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生“斗法”张茵血汗工厂

“我这里有这个不良组织（SACOM）的所有证据，他们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良组织，他们的资金全部从欧洲过来,他们就是想搞垮国内企业。”

――张茵（玖龙纸业董事长）

“我们也认为玖龙不是最差的，但作为香港上市的企业，张茵不能漠视人权，她应该辞去全国政协委员。”

――丘梓蕙（“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专案统筹）

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大盛村是珠三角里最常见的小村庄。一座座现代化的工厂取代了昔日的农田。 全国各地口音在这里碰撞，普通话取代粤语成了新的官方语言。

村口榕树下的阿爷说这个村子的外来人口至少有五六千，90%都是因为一个造纸的厂子。

外来客们穿着统一但颜色各异的工装，在左胸口上有着一个上红下绿的logo――“玖龙纸业”。

这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八的造纸企业。董事长张茵曾是中国首富。

生产部的大学生：青春的迷茫

赵与钱为自己的青春叹了一口气。

他们穿的是深蓝色的工作服，这表明他们在生产部工作，任务是维修调试生产线，属于工厂里的核心部门。

两年前，赵与钱一起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造纸专业。“我们没有任何选择，这个行业就是如此。”戴着眼镜的钱比他的同学显得更沮丧。

工厂规定在一线倒班生产的本科大学生要四年才分给单间宿舍居住（新改的，此前是两年，新招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也是按照东莞最低工资的标准购买的。

工资每个月税后大概是3000多人民币，对于中国的本科毕业生来说，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收入。

上班采取的是“四班三运转”――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休息一天，再上两个夜班，再休息一天。周而复始。

他们不满意的是公司修改了加班的补贴，因为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加班要采取不同的补贴。

以钱的工资为例，他的加班补贴实际上降低了15%左右，这让他很失望。

他们还很不满意这里的罚款制度，上班时间吃零食、看报纸、打手机……如果被监管会（玖龙纸业专门抓纪律的部门）发现，至少要罚300元，而且对于班组长、值长、经理都要“连坐式”加扣。出现大一点的事故，连同班组的工友们也一起罚。

年初，罚款制度有了改进，重点罚领导，一般违纪从罚300改成先警告。公司在提倡“人性化管理”。不过在赵和钱看来，这恐怕和去年年底工人们的罢工有关系。

那一次，罢工的工人们把工厂前的路都封死了。

同在生产部的另外一些技术员让钱感到有些不忿。这些人是公司在内地选取的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公司出钱送他们到华南理工大学学习一年，回来以后先见习再上岗。他们的工资与赵和钱相差不大。

“每年的晚会上，都要求这些学生表演《感恩的心》，年年都有，肉麻死了……”

和来自广东的钱的不忿相比，来自湖南的赵显得看得更开。“我们都是正牌大学生，只要肯干，在玖龙肯定是能做出来的。”

“你干到经理也不就是多赚点工资？”钱打断了赵的理想。在他们工厂对面的行政大楼前停着一辆价值500多万的红色法拉利跑车。

车主是张成飞，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董事长张茵的弟弟。

让这两个大学生更为震撼的是，一次他们在维修生产线，总裁刘明中（张茵丈夫，台湾籍的巴西牙医学士）对进度大为不满，对技术员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停工一小时，就少了3万的利润！”

玖龙的15条生产线（含在建）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着，每一条都是2、3万千瓦的功耗，成本超过一亿美元。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投入、高产出行业。

张茵的电话：他们是无良组织

5路公交车，西门口站，玖龙四期厂区，我们穿着借来的运输部司机制服走进了厂区原料车间。

由南向北一条厂道，右边是等待进场分类再加工利用的“纸垃圾”，左边是三个纵向排列的厂房。厂道上满是巴掌大和麻将牌大小的纸片，风大，小纸屑飞起一人多高。三辆叉车不断穿梭在垃圾、厂房、装运“纸垃圾”的平板车之间，两个负责清理厂道的工人戴着口罩，躲闪着机动的叉车将地上因装卸散落的纸片扫成堆，风却总是把纸堆再次吹散。

下午两点钟，从西门进来一队穿着翠绿色厂服的女工，换工时间到了。

第二间厂房，分料间。厂门上挂着几个标识――“进入车间请戴口罩”、“车间内请勿跑动”、“穿越机械需戴安全帽”。一进车间，土黄色的灰尘蒙成一团，刚才进厂的那队女工陆续地走进了这个车间。她们每个人都戴着棉布口罩和手套，从传输带上的卡纸中进行分类摘拣。

继续向西，还有一片厂房。两列厂房之间的厂道上笼罩着各种机器发出来的声响：单调、持续、巨大。这里并无太多工人，只有在北侧尽头，一个铲车司机负责将地上一堆堆湿漉漉的纸垃圾铲进货车里。

当记者再次返回第二间厂房准备进行拍照时，被发现，并被请进厂区办公室，一番盘问后，记者向随后赶来的警方人员表明了身份。

在与几个行政人员谈话过程中，他们都表示 ：一个诺大的工厂，难免有瑕疵。

之后，行政部经理索要了记者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并亲自核实了身份。

一分钟后，记者的手机响起，号码显示为“+019085****”，从美国打来。接听，传来紧促又略带东北口音的女声：“你好，我是张茵。”

“谁？”

“我是张茵，我听说了你进入我们厂区拍照的事情，我不怕曝光，玖龙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告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希望你能凭良心，凭良心发表你所见、所拍。你们不能只是因为那个不正常组织（记者注：SACOM）的片面之语，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国外就是在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完我会马上回国与你们见面，我这里有这个不良组织的所有证据，他们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不良组织，他们的资金全部从欧洲过来，我这里有他们这个不良组织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搞垮国内企业，他们的做法实在是……他们让股东抛售我们的股票，又想让我们的客户抵制我们，抵制我们的产品销入美国。”

“请相信，玖龙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是凌晨，我现在也并不是在接受你的采访，只是希望你凭一个记者对中国企业的良心发表你所见。我也要求了我的同事不需要曝光你的底片，你可以带回去，或者继续拍……”

在四分多钟的通话中，张茵直斥香港SACOM为“不良组织”四次，在她急促的话语中，记者也并没有采访的机会，几次试图提问都被她语速超快、思维跳跃的话语打断。

SACOM：我们为他们感到羞耻

张茵女士眼中的无良组织SACOM即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英文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简称SACOM）是一个香港民间团体，成立于2005年6月，主要由大学师生组成。SACOM成立的目的是监察企业不当行为，针对企业侵犯工人权利、安全健康、福利及尊严等行为开展倡议运动。

2008年4月中旬，SACOM、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指出，玖龙纸业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被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发生工伤事故后，玖龙更会对受伤工人以及其他同部门的工人罚款，由300元至3000元不等。而且报告指出08年之前玖龙全厂近半工人是临时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员工福利；当合同法实施后所有临时工成为外判工，给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工资大幅减少、全年没有休假，合同签订年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SACOM的发言人丘梓蕙就张茵的指责进行了回应：我们的资金主要靠申请国外的慈善基金，比如我们有瑞士的教会基金“Bread for All”支持，任何一个带有商业色彩的基金我们都不会申请，而且每一个都不会超过1/3,我们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

谈及为何针对玖龙纸业和张茵，丘坦言今年两会期间张茵女士就《劳动合同法》的一系列高调反击，令她们开始关注这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我们支持中央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些企业的言论让人很失望。内地开放30年，港商投资已经赚了30年，现在政府加强保护劳工的利益，他们就大喊大叫。我们是香港人，我们觉得很羞耻。”

SACOM成立后，已经发起过抵制迪斯尼、DELL电脑、沃尔玛超市、佐丹奴服装等一系列行动。

丘梓蕙说：“我们调查过很多50人以下的小厂，没有明星没有品牌，根本无法吸引外界的注意。我们也认为玖龙不是最差的，但作为香港上市的企业，张茵不能漠视人权，她应该辞去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中涉及的玖龙纸业工人均为化名）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5月7日 编辑：蔡文清）、

点评：广东省总工会某副主席对“血汗工厂”的定义是，“不签合同，黑工，不买保险，强迫加班加点，劳动生产条件恶劣，没有生意的保障。或者说工资是克扣的，或者是严重的低于政府的最低工资。”并在调查后认为玖龙纸业不属于血汗工厂。

不管“血汗工”厂存在与否，香港大学生满怀社会责任感对内地企业进行调查和监督，这对促进内地企业关心工人身心健康、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保护工人应得利益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