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由集聚转为扩散了吗?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章利用Ellision 和Glaeser提出的γ指数，对1987年-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13个2位数行业的集聚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呈现出整体增长态势，但2008年前后开始下降，出现倒U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差异在持续扩大，两个地区的集聚走势构成“喇叭形”；但2008年后东部有重新集聚的趋势，西部的制造业却在一直扩散。这对我国在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提供了经验的参考数据。

【关键词】制造业集聚；演化态势；增长

一、导言

产业集聚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已成为各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织方式。“第三意大利”的传统产业集群、美国的硅谷、东京大田区的机械产业核心区和我国的中关村，这些产业集群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制造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集聚情况对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稳步增长，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1997年后，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负面冲击的同时，也促使大量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许多行业都达到了高度集聚的水平。

目前，对于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测算大多是截至到2007前，很少有实证研究关注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产业集聚的走势。2008年的危机，推动了中国产业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制造业的集聚走势肯定也会有所变化。文章拟将对中国制造业13个两位数行业1987年-2011年间的集聚情况进行测算，着重关注08年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并分析金融危机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差异影响。

二、测度指数、行业及数据

对于产业集聚的测量，常用的有行业集中度（CRn）、赫芬达尔指数（HHI）、Hoover指数和区位基尼系数。这些指标易于操作，但未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通常作为参考。Ellision和Glaeser提出的γ指数，弥补了上述缺陷，目前用得十分广泛。本文采用该指数来测度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情况。

γ指数的公式为：

其中，G是产业在某个区域的基尼系数，该系数越大，表明该产业在地理上越集中；S1，S2…，SM为i区域某个产业的就业人数占该区域就业的份额；Xi为区域i所有行业总就业人数占经济体总就业的比重；H指数反映企业规模分布，该值越大，表明市场上企业规模分布的不均匀。

γ系数是一个相对值，并不是一个绝对标准，为了便于比较，Ellison和Glaeser给出了一个参考的标准：γ0.05为高度集聚。本文采用这一标准来评价我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从1987到2011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体系进行了三次修订和调整，实施过四套体系，分别是GB/T4754-84、GB/T4754-94、GB/T4754-2002、GB/T 4754-2011。选取2位数行业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各行业在各个体系中没有大的调整，能进行跨年度的比较。经过筛选，最终选定了13个行业①。

本文采用就业人数来计算γ指数，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就业人数的口径在1987-2011期间有过数次调整。经过反复筛选，最后选取了1987-2011年间15年的数据，分别是1987-1990、1992、1997、2000-2003、2007-2011。

文章将从两个层面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分别是全国层面和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作为两个地区来测算。在计算全国的集聚水平时，仅指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分为两个经济体时，按照我国的传统划分法，东部地区的11个省（市）视为一个经济体，其余20个省（市）也视作一个经济体，即传统的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全国制造业集聚的演化趋势：2008年后开始由集聚转为分散

首先我们用γ指数对全国的集聚情况进行测算。从测算的数据看 ，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有二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较高。测算中的13个2位数行业中高度集聚的有7个，中度集聚的1个，轻度集聚的有2个，只有3个行业没有发现集聚现象。其中，C28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集聚值最高，为0.151；这是由于化学纤维的产量于1998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大部分企业集中在我国东部，集聚程度非常高，而且这种趋势仍在进行。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的集聚程度非常高，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三个行业的最大集聚指数都达到了0.1以上，符合我们的直观判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行业与各地的偏好和一定的环境密切相关，分散在全国的各个地方，没有发现集聚属于正常；而对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较为依赖的C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集聚。相较于1987年，有超过半数的行业在2011年的集聚程度增长超过了200%。

二是产业集聚已经开始扩散，制造业整体显现出倒U型曲线走势。观测的行业中，其中有6个行业达到1987年以来所有观测年份的最大值，之后产业集聚值开始下降，也就是有将近半数的产业呈现出倒U型。像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下降。

为了进一步分析整个制造业集聚的情况，我们将这13个2位数行业分别进行加权，权重为各个行业所占制造业的比重，最后得出历年制造业集聚的走势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由轻度集聚行业上升到了高度集聚行业；但 2008年后，制造业开始分散，到2011年，制造业的集聚指降为0.064，年均下降约为4%。

（二）制造业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态势：扩大的“喇叭形”

为了进一步观测制造业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集聚情况，我们将全国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经济体考虑。东部的11省（市）与中、西部20省（市）的就业人数规模相当，因此得到的产业集聚指数能够直接比较。与全国的一样，先是算出13个2位数行业在两个地区的集聚情况，然后分别对这这些行业加权求得平均值。

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在两个区域的集聚走势构成了“喇叭形”。2008年金融危机的对东部和中西部的冲击，影响的程度不一，对中西部的负面影响大于东部。1997年之前，两个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差异较小，97年以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快速集聚，到2008年达到极大值0.073，而后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东部地区的集聚指数下降，但比较平缓，年均2%。而制造业在中西部的集聚走势，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1987年到2008年20年间，产业集聚程度变化甚小，2008年后急剧下降，2011年制造业在中、西部地区的集聚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0.033。需要注意的是，“喇叭形”从1992年开始形成，到 2011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集聚值差距达到最大的0.036。2008年后，这种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三）分析

通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测算，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三个趋势：一是制造业集聚程度整体增长，但2008年后前后出现了拐点；二是我国制造业主要在东部集聚；三是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地区的集聚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关于前两个趋势，符合我们的直观感觉。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已经形成东部“隆起”，中西部地区“凹陷”的局面，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模型（krugman，1991b）相符。东部地区由于沿海靠近国际市场，历史文化积淀厚，加上政策的倾斜，东部在吸引劳动力、外资等要素方面的优势明显，使得大量劳动力从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的农业，向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转移。

2008年后出现拐点，是集聚力和扩散力对比的结果。制造业在东部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地租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等，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等外部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产业扩散的离心力变大。这种压力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集中释放，一些制造业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

第三个趋势令人意外。直观感觉应该是东部与中、西部制造业集聚的差异在持续缩小，两条趋势线构成闭口的“椭圆形”，但现在观察到的却是开放的“喇叭形”。我们认为导致这种趋势的原因有两层：

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2003年以来我国东部的产业并没有大规模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不足，东部企业缺乏往中西部转移的动力。即使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部地区淘汰后，也是向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转移。这是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集聚水平长期没有提高的直接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已经开始新一轮的产业集聚，但由于可供观察的时间尚短，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东部制造业的集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是将中、西部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第二轮集聚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契机，东部地区通过调整、升级和优化产业结构，已经形成新的集聚优势。这一轮集聚转移的不是农村低效率的劳动力，而是制造业企业和工人，真正意义的制造业集聚刚刚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在进一步集聚为制造业中心。

四、结论

文中主要利用了Ellision和Glaeser所提出的γ指数对1987-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13个2位数行业的集聚情况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整体呈现出倒U型走势。1987年至2008年间为持续增长，之后出现拐点，开始下降。其中增幅最大的为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有些资源依赖型的行业集聚程度也呈现出较高的集聚。原因主要是由于东部制造业的集聚过程尚在进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仍有流向东部的激励，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集聚下降是一种内在的趋势。在推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时，政府应考虑这种客观规律。中西部在积极做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同时，应充考虑这种集聚趋势所带来的资源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统筹安排，分工明确，与东部地区互为补充和支撑，体现优势，实现与东部与中西部的协调、共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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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iangyong Lu， Zhigang Tao.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a’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5 （2009） 16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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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安华（1979-）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产业政策。

①这13制造业的2位数行业分别是：C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7纺织业、C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7医药制造业、C28化学纤维制造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3金属制品业、C34通用设备制造业、C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仪器仪表制造业。

②作者共测算了15年γ指数，详细计算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9232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