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8 07:08:43
何肇娅的家在建国西路靠近乌鲁木齐南路的一幢老洋房里。是的，单从这个地址我就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文艺范儿的艺术家之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从建国西路上那个醒目的门牌下走进去我就开始迷路，市中心的老式小区格局宛如迷宫，不仅一顺边的门牌号错综跳跃，各家小楼之间的一条小路也蜿蜒曲折，当我眼看走到小路尽头绝望到打算打手机求救之时，忽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一株盛开的腊梅树下，我终于找到了那枚小小的门牌。于是按下门铃，刚刚调整好呼吸准备应答，小洋房二层的窗户却突然打开，里面探出何肇娅标志性的蓬蓬头来，蓬蓬头下面是一张热情的笑脸，她就这么大大咧咧地从二楼窗户里伸出头冲我招呼：快上来呀，快上来！
恐怕所有人知道何肇娅，都是从她的“上海女人”系列作品开始，那个系列办了画展，出了画册，帮她在圈内打开了知名度，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何肇娅从一开始就是个人物摄影家。而其实她最早的拍摄内容是生活小品，她为它们写诗，在1988年的时候还曾在上海最有名的淮海路上的巴黎咖啡厅办过一个“摄影诗”展。当时巴黎咖啡厅是前卫艺术集中的地方，美工严谨地选择了20组照片和20首诗作为展品，由巴黎咖啡厅代替她向媒体发了请贴，上海电视台拍了一个20分钟的专访，在当时热播的香港电视剧前播出，所以来看的人特别多。那个展览非常成功，还延期了，观众的观后感塞满了何肇娅的信箱。这个节目后来还被作为民间的文化交流选送到了法国……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地走向名利双收，可是何肇娅却并没有让自己刻意地沿着那条鲜花小径走下去，“那个年代正在面临时代的变革，生活节奏很快，我身在其中，也自觉静不下来，缺少闲情逸致平心静气地去拍一些小景，于是就让自己停了下来。”一停便停了十几年。然而有的人停滞就是消逝，有的人停滞却是开始。在那些积累的日子里，何肇娅一直在关注别人的影册，看到别人拍的肖像，心里总有一股不服气，“看来看去，只有两种趋势呀：要么拍名人，拍得像雕塑一样，形象高大；要么就是拿名人的隐私曝光。我就问自己，叫我拍可以拍出什么来？”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一朝勃发，何肇娅拿着相机出门了。最初，她的镜头里还只有朦胧的雏形：“第一，不追拍名人，因为我不认识名人；第二，不拍男人拍女人，我胆子小，不敢在大街上把镜头对准陌生男人。那么女人怎么更好地表现？我常常闭着眼睛去感受。”
摄影：用胶片做着小说家、画家、雕刻家想做的事
2001年当何肇娅刚开始拿起相机进入摄影领域的时候，她的境遇是这样的：没人认识，没人组织，没人策划，没人赞助，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穿行：公园、弄堂、酒吧、咖啡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按照自己的眼光去选择代表某种符号的女性：含蓄、大气。她们不是最美的，但她们一定最能表达身为上海女人的那种韵致。
其实何肇娅最先想到的题材是40岁的女人。“因为我当时也是差不多那个年龄，我觉得，女人40岁以后很爱自己，虽然不知道老年以后的感觉，但是，40岁的女人真正会重视自己。”她觉得自己可以自如而娴熟地加入这个年龄的感觉，总觉得人都有共性，表现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也许就能代表最大众的一面。但是紧接着她发现这样就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想到日后办这个“女人40”的影展时，观众的注意力会停留到年龄的比较上，她出了一身冷汗。不行！于是她再一次放宽了题材，决定拍摄“上海女人”――她们既有可以形成主题的群体共性，又有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等足够宽泛的个人特质。于是何肇娅开始行动了，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寻找她理想中的上海美女。
“我刚开始拍这些照片真真‘作孽’，人家说我像同性恋似的到处找美女。其实我找的也不一定是标准的美女，而是有上海味道的女人。然后和人家商量，好说歹说，因为我没有报酬给人家，人家给我当模特是帮忙的。我真是过意不去啊，只好拍了照片，有人家喜欢的，就多印几张给人家。不过大多数人都肯帮这个忙。”这些人里有专卖店的销售员，有被养在豪宅的金丝雀，有大公司的会计，也有洋行的小姐。渐渐的，知道何肇娅的人越来越多，主动走进她镜头的人也越来越多。无名的弄堂大姐走进了她的镜头，阳台上用眼神编织阳光的阿婆走进了她的镜头，电台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走进了她的镜头，著名作家文化人也走进了她的镜头。“那时候我通过人介绍，要拍摄作家王小鹰。我打电话过去，考虑到她喜欢穿中式服装，我就将背景选择为豫园。我这样向她形容自己：很矮，背着照相机……她电话里马上说，我也很矮呀！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两人间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谈起拍摄中的人和事，她总是只记得那些开心的。
在何肇娅的摄影作品里，所有的女人都没有名字，她们在她的光影里，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假设；既没有背景，也没有身份；她们一起归零了，都成为一个女性符号存在于上海的境况之中。“曾经想过每个脸都连一个故事，但是不行，如果有故事，她会说一些自己爱听的，会做作。她单独跟你谈，可以说真话，但是她在你的作品里露着脸，就会不真实。”
慢慢做下来，何肇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她不断了解上海女人最细微的心思，她用上海典型的建筑作为一类上海女人的背景，她对上海女人的定位是从男人那里得来的――优雅、自爱、聪慧、神秘……经历了半殖民地文化和当今国际大都市氛围的上海女人们的服饰、姿态、情感都不同于其他国家和任何别的城市的女人，她们自成一体地形成一种符号。她们的姿势，或站或坐，或靠或倾，她们走过“巴黎春天”，来到旧房子的窗外，她们穿过自己家的客厅，在咖啡馆低头凝思，她们拿起香烟，手势叫人想起三十年代的好莱坞。而这些都是何肇娅精心营造和雕琢的结果，她说：“我用胶片做着小说家、画家、雕刻家想做的事。”
2008年何肇娅又与上海妇联合作，把镜头对准上海的名女人。何肇娅坦言，名女人比普通女人更难拍，“因为我必须发掘她们普通女人的一面，而不是她们通常展露于人前的光彩夺目、高高在上的一面。”她回忆说，有一次拍摄是和辛丽丽约在汾阳路上的一座小白楼前，当时辛丽丽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一身黑衣，整个人的状态就和在舞台上一样缜密、完美、没有破绽。可是生活中的女人应该多么柔软啊，何肇娅想，一定要找到角度拍到她柔美的一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摆拍瞬间，何肇娅发现辛丽丽即使坐在楼梯上时，都会不经意地踮起芭蕾脚，“那样一个无意的动作让她作为芭蕾艺术家的柔美感觉尽显。”而在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家里拍摄时，何肇娅发现这位能在舞台上把林黛玉演绎得我见犹怜的老艺术家在镜头前却显得有些紧张，于是何肇娅灵机一动，让王文娟找出一把扇子，“就在她低着头打开扇子的那一瞬，她的柔美风情展露无遗。”何肇娅说，在每次拍名女人之前，她都会做很多功课，“在去拍之前就要对被拍摄者有个直观了解，这样才能拍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
编织：仿佛是女人的本性
如同所有与时俱进的艺术家一样，何肇娅的ipad就是她自己最齐全的作品册，照片库里每一个文件夹都是不同系列的摄影作品，何肇娅兴致勃勃地打开其中一个给我，居然是――一组戴着各种花色围巾的男人。好吧，莫非她的下一个选题是“上海男人”？何肇娅闻言哈哈大笑，连说不会不会，这辈子都不会拍“上海男人”。“那这是――”我有点莫名，何肇娅解释说，其实这组照片本身不算她的摄影作品，“作品”是照片里的主角――当然，不是男人，是男人身上的那些围巾。
在何肇娅的记忆里，妈妈便是个特别爱编织的女子。于是编织仿佛成为DNA中的遗传信息，从妈妈身上流传到何肇娅身上。“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织点什么。八九岁时我就给自己织过半截的手套，还有袜子。”但真正让她和编织结缘的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血拼”经历。那一回，何肇娅偶然路过一个小店，发现柜台里放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宽宽的丝带。那些丝带被卷成了一筒筒地放在柜台里，精致典雅，漂亮极了。“我问老板，这是做什么用的啊？老板说，不知道，这些都是做外贸单子多出来的。”何肇娅至今还记得，当时那一筒丝带有300米，要卖70多元。“我当时就想，如果用来织衣服那该多漂亮啊。”可是算了算，一件衣服至少得用两筒丝带，那就是150多块钱，那个年代一件羊毛衫也只要15块啊。构想是美妙的，现实是残酷的，何肇娅想，太贵了，还是算了吧。
然而之后的日子里，那些漂亮的丝带每天都在何肇娅的眼前闪动，心里的那件霓裳也总是在脑海里浮现，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跑进店里买了两筒丝带回来。一筒翠绿，一筒橘黄，都是“弹眼落睛”的颜色。花了那么多钱，何肇娅想，一定要织一件漂亮衣服，要值这个价！于是经过一番构思，她用橘黄做主色，两肩的部位用翠绿织出叶子的形状，再去城隍庙买来许多银色的珠子和银线，按着叶脉的纹路在翠绿上绣起来。“最后做完的时候，我觉得太漂亮了，花一千块都买不到这样的衣服！”何肇娅说之后的几年里，这件衣服成为她最重要的一件出客衣服，穿到哪里都会引来惊羡的目光。
在何肇娅看来，编织仿佛就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粗的细的各色的线在手里，织出一件马甲，或者一条围巾，女孩子似乎永远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美好。怀着心思，织就心情，长长的围巾就在午后的沙发上从何肇娅的指间一寸一寸诞生了。细细去看，每一针其实都是最简单的针法，却因着颜色的搭配、材质的搭配、形状的搭配，使得那简单生动起来。何肇娅还会给每一条围巾都起一个名字，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到“早晨的太阳”，从“那天黄昏尘土飞扬”到“我们是交叉的两条线”等等，点点滴滴都是何肇娅创作作品时的情绪写照，而她认为，编织和画画一样，情绪高昂或低落，都会影响到作品的颜色和风格。在何肇娅眼里，编织围巾和拍摄照片一样是自己的“事业”，她甚至为这些“作品”举办过不止一次的展览，展览的主题当然不是阿婆阿姨一起织“围脖”，而是被她别具一格的赋予了崭新的诠释――软雕塑。对此，何肇娅解释说：“首先，围巾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家庭软装饰。现代家庭大多是简约风格，如果在角落里放个古董或大花瓶，就显得弹眼落睛。不如自己创意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雕塑，用几根竹枝裹上围巾，简单且充满乐趣。或者织物根据喜好排列组合，然后装裱成框挂起来，同样是种新尝试。第二，人体也是一具雕塑，在不同颜色和材质织物的包裹下，便具有不同的含义。而且每个人体会出的都是不同的味道。所以这一组作品我没有找女孩子或是专业模特来表现，而是选择了一个皮肤黑黑的男孩来诠释，因为他很自然，没有模特的职业性动作和造作的pose，非常符合我的设想。”
何肇娅认为，一个人可以不聪明，但不能没有情调没有品位，泡吧、烛光晚餐可能只能给你短暂的情调错觉，但决不会提升到成为一种生活品位，有时候品位就是把自己的创意付诸现实，这样生活才更精彩。
记者：你从一开始就把“上海女人”作为拍摄的唯一主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么？
何肇娅：刚开始拍上海女人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的。我觉得，人性是互通的――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惊喜与忧愁，应该在别的女人身上同样会有所体现。所以我在拍摄时，会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对象身上。我所选取的上海女人，都显得有些忧愁，或者孤独，因为那时我就是这样，觉得女人的情感本质是孤独的。
记者：从最先开始的“上海女人”到近年完成的“海上名媛”，跨越了十多年。你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的女人们有没有发生变化？
何肇娅：变化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在拍摄“海上名媛”期间，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了女人们的独立与开放。现在的女性活得越来越精彩，她们不仅在事业上能独当一面，在生活上也保持了原有的优雅品质，比原来更从容、更丰富。所以以前我的拍摄可能会更主观一些，如前所说，会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她们身上。现在则对她们更多了一份尊敬和理解，我会让她们更充分地展现自己，更主动地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些变化体现在作品上，可能就是少了很多我个人的痕迹，更多的是拍摄对象用她们自身的风采来说话。
记者：从事摄影以来，你好像一直在“孤军奋战”，既没有工作组也没有招助手，一个人工作不觉得孤独吗？还是你其实很享受孤独？
何肇娅：孤独，当然会，不过这种孤独是自己找的。其实小快乐很容易找到的，但没有追求贯穿起来，这些快乐就很零碎，没有力量，当然也不会有高潮的喜悦。那些杰出的人，一定都是能忍受孤独，并坚守孤独的。孤独是艺术家必须的营养。
记者：除了摄影和编织，最近你好像在热衷于设计项链，这项新兴趣又是从何产生的呢？
何肇娅：我最近确实很着迷于项链设计，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可以任由我去发挥，限制很少，所以我可以将内心的冲突完全编织进去――其实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编织。但摄影作品不同，你必须更尊重对方，让她们自身的气质说话：当你觉得我的作品静美时，也许被摄对象就具有这种气质。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做项链和编织是我情绪表达的出口，是自我对话；而摄影对于我来说，则是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一种对话。
记者：听说你设计的项链系列已经在锦江迪生开出了展览和售卖专柜，那可是世界顶级奢侈品云集的地方。所以，你今后会考虑转行做珠宝设计么？
何肇娅：我觉得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两件事只能做一件，两个梦只能完成一个。其实很多年前就曾经有商人要跟我合作经营编织品，我早期编织的丝带服装也曾在上海赫赫有名的和平饭店、建国宾馆、华亭宾馆等处卖出过当时2000元的“高价”，但是我还是情愿拍摄上海女人，虽然人很辛苦，虽然没有丰厚的经济回报，但那是我最初的艺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