代也不一样了，有了电脑，有了私人轿车，摇滚乐手们不再像之前的那么苦，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攒局者为王

原来当时的音乐人也曾各立门户，搞摇滚的看不起玩校园民谣的，但总有些爱混的家伙打通界限。

姜昕：1998年，天蝎文化倒闭了，我偶然遇到高晓松，他问我怎么不出专辑，我说公司倒了，他让我唱两句听听，唱完后他立刻说这张唱片我给你做。后来我才知道高晓松为什么那么热心，校园民谣正红，但有人说高晓松的作品不如我的《花开不败》，同样是抒情，他的比我的酸。他不服气，就特想跟我合作出一张唱片。

但天蝎文化倒闭时我和祝小民签了个私人合约，他是我的制作人，高晓松当即就拉着我去找祝小民，说你我联合制作，你负责音乐部分，我负责歌词和宣传。小民说你这是监制，怎么能叫制作人？高晓松说：我投的钱，我凭什么不当制作人？俩人就吵起来了。当时我跟郭怡广在一起，和丁武合租的房子，回到家把事情跟他们一说，他俩就拿出祝小民和高晓松的音乐来听，结论是校园民谣比摇滚差远了，就那三个和弦，高三拍而已。

沈黎晖：那会儿都觉得摇滚最牛，往下有民谣或爵士，流行肯定是最低级的。我们的世界里只有摇滚，没人会谈论高晓松，根本不在话题范围内。

姜昕：但我觉得高晓松挺有才华的，唐朝和高晓松，不是谁高谁低，是两种音乐类型，它们都打动我了，为什么非觉得摇滚牛民谣就不行呢？音乐无所谓形式，摇滚也有特差的，内容才是真东西。

沈黎晖：内地摇滚乐的内容有其变化过程。最早崔健、黑豹、唐朝，包括蔚华、面孔，都是一个思路的音乐，带有一些政治性。到1995年，已经发生了变化，经常在Party里面出现的几支乐队，比如清醒、鲍家街43号、石头，都受了美国、英国摇滚乐很大影响，他们在地下潜藏了几年，到1997年发了唱片之后，就让人感觉到摇滚的内容明显改变了。

姜昕：对，当年的摇滚乐传播还是要靠唱片。

沈黎晖：当年的音乐市场只有唱片，没有任何演出市场。Party只是这个圈子的自娱自乐，像汇报演出，最近几个月又排了什么新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一个月也就一次两次。

姜昕：我一听说哪儿有Party都要赶紧回家换衣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流行美式的范儿，老妖子皮夹克，破牛仔裤露着膝盖，黑色的大头军靴，露一小截白袜子；夏天就是黑色或白色的背心，搭牛仔短裤，戴满各种耳环手镯，女孩最酷的就是这样打扮。但自从1994年Nirvana出来之后，我就改变风格了，开始穿运动衣、T恤，一双白色回力搞得特别脏，洗完头发不梳，专要那种刚睡醒的感觉。

沈黎晖：我们乐队会刻意穿一些特好的衣服，什么叫“好”？譬如我一朋友，他特别讲究，一堆定制的大衣、西服，都倍儿有型。我也开始买这种，去国外时还专门去淘，小西服都特别紧，皮鞋头都特尖，走的是又贵又颓废的范儿。后来我们乐队的海报都贴到发廊里了，好多人照着我们的发型剪头发。

姜昕：我们两个就代表那时候的两个分流：你在追英国Beatles范儿，我们追美国Nirvana范儿。

沈黎晖：但特有意思的是，什么东西来了之后，不管是美式的，还是英式的，都会变成北京的范儿。北京一直是内地的音乐中心，各种人汇集。外界可能会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分界，但真正在这个圈子里，到一定阶段大家都会认识，偶尔在媒体上看起来有点对立，但相处起来很和谐。作家、画家、导演，等等，都在这里头。

姜昕：到了2000年，这帮人又全混夜店了，到88号集合了，在那儿我亲眼看着方力钧和窦唯比赛吞冰块，他们本来喝威士忌，喝着喝着为一件事说急了，就打赌冰块，让我当裁判。

沈黎晖：我知道许多年轻的乐手和艺术家们很熟，包括画漫画的、搞动画的、拍电影的……互相的合作、消化，有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新的流派。每个时代总有封闭的人，但也有一些特爱玩爱混的人，攒起一个局，大家一块做事。我觉得你属于后者。

姜昕：对，我不会死抱着一个时代，没必要给自己设限。新的艺术为什么会被人接受，肯定是因为他带来了值得大家接受的作品，内容是更重要的，得看到真实的价值。

珍贵而可惜的老摇滚

崔健、黑豹、唐朝以及“魔岩三杰”，是谈论中国摇滚绕不过去的名字。这些人还在继续生活，而记忆却在各自心中不同程度地封存。

姜昕：摇滚乐最早的那拨人里，我现在仍然觉得牛的一是崔健，二是窦唯，唐朝、黑豹，但都是出了第一张唱片就不行了。我不是要评价其中某个人，当时我那么爱这两只乐队，青春和他们息息相关，说他们不好，我挺心疼的。再说到魔岩三杰，这三个都很有才华，但有待（张有待，国内外业界公认最具影响力的中国DJ，长期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在中国的传播）说过一句话特对：这仨都是有才华没智慧。才华能让你在二十五岁之前发光，智慧则让你三十岁之后，不会为生活里一点小事绊倒。

沈黎晖：我觉得何勇、张楚这俩挺逗。何勇之前说减肥，几年都没见效，最近两个月，下狠心了，很有效果。他们毕竟比我发片早，我看他们，一直有种对前辈的尊敬心态，可现在看他们俩简直像看着俩孩子，整天担心他找不着家，我这个晚辈倒成了兄长了。

姜昕：我就是他们俩的姐和妈！我记得录《花开不败》的时候，张楚来我家，地毯上盘腿一坐，拿着琴就开始弹，弹了个旋律，问我好不好听听，又说楼下有个饭馆不错，要带我去吃。我特别高兴，觉得这是个哥哥，带着我混呢！可现在……他两年前交了个女朋友，1985年的，比他小十几岁，他特别爱她，但又觉得她太小了，老问我：姜昕，你说我应该跟她谈恋爱吗？过了一年又问：你说我该跟她结婚吗？他们俩也承认，早出名不是什么好事。

沈黎晖：之前的音乐人做唱片，像完成一个梦想，但后来的音乐人，要面临梦想和现实的交战，现实是盗版猖獗，网络免费下载，不给你做梦的空间。时代变了，没必要再去苛求曾经的创作者。

姜昕：人的创作是有高峰期的，观众也没必要盯着一个音乐人，他们之后会有更多新的音乐人出来。

沈黎晖：这些“老摇滚”中我只对老崔有一点不认同。我更欣赏有破坏性的创造，为什么我会注意到丁武开始画画，就是觉得他破坏掉了一些东西，用新的方式去传达自己，不管传达得怎么样，这种勇气是值得敬佩的，而老崔对自己的破坏没有特别大胆，他的那些“革命”还在我意料之中。

姜昕：你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我觉得，一辈子曾经有过特别牛的时候就已经很牛了。当年张楚的《造飞机的工厂》出版后，一个歌迷写了封长信给他，说自己特别失望，张楚受不了，就回西安了，一直拧巴了四年。但我觉得《造飞机的工厂》也挺好的。觉得一个作品好不好都是个人观点，没必要你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就要求他下一张还得让你喜欢。

沈黎晖：其实，我不觉得是时代伤害了魔岩三杰，而是他们不够坚强。这三个人都有点才华，活得很自然；忽然魔岩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全中国最有才的，周围的人也这么讲，他们就信了，觉得自己真的到了极高的位置，完全不明白这种说法背后有其商业目的。当魔岩撤离，他们被彻底悬在半空，造成巨大的心理反差，他们自己想不明白，就病了。

姜昕：窦唯、张楚是内向的，何勇是外向的，他说过，“精神病院和监狱我都三进三出了，这都关不住我，谁还能把我关住啊？”但他们最可贵的地方，是没被这时代污染，还活在1995年以前，而我们已经活到2011年了。

嬉皮村的雏形

姜昕梦想建立一个“嬉皮村”，沈黎晖打造的音乐节，大概可以被看作是这村落的雏形。爱音乐的人从各处汇聚，不管是腕儿还是草根，享受一样的阳光、空气与音乐。

沈黎晖：现在的音乐市场挺好，环境比以前公平，你先给人暖场，和人拼盘，只要表现好，自然有唱片公司给你更大的机会。做唱片的成本也下降了，之前必须租录音棚，一天三千块棚费；现在在家都能录。唱片出来，如果听者觉得不错，就会买票看现场。乐队们都明白了，重要的是让人买票。

姜昕：我在上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帮人，后来全出名了，满文军、潘劲东、黄格选、戴娆、何静……一个不落。

沈黎晖：可以说出名越来越容易，同时也越来越难。之前摩登天空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DEMO，办公室里都是箱子，现在不需要DEMO了，甚至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听，只需问问：最近哪个乐队有点要火的意思？数据很快就出来了。一旦火起来，速度非常快，譬如后海大鲨鱼，两年时间上过VOGUE、ELLE许多版本；万能青年旅店，去年一场报酬只有几千，今年的音乐节，得几万了。

姜昕：老崔说过，国内特别缺乏经营唱片公司的人才，港台的唱片公司能把大粪变黄金，国内大部分唱片公司却把黄金埋土里。

沈黎晖：现在是一个扁平的时代，艺人很容易到达受众，不聪明的艺人根本不敢开微博，而一些真实的艺人，在这个时代能迅速收获关注。如今工业机制慢慢开始建立起来，即使有盗版和免费下载，但也有人愿意为音乐付费，不管是买唱片还是买票，这就好办了。

姜昕：我还有个梦，就是建一个嬉皮村，把所有音乐人都集在一块，有个PUB，大家都住在附近，每天一块玩。

沈黎晖：现在音乐节基本上算是你这个梦的雏形了吧？ 1997年我创办摩登天空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有一天，那么多漂亮的人儿能聚在一起，听各式各样的音乐。你说的嬉皮村，挺乌托邦的，首先你得有块地吧？

姜昕：有啊，我们吉他手在平谷有地。

沈黎晖：那你得看土地性质，是宅基地还是旅游用地，什么产权……这都特理性。就跟音乐节似的，大家看到的是音乐，我看到的是各种报批、安保等等，做音乐节的人是享受不到音乐节的。但我还是想当一个听众，只听音乐不想别的，这天越早到来越好。

姜昕：做听众最开心。有的乐队演完了就不跟观众一块看别的演出，好像得撑着范儿，但我永远要看完最后一场演出再走，这点老崔也挺好，他经常去北京的小场子，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刚起来的小乐队，他都看。人别太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否则容易跌得特别惨。Rolling Stone说，他也要面临落寞，曾经一百万人看他的演出，也许变成了五万；曾经追着他跑的唱片公司，也会说你这不够时尚。现在过得普通点，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