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者“说”

从副处长到民企总监：“很多人认为我疯了”

2013年4月，39岁的王先生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一跳槽“下海”，从上海市级机关一名副处级的公务员，成为一家大型网店的外事总监。“转型”将近一年，王先生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很肯定：“我觉得在企业工作更适合自己的性格，虽然公务员的工作也不错，但企业更适合我，让我人生有了新的发展。”

王先生说：“我觉得，任何职业是不是‘热’，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关键还要看是不是适合自己。我曾经和新加坡某跨国公司高层聊起中国的‘公务员热’，他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过量的精英人才挤进公务员队伍是很不正常的，对社会发展并不很有利。”

从副处长的岗位上“跳槽”去民企，在很多人看来是“疯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王先生也遇到了来自家人和好友的劝阻，但他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大学专业是学政府管理，2000年硕士毕业后就进入市级机关工作，一干就是13年。”王先生说：“随着工作时间增长，我觉得自己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心理感受上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工作激情。机关工作要求的是稳重，不出事；但我希望在我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突破，去拼一下。”

相比在公务员系统收入和工作量的四平八稳，进入企业工作的王先生感触更深的是快节奏、高强度和新突破。“我在企业担任对外事务总监，做行业政策和动态分析、公共关系维护和日常的行政工作。”王先生说，“当然，收入也比过去要多。但我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自己人生的阅历和发展。”

重返北上广：“我扔掉的只是铁饭碗”

“70后”的吴峰、高薇夫妇2003年分别从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读完硕士毕业。毕业后，两人并未和大部分的同学一样，选择留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而是一同回到老家安徽蚌埠，双双进入了当地公务员队伍。

“收入不高、工作清闲，日子过得四平八稳。”这是吴峰对那段时间生活状态的评价。吴峰坦言，那时两个人每月收入加起来还不到5000块钱，虽然在当地还算说得过去，但每当看到不少同学在北上广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事业风生水起，心里总有不甘。更让他害怕的是，单调的生活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懈怠平庸无一技之长的人。

2008年，30岁的吴峰毅然决定辞去公务员的工作去上海寻找机会，妻子高薇也决定辞职跟随丈夫一起。“其实在这个年纪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挺大的勇气，当时也遭到家里大力反对。”

通过同学的牵线搭桥，两人分别在上海一家金融企业和一家外资公司就职。经过5年多的努力，他们分别走上了中层管理岗位，两人加起来年薪超过百万元。

吴峰说，他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公务员岗位大多数是讲资历乃至讲关系，职业拓展性比较狭窄。企业相对来说讲能力的比重要大一些，可以积累自己的人脉渠道和职业经验资本，流动性和晋升的速度都比较的快。

从国家机关到投行：“我不想被温水煮蛙”

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张建2011年通过国考考入国家某机关单位，2013年4月辞职，进入北京一家投行就职。

谈起离职原因，张建说首先是收入问题。公务员的收入确实比较低。“我之前所在的单位，我们一起进去的年轻人，每个月工资就只有4000块钱左右，光是租房、吃饭一系列的日常开销都要用自己以前的积蓄来贴补，更别说结婚买房、安家落户了。”张建说。

张建觉得，公务员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大多数事情只需按部就班，灵活度比较低。“长期处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很难找到成就感，感觉就是在熬，会与时代脱节。从我个人还是希望到社会上闯荡，干出一番事业来。”

再者，随着时代的变迁，公务员原先身上的光环、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医疗保障都在发生变化，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从晋升的角度来说，还比较看重论资排辈、关系背景。而在一些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里，主要就是看个人能力。

“其实我知道，身边不少公务员的朋友有过离职的想法，但是像我这么坚决跳出来的不多。也许是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时间长了没有勇气离开这种稳定的环境。”张建说。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