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举人”(下)

新科举人的荣耀光宠，是从放榜那一刻开始的。放榜这天，在全社会的期待中，有鼓乐、仪仗、兵丁护送榜文，顺天府到府尹衙门、各省到布政使司衙门或巡抚衙门前张挂。一时间，万人空巷，即便与这次考试完全没关系的人，往往也会前往观看，分享他人“金榜题名”的喜悦。

从唐朝开始，各州县经过解试选拔后向中央举送人才，地方官员会仿效古代乡饮酒的礼仪，请中试者赴宴，一者对其中选表示庆贺，再者为其赴京城参加省试送行。因为宴会上要唱《诗经叫・小雅》中的《鹿鸣》，所以宴会也称“鹿鸣宴”。明清时，在乡试放榜后的第二天，也循例举行鹿鸣宴。这是为新科举人举行的庆祝宴会，一般由巡抚主持，在各省布政使司衙门或巡抚衙门举行，诸考官及中式的举人参加。宴会上除了歌唱《鹿鸣》外，还要跳“魁星舞”，以期神助文运，能在行将来临的会试中及第。

由于参加乡试的人比较多，试官一时难以校阅评定，评阅试卷的工作，往往要迁延半个月之久。这期间，一些贫寒的士子，因为负担不起在省城的资费，早已回到家乡，并不能参加鹿鸣宴。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本来参加乡试就没有盘费，所以“出了场即便回家”。放榜的那一天，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已经是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没有办法，范进只好抱着家里一只生蛋的母鸡，到集市上去叫卖。他走后不到两个时辰，报喜的人就一批接一批地来了，原来他高中了广东乡试的第七名。他母亲“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他儿子”。那邻居飞跑到集上，看见范进抱着那只鸡，手里插着一个表示要出售的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他开始死活不相信。由于邻居的执着，他才中断了卖鸡的营生回家。

有的人因为贫穷不能参加鹿鸣宴，有的人则因为各种原因，得以重宴鹿鸣，也就是两次参加鹿鸣宴。一个人如果及第足够早，年寿足够长，60年之后，遇到与自己当年同一个甲子纪年的乡试，他可以以同年的身份，再次参加鹿鸣宴。虽然大家都是同年，但因为他年纪大，资格老，这种现象也少有，所以无论是与宴官员，还是新科举人，都对他特别尊重。“而且遇到这种情形，则皇上一定加恩，官员则一定高升一步；在乡间的举人，也要赏一教官的头衔，从此也算是国家的命官了。所以遇到此事，都要大大的庆贺一次，比原中举之时，还要热闹得多，本来也是百年不遇的事情”(齐如山：《中国的科名》第83页)。

一旦乡试及第，一夜之间，就能迅速获得众多经济利益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清朝规定，新科举人，顺天府由礼部、各省由布政司发给牌坊银20两。20两银子，这已经是当时普通百姓两年的劳动所得了，此外，官府还要发给新科举人顶戴、衣帽和匾额。不一定个个举人都会修建牌坊，但制作牌匾或他人致送牌匾，在当时则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第三、四、五名经魁，第六名亚魁，余日文魁”(《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09页)。我们在科举博物馆见到的那么多“文魁”的牌匾，就是因此而来。

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一个书生家中贫困，向亲友借贷，但均遭拒绝。中举后，亲友纷纷前来巴结，送钱送物，趋之若鹜。书生经历了这番人情冷暖，感慨万千，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回忆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焦枯，贫无一寸铁，赊不得，欠不得，虽有近亲远戚，谁肯雪中送炭；侥幸今年，科举头、二、三场内，文章皆合适，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范进的事例，也是这一人情世事的生动写照。范进在童生试考试中，本来得的是第一名，考官周学道也称他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发达”。可当范进参加乡试没有盘费，去向他的丈人胡屠户商借时，却被胡屠户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数落他中秀才并不是因为他的文章好，而是试官见他年纪大、不好意思不录取而取中的：嘲笑他想考举人、想中老爷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要求他趁早收心、老老实实做一个塾师，每年挣几两银子养家糊口；挖苦说如果借盘缠给他，结果只是把辛苦杀猪赚得的银子“丢在水里”。范进不甘心不试而败，瞒着丈人参加了乡试，并一举高中。

范进中举之后，他的丈人胡屠户闻讯后提着七八斤肉、五千钱前来贺喜，这些钱成为打发三批报喜人的赏钱。当范进为此向丈人拜谢时，“胡屠户再三不安道：‘些须几个钱，不够你赏人’”。随后，同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别号静斋的张乡绅，尽管与范家一向有失亲近，这时也以“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的身份前来贺喜。见范进实在清贫，他先是出手阔绰地给了50两银子的贺仪，接着又将自己在东门大街上一套三进三间的房子送给了范进。胡屠户一天杀一头猪，所得不过一钱的银子。所以当他拿着五千钱前来贺喜时，他的几个儿子便不肯。胡屠户想到“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这才不顾儿子的阻止，毅然决然拿了来。“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儒林外史》第三回)。

乡试中式之后，举人的前程似锦，出路有多种选择，都能左右逢源。首先，中举人之后，也就获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可以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一个人参加乡试，可以有多种途径，而参加考进士的会试，则是举人的特权。即便至高无上的皇帝，想让一个人参加会试，也要先赏他一个举人，使得他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否则便不能参加会试。从乾隆年间开始，即便考不上进士，在参加三次会试之后，可以参加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进行的拣选，称为“大挑”。大挑仪式简单，不作文，不考试，只要在试官那里面见一下，就能决定去取，而且往往是十人一起谒见。大挑录取相对容易，一般是每六年举行一次，十取其五。被选取者分为二等，一等取两人，以知县用，称大挑知县；二等取三人，用作学官，或者是州的学正，或者是县的教谕。

其次，乡试中第之后，即便会试不中，也不参加大挑，“即按班次，亦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或身膺民社，或职司秉铎，并有从此渐跻仕者。其出身之途，甚关紧要，非诸生之不得中式、仅以顶戴荣身者可比”(《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五一)。清朝初年，会试下第的举人，可以考授推官、知州、知县、通判等官。后来由于进士选官的挤迫，举人入仕之途逐渐壅塞，要选任知县，往往需要等待30多年。人生苦短，时日无多，长期等待不是办法，从朝廷到举人自己，都只好别开新途，另找门路。举人

的出路，也因此每况愈下，主要是担任各级各类的学官和教职。一是担任州学正、县教谕；二是担任八旗宗学和地方官学的教习；三是担任书院的山长。由于进士大都选择做官，秀才主要担任启蒙教育的塾师，“如此一来，山长一缺，便也成了举人的专利品了。所以中了举人之后一生靠当山长生活者，占了大多数”(《中国的科名》第93页)。除了担任知县之外，举人无论担任怎样的教职，都可以参加会试。这也意味着，学校和书院不过是他们在科举之路上暂时歇脚的驿站。他们处在亦教学亦备考的过程中，具有学官或教师和考生的双重身份，这被看做是举人最便宜的一件事。

举人被现代研究者列入上层绅士之列，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一旦中举，也就获得了“一命之荣”。这时刻印章，可以加一个“臣”字。一般人只能用“某某印”或“某某之印”，而举人则可以刻“臣某人印”，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了国家官僚队伍的序列中。百姓见知县，需要跪拜；秀才见知县，名为禀见。而举人与知县交际往来，则完全平起平坐，属于拜客的性质，可以称兄道弟。如举人可以随时给知县写信，下款称“治愚弟某某”，也就是所管辖下的兄弟的意思。在等级严明的社会中，一些官员居官自傲，对比自己职分低的人，往往“端茶送客”：“谈完话后，主人便把盖碗茶一举，表面的意思，是我们话已说完，请随便喝茶吧，可是规定的习惯，这就是送客。所以每到一举茶杯，则帘外下人便高声呼日送客，客人也就得告辞了。这种规矩，是来客或辞或坐，必须听主人的意思，客人不得任意辞或止也。”(《中国的科名》第95页)“端茶送客”实质上体现的是主客不平等的关系，知县对秀才，可以如此，但对与自己平等的举人则不能。

中了秀才称为相公，也称先生；而中了举人，则称为老爷。不仅百姓这样称呼，而且朋友间书信往还，也用“老爷”的称呼，以表示礼敬。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指出“老爷”或“大老爷”称呼的出现和流行，体现了上骄下谄的世风。“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夏雪》)。可见康熙前期，举人还只是称“爷”，后来就和进士一并称“老爷”了。不同的是，进士的儿子，也称少爷，而举人之子，则没有这样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