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举人楼的百年秘事

从清朝到民国，从贵州到重庆，又从穿斗式到歇山式，北碚蔡家岗镇的举人楼不仅见证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筑史上西学东渐的演变潮流，更是见证了陈家以及同时期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贯穿于整个故事始终的，正是陈家人所奉行的“上进”、“慷慨”、“正义”以及“宽容”的四大美德。

编者按： 每一个城市都埋藏着无数记忆，时间久了，有些不为人知的记忆，就会慢慢变成这个城市的秘密。可是，从记忆变成秘密的那些往事，它们并不会真的消失，它们会永远呆在原地，在疯长的野草堆里，向上，或者向下，固执地生长，永不停息……

就像蜗牛始终背着重重的壳一样，城市里，每一个具体的秘密都蜷缩在自己独一无二的壳里。唯一，是它们存在的方式，是它们存在的尊严，也是它们存在的意义。

本期，记者将带领大家穿过整座城市，在上个世纪的慢时光幻觉里，走进一座老宅，走近它背后前世今生的珍贵秘密。

2006年，重庆像所有急切成长的孩子一样，开始四处招兵买马，铺路修桥。当时，作为中环快速干道范围内的北碚蔡家岗镇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有一个尘封已久的故事从它们眼皮子底下复活。当时，按照事先的整体规划，干道会经过北碚蔡家岗镇莲花村酢房沟的一个占地约10亩，建筑面积960平方米的大院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干道施工队的掘进方向却毫无征兆地发生了改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中环建设不惜增加成本，在原定路线基础上，向北移动了80米呢？在5年后的今天，这座神秘的大院又变成什么样了呢？院子里的那些故事是醒着，还是又沉沉睡去了呢？它们在时间的千回百转里，是越来越清晰可辨，还是终于被时间击败，和风声雨声一起雁过无痕了呢？

带着疑问，更是带着对城北那个重要的地标记忆的留恋，记者穿过整座城市，钻进了一条时光隧道，试图去亲手修复一个世纪前那些流离失所的记忆。

从北碚到蔡家岗，一路颠簸的老公共汽车，一个接一个的小山洞，还有，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枝唰唰唰地扫过车厢，忽明忽暗地相互交错，像极了《观音山》里火车穿过山洞的长镜头。不过，这一切都只能算是谜底揭开的前奏。到了蔡家岗，一打听，距离此行的目的地陈举人楼还有一段路程，于是，记者只得转乘摩的前往莲花村酢房沟。司机将我们留在一个小山坡旁的公路上，指着一个几乎被大树和杂草湮没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就是这里了。

没有现成的路，只能在乱石和杂草中摸索。好不容易来到围墙外，却找不到进去的大门。只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旁，一个爬满藤萝和青苔的断墙上开着一个很小的洞――记者估计，这应该就是大院的侧门了。看样子，这座楼应该是废弃多年，早已人去楼空了。墙外，芭蕉树、银杏树，已经牢牢地将整座大院包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座大院才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得如此轻而易举。

从西方到东方的建筑风格

从墙上的小门钻进去，是一间已经不能辨认用处的独立小平房。院子里的确没人，除了参天的大树，就是高过头顶的野草，使人简直没办法一眼看清院子的整体布局。钻过刺丛，然后爬上一段梯子，便是一条小回廊，举人楼的主楼在这条回廊的右边。虽然岁月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印迹，荒草又步步紧逼，但举人楼当年的风姿还是依稀犹存。记者站在高处大致目测了一下，举人楼约占地10亩，建筑面积大概达到了960平方米。

整个举人楼共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大院主体建筑、后花园和大院前平敞的院坝。从现存建筑来看，大院应该是依据自然形成的坡地，把最高处作为后花园，把最低处的平坝作为院坝，而把大院建在坡地“腰”上。除了坐西北朝东南的这座两楼一底的举人楼主体，还有一个连带的四合院。记者数了一下，院中的举人楼共有20间房，而四合院的房间数更是达到了40间之多。按照房屋的布局来推测，四合院当为仆人所住，由此可见当年陈家的人丁之兴旺了。而呈中轴对称结构，每侧有五个开间，每个开间内的柱脚都有1米多高的壁炉，廊道上又有拱形门的举人楼主楼，毫无疑问就应该是当年举人及家眷和客人的住房了。记者仔细辨认了一下，这座占地约480平方米的阁楼是歇山式屋顶，它八字朝门，柱头上雕刻着各式各样的花纹，处处都显出典型的西洋IONIC（爱奥尼克）风格，屋内的天花板上也雕刻着多边形和圆形的标徽；而与此同时，阁楼里又有重庆最土著的穿斗风格，显然是中西混合的，典型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折中主义建筑形式。

从清朝到民国的风云际会

那么，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又是为了什么，大兴土木修建了这栋楼呢？要破解这些谜团，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852年初，当太平军正忙着从永安突围，而几个月后，又忙着水旱两路从岳州起程进军湖北的时候，在湖北孝感的一户人家中，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出生了。他的出生让家人暂时忘了门外的兵荒马乱和动荡时势。这天夜里，这个婴儿的父亲在沉思良久后，慎重地写下了“陈介白”三个字，这是他给儿子的命名，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清清白白做人。历史证明，这个叫陈介白的男孩并没有叫他的父亲失望，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时候，也就是英国出兵，攻占我隆吐山、亚东等要隘后的这一年，陈介白得偿所愿，考取了当年的恩科举人。中举后，陈介白被委派到贵州梓潼做官，平静的度过了二十多年时光。

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怎么阻止得了历史的车轮从自己身上碾过？很快，辛亥革命便像一把大火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迅速蔓延开去。那时候，群情高涨，各地民众都渐渐受到民主共和思潮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期间，陈介白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到了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跪在养心殿东暖阁红毡子上正忙着劝说眼前这对寡母弱子――宣统帝溥仪和他的母亲隆裕太后。袁世凯动情地说道：“太后，海军尽叛，天险已无，民军对于朝廷感情益恶。退位吾当立保优待，于紫禁城颐养千年。若革命党至，臣将无可奈何！”说完泪如泉涌。隆裕太后望着满洲亲贵，泪水洗面，垂头丧气。这时，庆亲王奕也在一旁沮丧地劝道：“太后，咱们已无兵可用，除了接受退位再没有别的出路！”

良久，太后才含泪说了一句：“还有何说？你去拟旨便是。”说完，她放声痛哭。袁世凯早有准备入呈，隆裕只得将钤印御宝交与袁办完这最后一道手续。至此，清政府作为一个朝代，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中国从此进入了中华民国。

眼看着，曙光已经来了，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横生枝节，总是一再地反复，轻易不肯撤退。在清帝退位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袁世凯又岂能安于既得的一切。经过精心的部署，1915的12月，袁世凯举行了重大的称帝仪式。而在这之前，袁世凯可谓是费尽心思，做足了场面功夫。他下令让各县推举一人前往省城“共商国事，密授机宜”，以威力迫使各地有识之士支持他的。

诏令下达到陈介白任职的贵州梓潼时，作为县里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按理说，陈介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不二人选。于是，县人们都推他前去。而且，这时候，陈介白昔日的许多同僚也都纷纷劝说他投靠袁世凯，以求自保。

可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介白又岂肯做唯唯诺诺的猥琐之辈？于是，在这风口浪尖的时刻，陈介白就像他父亲当年给他取名时所期望的那样，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说不。面对众人的推荐，陈介白没有怒不可遏，他只说了一句：“吾虽老无壮，不能为新莽陈颂功德。”然后扬长而去。接下来，不管县人如何上门游说，他都坚拒不肯行。

当游说的人群散去后，陈介白吩咐家人立即收拾行李，就这样，他毫不留恋地挂冠而去。而这一次，他所选择的隐居之地，不是别处，正是北碚的蔡家岗镇。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说清为何当年陈介白会选择北碚作为自己余生的归属地。总之，他带着一家人，风尘仆仆，从贵州来到了重庆，并在重庆城北，一住就是20余年。

从贵州到重庆的家族大迁徙

来到蔡家后的陈介白，对于现实并没有袖手旁观，此时，他虽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仍然日日不忘报国。只是迫于时局的动荡，烽火的不断，他选择了以文救国的道路。陈介白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庚虞和陈谨怀在隐居蔡家岗镇后，很快就着手设馆教学，开始教书育人之业。他们在陈家祠堂兴办起了学堂，并亲自教授。平日里，陈介白不仅大力兴办教育，还十分乐善好施、同情百姓，经常与路过的乞丐聊天，并经常把一些米发放给乞丐，深得当地百姓爱戴。

不久，等到办学一事逐渐步入正轨，儿子陈庚虞便放心地重操旧业，转而从武。正所谓虎父无犬子，从武的陈庚虞很快就崭露头角，担任了当时的巴县团练局局长、参议员等要职。1933年，为了让父亲陈介白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陈庚虞专门请了外国设计师亲自到北碚设计和修建了举人楼。历时三年，终于在1936年全部竣工，使得83岁的陈介白虽然没等到新中国的成立，但至少还是在离世前一年亲眼看到了整个工程的完工，多多少少减轻了一点他心底的遗憾。

在走访的过程中，有村民告诉记者，现在陈举人家的后人好像已经移居台湾，而这座大院在解放初期，也已经由举人的另一个儿子陈谨怀将举人楼捐给人民政府。此后，该楼不仅办过乐一中学，在1957年至1963年期间，还做了一段时间的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分院。之后，在1966年至1980年又被208地质队购用来搁置设备。更往后，便是是由国营845厂购买作为厂汽车队停车场至今。

记者离开时，已是夕阳下山的时候，院内除了草木深还是草木深。有风从后院的竹林穿过，沙沙沙，沙沙沙，叫人有了李叔同留在《送别》里的情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是啊，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又有山。而我们的北碚蔡家岗镇的举人楼，从清朝到民国，从贵州到重庆，又从穿斗式到歇山式，不仅见证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筑史上西学东渐的演变潮流，更是见证了陈家以及同时期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陈家人的“上进”、“慷慨”、“正义”以及“宽容”也血液一样渗进了这个院子的骨子里。自始至终，参与了我们对重庆城北，上个世纪那些流离失所的记忆的修复。