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视域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困境及对策

一、相关研究及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庞大农民队伍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当前，农民工进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以前农民工个体流动演变为家庭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日益增多，他们的教育需求也愈加凸显。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2.2亿，比十年前多了1亿人。鉴于当下及以后农民工进城浪潮不断高涨，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流动儿童2700多万，农民工随迁子女总数超过1400多万人，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在流动人口集中的苏南地区，随父母生活学习的儿童则有近60万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农民工聚居的地区，在那里，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的持续增长，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情况如何？他们学习适应性如何？当地教育部门是否能够公平对待这些孩子？这些都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变迁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解决，将深刻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1]。

曾经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入学难”。为有效解决大量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03年1月印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方式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两为主”方针出台后，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这些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首先是学业适应面临较大的困难。2007年，随机抽取A市3所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共814人的调查中，67%的教师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学习上与城市学生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学习基础和行为习惯相对较差，教学难度大。将近50%以上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在校学习与表现一般”，另有36%的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很让老师和家长操心”，学生对自我的评价也不够理想[2]。其次是内心感受不到认同感、归属感，自我评价低。这些农民工子女认为他们家庭出身低，和城里人有差别；家里经济条件差，买不起高档的生活和学习用品；自己学习基础差，学习成绩不好；有时候不敢和城里学生交往，甚至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而不敢说话。如此等等方面原因，使得很多农民工子女普遍有孤独、失落、被边缘化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就像压在内心深处的一块重石。更有甚者，一些人还常常遭到一些城里同学的排斥，有意的漫骂、羞辱、孤立或无意的冷淡、疏远。

尽管我们已经从法律政策上为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了比较公平的外部环境，可是，在同样的学校，在同样的教师指导下接受同样免费义务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融入困境的产生呢？对问题答案的寻求，如果仅仅从学校内部找出问题的原因已经没有多少意义。通过解读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可以使得我们更清晰深入认识此类问题的根源所在。

二、教育融入困境下的文化资本元素

1.文化资本的界定与效应

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探讨影响学生成长的家庭资本时，他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资本是家庭资本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们几乎贯穿学生的整个受教育生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成长与成才。他在研究中就敏锐感觉到，那种隐藏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背后的家庭文化资本，恰恰是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它正在以隐蔽的方式，悄悄地影响学生学习效能感。遗憾的是，以前的研究往往注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或多或少忽略家庭文化资本的价值。

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父母的教育程度上，其次是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耐用品、文化参与、教育期望等。他指出，家庭出身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响后，那些来自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表现了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学习要求、成就激发就越强。同时，子女所受的教育影响力和动力也越强。有时候我们不难看到，华丽外衣包裹着的不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平和修养为什么大相径庭。其中的关键应该用家庭文化资本有无或不同来解释了。一些孩子在良好家庭生活习惯中的耳濡目染，优秀的家庭文化中的无形熏陶和潜移默化影响下慢慢生成了优秀的品质，这些孩子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迅速发展使其制度化为教育资格。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运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差异的原因。可以看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供了一个处理文化和社会选拔现象的复杂框架，提出了一个关于家庭和文化资本以一种微妙方式影响孩子成才的新观点。

当然，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同样也具有生产利润和进行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它和其他形式的家庭资本形成一种正相关关系。通过拥有文化资本，从而换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其拥有者及其家庭和后代之间形成一个获取文化资本的良性的并且世袭性的循环和传递，完成所谓的“社会炼金术”[3]。在我国家族文化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背景下，贫困阶层社会资本的匮乏导致其发展缺乏必要的内外部资源的支持，反而受到贫困社会关系与贫困文化的严重制约，使其发展机会更为渺茫，最终导致阶层不断固化，形成穷者恒穷的现象[4]。

2.解读家庭文化资本差异下的学生成长差异

布尔迪厄认为，个人在接受学校教育前，他们获得的家庭文化资本的数量和类型是不同的，家庭中的文化资本，通过阶层间的不平等分配，对不同阶层学生的教育成就产生重大影响。

家庭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客观上成为人生受教育的首要场所。“从道德意义上，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提升。但是由于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遇不均等，导致了能力相同的个人最终取得成就的差异。而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首先是家庭背景。”[5]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并且具有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家长对其子女采取的教育方式也不同，由此而影响学生的成长[6]。由于农民工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每天忙于生活而缺乏对子女的教育，他们的家庭文化背景和社会主流文化相分离，很难适应严谨、系统化的学校教育。农民工家庭和城市市民家庭相比之下，无论是具体化、客观化还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都呈现出弱势的特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相同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不尽人意。在当前分数仍然至上的教育环境下，必然会降低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不利于提高他们积极主动融入学校、融入教育的内驱力。教育学认为，学生学习需要基本的认知内驱力。农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造成农民工子女的认知内驱力弱于城里的孩子。再加上农民工子女家庭经济拮据和人际交往圈子的狭窄，导致他们在朋倍交往中缺乏广度和深度，交往圈子仅仅限于农民工子女之间，呈现交往边缘化、心理边缘化特点。他们既向往同时又害怕与城市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接触。在这种自卑封闭心理暗示下，在社会交往和受教育过程中，必然表现得主动融入性不强。2011年2月，上海课题组就“民二代”人际交往状况展开一项调查。在问及“是否愿意积极主动与陌生人搭话”时，选择“不愿意”的比例达60%。专家分析，“民二代”的交往区域仅仅局限于血缘、亲缘以及熟人之间，与陌生人交往意愿和交往能力方面仍显不足。

社会学有关研究表明，实现个体向上层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促进机制是教育。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家庭教育。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所继承的文化资本不同，必定导致他们在社会场域中不同的人生轨迹。农民工的子女因缺乏来自那些所谓社会承认的高雅品位的熏陶，缺乏对学校文化的认同和认知的解码能力，而被抛在了后边。换言之，早期文化资本拥有的不平衡，导致了社会竞争先天潜在的不平等[7]。我们知道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教育公平，家庭文化资本的不同必然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尽管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旨在帮助贫困阶层改变不利的代际再生产命运的政策，但是实现社会地位的流动还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出来。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又再次加剧贫困阶层子女弱势地位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贫困阶层弱势的位置势必有不断固化的趋势。因此，通过改进贫困阶层后代的受教育状况，进而使他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位置、获得较好的社会生活机会，是改变贫困阶层代际世袭模式的主要方式[8]。

3.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制约

教育融入是指为了提高全体学生的福利，使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全面地参与教育全过程，分享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所有学生都能被接纳与融入，共享教育成果的状况[9]。不少专家指出，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当前，教育公平大门已经开启，教育公平的问题不仅仅是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合”在一起“有学上”，那些生存在城市边缘的孩子能否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能否与城市师生和谐相处？能否对城市产生认同感觉、归属感，真正实现从“合”到“融”？教育融入必定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伟大工具”，是实现从“合”到“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能够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读得好”的问题，让农民工子女更有尊严地学习生活，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质量观的反映，是教育公平的内在价值取向。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中国人习惯徘徊于其中的社会圈子就像一个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的水波纹一样，虽然以投入点为中心的水波纹可以一波一波地向外散开，但是不仅联系水波纹之间的纽带是亲缘和地缘的有限的熟悉关系，而且水波纹向外扩散的力度是逐渐减弱的[10]。中国当前离法制社会还有一定距离，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自己的社会圈子里思考问题、寻求出路。这种社会圈子无疑就是社会资本。我们很容易明白，在社会经济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困境的破解，农民工随迁子女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他们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

（1）具体化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农民工随迁子女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属于乡土文化。他们所依赖的具体文化资本就是与他们的父母身体有直接联系的文化观念、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和工作技能等。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其与城市主流生活呈现隔绝的状态，他们原有的乡土文化一般很难融合城市文化。文化上的差异和隔阂阻碍了其原有文化储备更新和发展，生活和交往中则表现乡土气息。学校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其根本目的就是主流社会文化再生产。城市主流文化代表着社会最前沿和流行的文化，所以，城市主流文化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主要选择，而非乡土文化取向。显然，乡土文化型的家庭文化资本不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业发展。我国教育这种知识的选择最直接的后果是，拥有乡土文化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其具体化资本方面的劣势，注定了他们在接受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时处于劣势。

（2）客观化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的，包括书籍、绘画、艺术品等。农民工大多从事简单劳动，收入低廉，其消费基本是生活必需品性消费，文化商品消费能力低，拥有客观化家庭文化资本比较少；而且，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主要集中于娱乐、消遣等范围。

布尔迪厄指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的资本。”[11]一个家庭拥有丰富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家庭子女教育不是正相关关系，父母或者家庭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才是促使孩子成长的有利因素。农民工不但自己拥有客观的文化资本少，而且对客观化文化资本的选择和吸收能力也不强，反映在对子女教育上就比较简单和落后。

（3）体制化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

体制化文化资本也称学历资本，一般指我们拥有的证书和文凭，它一定程度代表了人受教育的程度。学历资本同时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一定程度影响其子女学业成功，对子女参与教育有较明显和直接的驱动力。父母的教育程度较高，家庭中往往具有相对良好的语言习惯和学习氛围，家长对于子女的学业和个体成长也会非常关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尤其是他们人文素质缺乏，那么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其子女先赋习得型的文化资本相对会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在家庭语言习惯和阅读习惯代际传递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学历不同的家长，使用语言的习惯和类型也不同，其子女在生活中往往习得与其父母一致的语言类型和谈吐习惯。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来讲，尽管他们进城前后的语言环境会发生某些变化，但在其个体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家庭的烙印都难以抹除。如果继续延伸和发展，必然影响他们在教育中的选择和实践。

三、增加文化资本的融通互补，促进学生融入成长

1.文化融入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融入的基础

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带来不同地域的农村文化或亚文化，导致农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本地学生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农民工子女学生与本地学生、教师之间的差异，农民工子女学生家长在教育上与教师、本地学生家长的差异，实质是本地文化与外域文化，城市现代文化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差异。当他们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与城市学生和教师相处时就会产生一些抵触或排斥心理和行为，这就是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校必然的一个过程，归结其原因，有深层原因与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有地域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文化因素；表层原因有观念差异、学习差异、言行差异等。为了提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那么学校就必须关注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从深层解决问题。

因此，面对差异的生源结构和多元文化的现实，学校要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社会主流文化为核心和导向，融合农村传统乡土文化和城市现代优秀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能够充分沟通、相互包容、彼此尊重、和谐共处。由于我国现行学校课程主要承载的是城市主流文化，对农村文化关注较少。在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城市公办学校里，在学校课程建设中渗入一些农村文化的内容，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对教学的亲切感，使他们乐意接受教学内容，同时这也许是学校课程建设，办出学校特色的一条途径。那么，城市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适当增添必要的农村文化因素，使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在校园里得到共同体现，让每个学生身在这个环境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归属感。同时，要组织丰富的校园活动。通过活动可以使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学生相互接触，互相交流，产生共鸣。通过活动，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学生才会创造出共同的愿景，并真实地构建一种新文化。

2.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融入的重要保障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学生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在孩子成长和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农民工家庭无论是具体化文化资本或是体制化文化资本的匮乏和欠缺，有着一个历史背景，是短期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制度不提供流动性，如果农村循环圈和城市循环圈都是一样刚性的，那么农村学生想突破这种现状除了自身努力考取大学外，有时候还必须依靠外界的力量。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的改变也是一样的道理，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改变需要社会制度的合理的倾斜。

3.非政府组织的优秀教育活动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融入的平台

农民工教育程度低，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几乎无法满足子女学校教育外的有偿服务。所以其家庭教育质量的改善，其子女教育素质的提高，更有赖于社会的帮助。为克服农民工子女在学业上遭受的不平等影响，一些非政府的公共组织如团委、妇联等可通过挖掘社区教育资源来弥补农民工家长社会性文化资本的不足[12]。例如可以组织一些针对农民工文化修养和技术训练方面的免费培训班，使农民工尽快熟悉城市主流文化，使得他们在家庭教育中家庭文化资本更接近城市主流文化，有利于子女尽快成长。同时鼓励教育志愿者、在校大学生走入农民工家庭，为其子女教育提供帮助。另外，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家庭教育咨询会以及城市和农村家庭之间的互动活动。

因此，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困难直接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教育系统内部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必须首先解决影响其教育融入困难的家庭文化资本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霓，张宁娟，李楠.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五大趋势及对策.当代教育科学，2010（7）.

[2]李红婷.农民工子女低学业成绩的人类学阐释—对A市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的现状调查与归因分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5）.

[3] 秦洁.农民工子女学校融入困境解析——基于文化资本的视角.基础教育，2009（12）.

[4] 王文龙.社会资本、发展机会不均等与阶层固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5] 杨云彦等.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 孙银莲.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7）.

[7] 赵杰，刘永兵.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教育公平.社会科学战线，2010（3）.

[8] 刘精明，杨江华.关注贫困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5）.

[9] 徐丽敏.城市公办学校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问题与对策.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9）.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社会科学，2005（6）.

[12] 汪恭敬，王守恒，姚运标.文化资本视角下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策略.中国电力教育，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